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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中国文化的习性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构

——关于落后地区农村经济、文化现状的调查总结报告

更新时间:2012-03-06 00:06:32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反而陷入一场自相矛盾的无休止的争吵中去?这个问题又进一步促使我们思考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五四以来从西方引进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迄今为止究竟有没有在中国这片天地获得自己的定位?它们究竟有没有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找到自身存在的根基?

  五四以来,我们不仅引进了许多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学说和学派,而且借用它们的方法、思路或受它们的影响和启发而建立了许许多多“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然而在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挑战面前,它们却往往象纸考虑一触即溃,尽管它们时常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在深宏博大、积淀了5000年之久而已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习性和整合之道的民族性的大地上空,却往往只能象空中楼阁一样飘忽不定缺乏根基。多年来,不少学者试图把西方的人文一社会科学的某些流派的思想观点用之于分析中国的问题,然而这些将西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努力往往总是由于缺乏对中国文化习性的透彻领悟和把握而显得力不从心。问题在于:5000年来中华民族在其生生不息的生存河流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自己民族独有的文化习性、文化心理、生存方式、人际关系、精神世界、价值认同、民族性格,并由此必然地决定了中华民族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趋求和自我整合的规律;今天虽然中国社会在制度和物质层面等方面都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巨大变迁,但是上述这些民族文化的习性及由此决定的价值趋向、自我整合规律仍无本质的变化,一切未来可能诞生的中国人文一社会科学都必须建立在对上述一系列民族性、民族文化性格的认识之上,否则中国的“人文一社会科学”讨论只能象空中楼阁一样缺乏根基,只能会导致出现上文所述的那种人文一社会科学的话语危机。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上述问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给予充分的探讨,因而可以说:我们今天虽然可以谈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或站在它们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但是那些可以称之为“中国”人文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迄今为止并未真正出现,或者说是尚在期待和建构中的事物。

  

  (三)

  

  为了进一步搞清上述问题,1995年2月,笔者在安徽省枞阳县开展了一次有关农村经济文化现状的实地调查。本次调查中我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站在现代人文或社会科学的立场上给予当今普遍盛行的精神价值危机(道德崩溃、精神崩溃、腐败盛行、良知丧失、信仰瓦解……)以一个恰当的解释。结果,在实地调查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现有的人文一社会科学理论在解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时根本缺乏力量和有效性。相反,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旧的思维框框和理论范式中彻底地走出来,按照全新的范式来思考问题——即直接认为我们所遭遇的现实是一个本质上与西方社会(或人类其它文明形式)迥然不同的社会,它有自己独特的人际心理、文化习性、整合之道等等。对于这一社会所具有的问题真正有效的解释和解答,建立在对于上述文化习性及该文化习性所决定的,特有的社会整合之道的把握之上。具体说来,笔者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当今所谓的精神道德危机既不是伦理道德领域的事,也不是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社会等某一个领域的事情,它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有机整体的事情,这个有机整体同时包含了上述诸多领域中任何一个领域都密切相关,如果在调查文化价值问题时仅仅局限于文化、道德等现象本身,而不考虑其他社会领域,其结果必然发现能够调查的材料太有限,以致于到后来很难再调查下去,因为每一个精神道德问题,几乎都同时不是这个问题本身,而是与它之外的某社会因素紧密相联;可是一旦你的调查涉及到文化价值某一项因素,比如政治因素,你就必须同时涉及文化价值之外其它几乎各种因素,包括法律、经济、教育等等因素,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只有在共在的系统中相互依存,共生共长;哪一个因素都不能被抽离出来单独研究。比如说一些农民进城坑蒙拐骗这一不道德行为不仅仅是由于道德境界问题,也不仅仅是由于政府管制不严,而可能与其家庭经济情况有关,也同时与其文化素质低及法律不健全、社会风缺陷败坏等一切因素都密切关联,难以明确区分。结果为了使自己的文化素质低及法律不健全、社会风气败坏等一切因素都密切关联,难以明确区分。结果为了使自己的文化价值调查能够进行下去,就必须把自己的调查对象——枞阳县义津镇这个方圆数10里、人口4万多人的小镇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搞清同时包含上述诸多不同领导匠“五脏俱全”的有机整体(义津镇)内部是怎样运作的,在运作过程中它的各个环节是如何组合起来的,然后再来思考我们所关心的精神道德问题又是如何与该有机整体——相关的。也就是说,它认为:所谓的精神道德危机不是某个具体领域所单独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运行过程中出了故障,结果必然表现为精神道德问题,如果不从前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那种学科分割的范式中走出来,至多只能得出社会各不同领域同时对之负责任的结论来,而缺乏整体的眼光。

