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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光:风险社会中技术规制基础的范式转换

更新时间:2012-03-02 13:03:20
作者: 刘铁光  

  

  【摘要】风险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联性表明,当代社会技术规制显得异常紧迫。当下以技术工具理论为基础范式的技术规制,与风险社会所提供的理论指引相悖,导致民族国家的立法与政策对技术规制不力,社会实践要求技术规制必须进行范式转换。安德鲁·芬伯格所提出的技术批判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在理念上的契合,应成为风险社会中技术规制的基础范式,在技术规制的体制构建上,应坚持“技术研究与技术应用结合规制、清晰责任制度、技术民主以及技术规制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等原则。中国处于压缩现代性的风险社会,而且现实中技术问题要求中国必须以技术批判理论为基础范式,构建技术规制体制。

  【关键词】风险社会;技术规制;技术工具理论;技术批判理论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奠基着作《风险社会—通向另一个现代化》中首先提出一个社会学理论,为此,有评论家认为,“尽管该着作首次出版在1986年,贝克亦被认为是最近有关现代性与风险之间关系的权威。”{1}该理论后来通过诸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等学者发展成为一个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1],“‘风险社会’也因此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界被广泛认同和讨论的概念之一。”{2}“风险社会研究便成为一个跨国家、跨世纪、跨学科的热点问题。”{3}然而,风险的产生、界定与分配总是与技术相伴始终。[2]因此,风险社会与技术之间存在关联性,如何在风险社会中规制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难题。可见,风险社会的到来表明了技术规制的紧迫性,而与此同时,风险社会理论则为技术规制这个人类社会难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引。

  

  一、风险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联性

  

  贝克在《风险社会—通向另一个现代化》中将社会变革分为三个阶段:前现代(pre-moderni-ty)、简单性现代(simple-modernity)和反思性现代(reflexive modernity),提出反思性现代就是风险社会。并认为处于科学中的“反思性现代”的原则是同进步必然伴随的,是其暗含的无计划的过度及任何无意识的有害的结果{4}。风险社会同时亦是一个工业社会,因为其主要是工业与科学相结合创造了风险社会中的风险{4}3。并将风险社会界定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全球性风险开始出现,使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 {5}。

  毫无疑问,风险是风险社会的核心概念。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1989年埃克森瓦尔德斯号事件以及本世纪的非典型性肺炎、牛奶中的三聚氰胺以及最近的墨西哥湾的原油泄漏事件等都是风险社会中的典型风险。吉登斯将风险分为两种类型: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6}。第一类风险是非人所为与所控制的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海啸以及火山喷发等,第二类是人的影响所致的风险,比如环境污染等所致的风险。伴随工业社会财富增长的某种正当性[3]掩盖下日益积累所形成的风险,就是第二类“人的影响”所致的风险。“从技术一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5}6因此,可以认为,风险是基于工业社会过度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对人类社会具有威胁的不确定性,但一旦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变为现实,就会产生致命的无法换回的损失,比如,最近墨西哥海湾的原油泄漏事件将可能导致整个海域或只剩细菌生存从而变成死区[4],而日本福岛核污染则是对人类使用核技术的最新警钟。虽然风险社会中风险的产生根源于人类过于贪婪的欲望与资本过于疯狂的扩张与敛财,但与其直接相关的却是工业社会中技术的无节制发展。吉登斯认为,“科学和技术不可避免地会致力于防止那种危险,但是首先他们也有助于产生这些风险。”{6}39现代社会的任何风险与技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环境污染与新技术的应用、药品风险与其不明确的副作用、甚至恐怖主义与武器有关的技术等等不胜例举,即使是金融危机这种较为纯粹的社会风险,亦可与技术产生间接的关联,因为没有技术的发展,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为此,曾经被认为社会发展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当代最大的社会风险源{7}。甚至可以认为,“技术是催生风险社会的决定力量”{8}或“技术的负面影响造就了风险社会”{3}。因此,风险社会的风险与技术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关联,更直接地说,风险社会与技术存在不可切断的关联性。

  

  二、当下技术规制的基础范式及其后果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人类的技术史随着人类本身开始”{9}。为此,人类在技术规制面前似乎始终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困难境地。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人类对技术的规制始终处于规制(regulation)还是不规制(deregulation)的难题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应该放弃这种努力{10}。对技术的规制自然通过国家的法律与政策进行,而国家对技术规制的立法与政策的颁行则以对技术本质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对某一事物的“共有价值判断”构成美国科学哲学家马斯·库恩所谓的范式。[5]其认为,“不同创造性学科的特点,首先在于不同的共有价值的集合。”{11}对任何领域的规制总是以共有的价值判断作为其基础范式,而这种基础范式又决定法律与政策对该领域的规制原则。比如有学者认为,“主、客体二分法”为范式的法学研究是一种仅在意“人与人之间关系”而不在意“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法学研究,以此为基础的对环境领域的法律规制,导致人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使地球不堪重负,从而提出在环境资源法领域的研究需要进行范式的转换{12}。这就说明法律对环境资源领域的规制是以“人的利益至上”为共享的价值判断,在规制的具体规则上采取允许企业在规定的标准内污染环境,诸如行业排污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但并未考虑到这种所谓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日积月累的污染在某一天爆发对人类所造成的危害。这也说明基础范式决定着某一领域的规制原则与方向。

