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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观感和思考

更新时间:2012-03-05 21:25:02
作者: 黄纪苏  

  

  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引自网上佚名微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所能贡献给各位的,仅仅是一些个人零星的观察和不成熟的思考,这些肯定都不在学术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们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本人把它们放入沿时间—历史的叙述之中。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应当说,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任何概念的边界都该相对模糊、相对开放才好,因为它们所对应的现实本来如此。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这个中国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他们要大力发展的、能与欧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悠悠历史中走来的、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1]。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对于相对稳定的概念,实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最近中国的“左派”陷于分裂,其中一派特别激进的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应是现代大企业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应是在城乡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无产者”[2]。他们虽不一定明说,但确有这样一个意思:工人阶级是毛时代的贵族阶级,如今破落了,只好到公园里唱“红歌”,把头埋进往日的回忆。这样的观点虽不可取,倒也不无道理。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一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是个支柱产业,盐政则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论文集《盐铁论》成为后来两千年中华帝国统治的一块理论基石。到了中华帝国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造访了有着两千年盐业史的自贡,他在在自己的日记中慨叹,全世界哪儿能找到年代如此久远、规模如此宏大的企业。据同时期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有点不幸,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以及阶级关系包括劳资关系等等,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文人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墨和研磨的砚台。产自端州悬崖峭壁的端砚最为文人所宝爱。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诗人李贺曾用瑰丽的诗句赞美制砚工人巧夺天工,说他们“磨刀踏天割紫云”。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阶级奉为“第一阶级的”、并不惮气力搜罗劳动者史料的毛时代,这句诗被唐代诗集的编纂者当做诗人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有力证据。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繁荣,不过经济史中工人阶级状况却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早就了近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两句台词的演员。就拿中国经济比较繁荣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3]中间的1933年为例吧,那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占了87.7%,剩下的区区12.3%才归现代工业[4],能容纳多少工人阶级呢?但既然中国革命选定了苏俄道路,既然苏俄道路上的“工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远东最大、也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结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至于苏联或共产国际,他们似乎把中共的失败归因与文弱的书生而非工人的领导,于是指定一位工人当一把手。这个一把手没当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没多久叛变了,叛变没多久就枪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不久也转移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名列前茅[5]。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革命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大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的规模[6]。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全民)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恨不得几月份怀孩子都等着厂里下指标[7]。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原因不光是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乡二元体制”[8]。第二,在生产关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说没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而且,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9]。第三,我曾在中国的文化馆系统做过一点点调查,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会玩乐器的青年工人为数不少。第四,对于亲属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进不去的。军工及高科技保密企业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农倾斜[10]。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标语、口号、报刊、党章、小说、诗歌、音乐、绘画、雕塑、银幕等等,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时代报刊,听了毛时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对这些年轻人说: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你们想得那么高。

  昔日的工人阶级:

  毛时代是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党国一体。这种体制的长处是好起来无微不至——坏起来也是无孔不入。在这样的体制中,各个阶层和人群都无法形成自为的独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临危难时才会想到抱团行动,而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实在看不出他们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的必要,他们的生活被国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1],听着很唬人,好像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

  

  二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其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企业发奖金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苦味还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线谱一样的大路上,有这样一段独白:

  三接头倍儿亮

  毛哔叽倍儿垂

  奖金倍儿高

  路子倍儿对

  电大下课

  约女友去参加一内部舞会

  据说一关灯整个一慕尼黑!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则在下跌,但跌幅远远小于文革期间的中国第一阶级即军人及其子弟[13]。我19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问我,作为一个东方男人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而当时的价值汇率,一斤后者肯定折合一斤多前者。当时挣钱最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嫌说话啰嗦,管他们叫“大狱里放出来的”。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科学”[14]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据说是因为马克思说过这话——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么都说过。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5]。知识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16]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19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将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关于她的下岗,我当日的一些观感还记忆犹新。第一,她没怎么抱怨,因为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17],收入比原来要多;第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位上的难堪,虽然没说出来,但可以感觉到。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18],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第三,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19]。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书记变老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20],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时走在黄昏的街头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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