  在对义津镇的调查中,我就是试图把它当作一个整体,分别从农户收入、政府行为、谋生渠道、社会风气、地方教育等不同角度来共同揭示这个整体是如何运作并出了毛病的,从而试图不是从局部的因果关系而是从整体的运动规律的角度来说明导致当前的精神价值危机的根源。它是一份为了反省当今的文化价值问题而写却不可能把文化价值问题当作主题和专门内容的综合性报告。

  其次,社会风气象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产生着强大的支配作用。本来,社会风气是由人造成的,只有大量的同类行为聚合起来才能成为风气,然而本来作为结果产生的东西召集却反而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动因。这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却又十分明显的事实。

  在调查中,笔者接触了当地各种不同层次的人物,有普通农民、村镇干部、学校教师和领导等等,这些人无论是近年来捞到好处的还是没有捞到好处的,几乎无一例外地牢骚满腹,哪怕是那些靠改革开放政策发了大财的人同样是怨声载道,不满情绪甚高,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当前社会的道德风气十分不满,另一方面却又都以社会风气为挡箭牌来为自己正在干的可能是不道德、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辩护。指责社会风气不好和自己干不道德行为成了相得益彰、相互支持的两个方面。人们指责社会风气的情绪背后可能暗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对自身处境不理想的埋怨和不满心理,二是对自己当下正在干的不道德的勾当构成一种解释——既然人人都不讲道德,既然社会风气是如此,那么我也只有这样了。老百姓觉得自己吃了亏,政府官员也觉得心里有委屈,没有人觉得满意,也没有人认为自己有什么责任,社会风气这演唱会“看不见的手”却似乎可以成为一切罪恶行为的最后渊源。老百姓怪学校乱收费,学校怪地方政府腐败,地方政府怪社会风气不好以致难以治理……是谁把社会风气搞坏的?许多人说这是由于政府部门官员私心太重、腐败堕落、执法犯法导致。可是如果你去谴责你所接触的任何一位腐败官员,他都会发自心底地感到不服,他心里事实上确实很委屈,因为现在也并不是他一个人那样做,现在社会风气就是这个样子,人人都在腐败,都想通过当官发财,你若不那样做反而显得不正常、不被人理解了。他会说,“既然别人这么干可以,我唐人街邓小平可以这样干呢?比我腐败的人多的是,你为什么不去谴责他们,偏要来谴责我呢?”

  也许读者要说:尽管社会风气的作用如此之大,但是事实上很难把它当作衡量社会状况,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独立变量。因为社会风气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一个推卸个人的社会责任的托辞,在任何一种社会风气背后都存在导致它产生的具体原因,比如:政府官员腐败是因为他收入太低,农民进城是因为经济负担重,学校乱收费成风是因为教育经费不足,……等等。然而这一推论也很难成立,具体说来:对于把上述一系列因素当作某些社会风气产生原因的说法,就每一个具体说法而言,我们总是能找出相反的例证来。比如有人会说在50年代、在3年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官员收入比现在还低,为什么那时不贪污成风呢?为什么那时学校乱收费呢?社会风气并不仅仅是人们从事某项违背道德和法律的行为的一个托辞,而且恰恰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因。更有趣的是,我们时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一种行为一旦浒成风,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对个人有一种强制作用,如果你不接受浒的做法,你就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就会受到孤立,被别人当作不可理喻的怪物。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村与村的区别常常大于同村内部村民之间的差别。由于农村家庭负担过重,几乎家家户户劳力都把外出进城当作挣钱的主要渠道。一方面,常常是一个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出动做同一种生意来挣钱。比如前些年在义津镇一部分村庄家家户户劳力都出动销售饮料添加剂,在有的村则多数出去做建筑工人。而且常常是一种挣钱方法发明之后同村乃至周围几十里地的大批农户纷涌加入,形成强大的认同效应;另一方面,有时候两个村子虽然相邻,但却有天壤之别。在一个村子,几乎人人都出动销售饮料添加剂,而在另一个村子却家家都出动做建筑工人。尽管两个村子相邻,但有时贫富差距有天壤之别。有时在一个几乎家家户户都入不敷出、姜楼忘记不到十分之一的村子,可能家家户户都盖楼房。在富村农民嘲笑穷村人无能之时,穷村里的人则可能说他们是通过“坑蒙拐骗”赚钱而不屑一顾,更不愿意去效仿。但如果你却因此认为是道德境界的差异而导致两村悬殊就大错特错了。

