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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仁者杜润生

更新时间:2012-03-04 11:29:44
作者: 谢志浩 (进入专栏)  

  

  2011年1月31日,笔者在题为《传奇梁漱溟》的讲座中,提及梁漱溟在1953年9月18日,说出工人和农民的待遇是“九天”和“九地”,从而受到批判的史实。

  其实,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毛主席下着很大的一盘棋,可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的是“总路线”,批判“党外人士”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仅仅是一个“基本点”,是“引子”和“前奏”,重头戏,就是批判党内“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思想”,这个“基本点”,指的是邓子恢和杜润生。

  杜润生,1913年生于山西太谷,幼年失怙,求学期间,体会到人间疾苦和不平,由学潮而踏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南局秘书长期间,针对南方的具体情况,提出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剿匪反霸,建立农会,分配土地,为毛主席所肯定。

  有了这个因缘,1953年,杜润生调任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就是被称为“邓老”的邓子恢,副部长是两位才子:陈伯达和廖鲁言。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和推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机缘巧合,杜润生和邓子恢,观点高度一致,心中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图景。那就是针对不平衡的具体“国情”,主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宁肯慢一点,农民可以享有“买卖自由、雇用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农民可以采用多种过渡形式。

  1953年,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为自建国那一天开始,资本主义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样,“新民主主义在桥上”,势如破竹完成三大改造,就成为毛主席很大的一盘棋。毛主席无论搞革命还是建设,具有高度浪漫主义精神,既然,早晚都要过渡,何必婆婆妈妈,何必老牛破车!为什么不可以快马加鞭?

  党外人士梁漱溟,不理解战略意图也就罢了,党内农民运动的“专家”和农村工作的“专家”,邓子恢和杜润生,居然也不理解。这在毛主席看来,简直不可理喻!“四大自由”,被指责为“言不及义,好行小惠”,不言社会主义而企图在小农经济上挣扎,不仅是“小脚女人走路”那么简单,邓子恢的老脑筋,必须用大炮轰。七届六中全会,就是专门为邓子恢和杜润生“量身定做”,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所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把农村工作部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做法,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55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胡风事件”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都可圈可点,预示着以后可能的“形态”和“路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提前11年完成,而在1958年,中国以神奇的速度,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从大历史的角度,亚非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在世界政治经济的“生态格局”中,甩掉落后的帽子,将“后发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是一条很难的路。因为,人家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不可能坐视后进国家赶超。

  人民公社,将农民与工业和商业隔绝。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强化和固化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农民在政治、教育、文化、社会权益的低落。通过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八百亿,支持建设的工业,多是重工业,民众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和匮乏,“后发优势”,在很长时间,不仅没有体现出来,而且,“后发劣势”倒是肆虐中国。

  这段历史,因为,牵涉四亿农民的命运,更加惊心动魄。邓子恢,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经过“万炮齐轰”,也作出了诚恳的检讨。邓子恢和杜润生,都具有开阔的胸怀,挂念的并不是个人的际遇,而是天下苍生,岂是好行小惠!

  杜润生,这位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被认定是邓子恢的“参谋”和“军师”,起了很坏的作用,被贬,那是自然的。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杜润生要被发配到农村进行锻炼,都已经做好到海南工作的准备,组织部门看到杜润生是个大学生,“量才使用”,分配到国家科学委员会办公厅,担任副主任。顺便说一下,这个科学委员会,级别很高,办公厅主任是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另一位副主任是著名报人范长江。杜润生具有难得的平常心,甘当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很快就融入了科学家群体,并且得到老辈学者的肯定,这样就留在了中国科学院,曾任秘书长,党委副书记。

  杜润生性格特点是平易,加以善思考,属于典型的“智多星”,担当“军师”和“参谋”,属于本色当行。杜润生幼年失怙,但是,并不孤僻,加以曾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具有深厚的学养。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对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具有很深的体悟,所以,干秘书长,人才难得,如鱼得水。

  杜润生奉命编制中国科学发展规划时,就充分展现了这一特质。笔者业余描绘中国学术地图,对大学史比较熟悉,学者教授里面,可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中关村”科学院宿舍,住着不少性格“怪癖”的大师。杜润生,首先做“功课”,深入阅读苏联和欧美科学发展的相关资料,主张“多兵种合成作战”的发展思路,有钱用到刀刃上,提出“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觉得满意。

  这样,1956——1979年,杜润生度过了二十三年的岁月。

  当这一切成为“过去时”,历史已经掀开新的一页。“邓老”邓子恢,已经来不及看到这一天了,令人欣慰的是,杜润生先生,神清气朗,具有理性的清明,参与了划时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与普及。这一幕,可以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杜润生成为“三农问题”的泰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杜润生本人也六十六岁了,其实,完全可以退居二线,含饴弄孙,安享晚年。1979年,农委主任王任重,这位中南局的老熟人,提议杜润生担任农委主任,对农民、农业和农村“三农”,那种深切关怀,杜润生欣然答应,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杜润生,自从1979年“归队”,重回“农口”,1983年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位于西黄城根南街,中南海西侧,“古朴”、“厚重”的“九号院”,就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总参谋部”。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星星之火”,推动成为燎原之势的“总参谋长”,就是来自“九号院”的杜润生。

  往事回眸,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当代中国波澜壮阔变革的历史原点。杜润生带着年轻人奔走在祖国的大地上,中国所有的“地委”,除了西藏和台湾之外,都走遍了。杜润生主持起草的中央五个“一号文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经典文献,有着强烈使命感的杜润生,“古稀之年”,迸发的“激情”和“活力”,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年轻人,王小强、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农口”,老中青相结合,联袂书写着中国的传奇。

  具有胸怀和视野的杜润生,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关注和思考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先行一步,是因为,“增量改革”要比“存量改革”容易些,“增量”和“存量”之间的互动,是一篇很大的文章。

  农村的改革,真正要深入下去,农民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必须关注农民的“迁徙”和“结社”两项权益,百岁老人杜润生,依然以他的睿智和情怀,深切地关注着这片大地。

  

  (2012年2月10日,荷锄斋,删节稿刊发《董事会》杂志2012年第3期,感谢许艺峰编辑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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