  毫无疑问,对技术的规制同样存在共有价值判断的基础范式问题,这个基础范式就是对技术本质的判断。无可否认,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影响人类社会的生活福利,从石器时代到当今网络时代无不如此。虽然有学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早期接受的与科学分离以及价值中立的技术本质理念不再作为不证自明的接受。”{13}但这种科技哲学上的范式转换,并没有在国家对技术规制的立法与政策上得到体现。技术规制的范式基础依然是占据自工业革命直至20世纪中叶的技术工具理论(instrumental theory)。也许是因为技术工具理论基础范式的惯性,或许是因为技术进步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或许是因为技术对民族国家在世界之林地位的重要性的认知,从而使“技术工具理论”成为“现代政府和政策科学所依赖的占主导的观点”{14}。作为一种“中性”工具的技术自然会被民族国家战略性地鼓励研究、促进其转化与应用。以世界技术强国的美国与日本为例,从美国1980年的《拜-杜法》(Bayh-Dole Act)、 1996年的《美国联邦技术转让法》到日本的上个世纪末与本世纪初的《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TLO)》与《产业技术强化法》,无不体现了技术强国在技术研究、转化与应用方面所持的一味促进策略。

  美国科技哲学家芬伯格认为,技术工具理论暗含了以下4种论断:(1)技术的中立性仅仅是一种工具手段的中立性的特殊情况,技术只是偶然地与它们所服务的实质价值相关联;(2)技术似乎也与政治没有关系,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这样,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关系;(3)技术的社会政治的中立性通常归因于它的“理性”特征,即技术所体现的真理的普遍性;(4)因为技术在任何一种情境中都能在本质上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所以技术是中性的{14}。其暗含的4种论断肯定了技术工具理论范式下,技术被认为是“中性”的,没有自身的价值内涵。通俗地讲,技术无所谓好坏,好坏在于应用技术的人及其应用技术的目的。然而,由于风险社会与技术所存在的关联性,这种以技术工具理论为基础范式所进行的技术规制,必然在风险社会中导致如下后果:

  第一,“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社会。[6]在技术工具理论基础范式的规制下,必然以“技术研究与技术应用分离”与“技术规制的终端责任”为原则进行制度设置。首先,由于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技术的价值在于应用技术的目的与应用技术的主体,跟技术本身无关。为此,技术研究与技术应用被人为的割裂,任何技术的研究不在规制的范围之内,因为技术工具理论范式下,无论什么技术,主要在于应用技术的目的,跟技术本身无关。为此,技术规制主要是技术应用的规制,在理论上亦倡导技术规制的重点应在技术应用。[7]因此,几乎在任何国家都很难看到对某种技术的研究进行规制的法律与政策。这又从反面证明了技术工具理论在技术规制上的基础范式作用。其次,技术规制的终端责任原则。基于技术工具理论范式所坚持的技术中立,技术研究的主体对技术应用所产生的后果无需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只是强调科学家的道德责任与社会责任。现代国家的立法体系中,主要是通过诸如产品责任这种终端责任的方式要求产品(包括药品、食品)的生产者、技术服务的提供者承担责任。通过这种终端责任的威慑方式,抑制与减少技术应用所产生的损害。如果“终端责任”再通过诸如“产品投入流通时尚未发现的缺陷无需承担责任”的规则得以免责,最终导致技术应用所产生的损害没有承担责任的主体,导致“有组织的不负责”的社会。或者虽然有直接的责任主体,但由于承担责任主体的单一性使其自身无力承担,最终还是产生一个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相同效果的结局。[8]

  第二,对技术秘密予以严格保护。在技术工具理论的范式下,由于技术本身的“中立性”,只要技术被决策者认为是正当的,技术研究的操作者即可为了其目的(主要是经济利益目的)而对技术成果寻求合法的最大化的保密。而且法律也对这种严格保密的成果即技术秘密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表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法律不仅规定侵犯技术秘密将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甚至会导致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极少有法律规定技术研究的操作者应适当地公开技术秘密。虽然现代技术研究的高风险与高成本,使保密成为收取投入的一种方式。但过于严格的技术保密会不利于科学知识的生产、导致更多的伤害,并会动摇公众对科学的信心{15}。尤其是其中第二个缺陷可直接导致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正如有外国学者所言,这种保密在医学领域是以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9]这种直接导致患者健康与生命安全的基于技术保密而引起的风险可以从医学领域扩展到所有科技领域。比如一项对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的技术,但技术拥有者通过保密的方式将该技术成果保护起来,为了获得垄断利益,该技术拥有者拒绝许可他人使用,从而放任生态环境的被破坏与污染。这种技术的严格保密性会导致公众对技术信息的知情权的范围被圈定在一个更小的范围。更为严重的是,受雇的科学家可能被要求或者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做出符合某种特定要求的结论,对于技术的负面效应或不利于技术资本的信息保守秘密。而极有可能的是,这种被保守的秘密正是导致风险的直接或间接原因,或是将风险转变为现实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第三,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极权技术”。在技术工具理论范式基础上,技术的中立性使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由少数技术利益获得者进行决策。这同技术进步不是增进民主反而导致技术民主赤字(tech-nology’ s democratic deficit)的结果一样[10],技术进步导致技术研究与应用决策的极权化,也即“极权技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极权社会,这种表面上和谐、民主但其中隐藏着众多阴谋诡计的社会,统治阶级通过技术使大众甘愿受欺骗、受控制、受奴役,从而实现对大众任意的控制和驾驭。[11]一项技术是否进行研究以及已经开发出的技术成果应用,具有决策权的主体往往是技术、资本或权力的拥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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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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