  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能使我们想念这两个教育程度、文化素质及其它有关条件无太大区别的村子道德的境界会有什么本质区别。唯一解释是:某种在一个村子里流行的挣钱方法在另一个村子里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未能流行起来,成为一种风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一种社会风气常常容易在效比较密切的同类人蹭流行起来,而且在同一个交际圈子里它对个人的行为往往具有强制作用。

  其三,社会本身的散漫、游离、紊乱、缺乏自组织能力和理性自治能力是本次调查中遇到的又一个重要事实。义津镇在解放前是个家庭性很强的地方,同姓之家聚族而居,设立祖宗牌位、祠堂、族长等,那里的家庭在社会整合方面的自治功能是很强的,不仅负责本族的经济、生产、重整旗鼓活动,而且凡是本族成员犯有违背社会公德、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的都由家庭内部自行解决。

  解放后,不仅旧的家庭势力已经被彻底摧毁,而且家庭也日益走向小型化,连过去那种祖孙三代同堂都已不可能,一般儿子一结婚(甚至没有结婚)就会分家,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很少有过密切的经济往来。血缘纽带已经从过去的积极的社会整合功能变成消极的捍卫、防御功能(指村民之间发生打杀斗欧之时)。在集体时代,取代家庭势力在基层承担社会整合、自治功能的主要角色是村级行政组织(那时称为“大队“)。自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级行政组织的地方整合功能已大为削弱,几乎陷入半瘫痪状态。首先,它除了执行国家政策对村民征收各项费用(农业税、统筹费、超生抚育费)之外,已很少进行过去那种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政治宣传活动。事实上,它有时唯一所能做的一项政治工作——发展部分农民入党——也已少有人感举。其次,由于一切田地、山林乃至农业设备均已分配、承包下去。由于农民(指劳动力)获得自由之后几乎95%都外出打工挣钱,它连最起码的农田水利建设都难以组织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高度分散、游离和无序的面貌:1、人多地少、农户家庭负担日益加重,现在几乎95%的农业劳动力都把外出挣钱当作维持家计的唯一出路,但是由于他们文化素质低下、缺乏知识和专门技术,在城市里又任何根基,只能干那些低下的话,结果常会干出偷盗、抢劫、坑蒙拐骗的事情来。2、他们通常是以亲戚、朋友和相识为纽带结伙进城,一旦发现某个挣钱渠道,则往往带动村周围几十里地的成百上千人一起效仿,群体疚极其强烈。3、农民内部的自组织能力极差,他们进城做生意或打工常常三个一群、五个一帮;但不同帮、群在同一个城市相遇时常常发生由于纠纷和生意上的磨擦等而打架斗殴、致人伤残事件。正因如此,往往很难形成3-5个以上合伙、共同筹集资金投资做生意例子。4、家庭的分散化、细胞化这一事实客观上也使在那些富村,几乎无人想到共同集资企业的。

  一般挣钱多的一年几万、十几万,少的几百、几千,挣了钱的农民第一件事想到盖新房,其次就是用钱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我问过很多人有没有想到用挣来的钱加上集资办企业或搞其它副业规模经营,他们多认为那样风险太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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