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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人权、法治和权力制约对刑诉法的共同要求

——刑诉法修改宪法视角研究之五

更新时间:2012-03-01 09:51:58
作者: 童之伟 (进入专栏)  

  前些年河北人徐东辰就曾被错误认定为一起杀人案的真凶,8次审理,4次被宣判死刑(含两次死缓),被羁押8年才获判无罪释放,给中国法制史留下了一段令人心酸的传奇。[9]

  

  (五)重大刑事案件或某些特殊类型案件应实行三审终审

  

  刑事司法应该是国家的司法,但两审终审使得较高层级的地方官员几乎可以将本地的全部刑事案件都就地“消化”。这使得我国的刑事司法出现了严重的地方化倾向,不利于国家法制的统一。另外,刑事案件的两审终审制度,使得地方得以保留甚至发展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要革除的一些严重弊端,如权力过度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个人,等等。

  当然,刑事案件一律两审终审的直接后果,还是在判决已生效的刑事案件中,冤案错案过多。君不见,十多年来,仅已公开披露的被追诉者罪名可致其获死刑的冤案就有数十个,构成一份长长的清单![10]这表明实行三审终审是必要的。至少,被告被判处死刑的案件,都应该实行三审终审。

  我是研究宪法的,在刑诉法上下工夫不多,但我通过对许多具体案件的关注,看到了现在这种两审终审制的严重弊端。我关注过的案子中典型的有两个。第一个案件是樊奇杭案,录像视频显示,被告遭受了令人发指、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有网文指有关警员犯下了“灭绝人性的刑讯逼供罪行”,证明被告犯罪的证据也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但樊奇杭死刑在最高院复核,居然从核准到执行,都没有通知律师,更不用说公开开庭审理。[11]第二个具体案件是被告死刑刚被执行完毕的朱立岩案。我早已关注朱立岩犯罪事实不清且遭刑讯逼供的情况。我注意到,该案律师已找看守所狱医秘密录像取证,并在医院找到了朱立岩腿骨被打折、胸骨被打折的证据,但律师“当庭播放录像、出示证据,全场震惊,竟遭审判长驳回:未经他人许可,偷拍不得作为证据使用!”2012年2月24日,我看到朱立岩当年的律师李庄先生的微博写道:“刚刚,助理传来噩耗:我们08年代理的辽宁朱立岩案,今早被秘密执行死刑,朱,现已化作骨灰。可朱的家人却全然不知。电询辽宁高法,告知春节前就已复核完毕。为何‘依法’不让亲人见最后一面!为何要‘违法’秘密处决!人性何在!法岂能容!”[12]这些案子,如果实行的是三审终审制,最高院开庭公开审理,判决结果可能会更公正些,至少不至于给人留下被告被冤杀的印象——一个死刑案,给国民留下这样的印象,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巨大失败!

  

  (六)应拟定条款明确禁止在办理具体案件中接受外部干预

  

  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全面准确理解宪法第135条须明白:(1)三方主体办理刑事案件,分工负责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其中的“分工”表现为职权划分,“负责”指各负其责。(2)三方主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之目的是“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而不是打击犯罪。“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与打击犯罪,是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的两码事。

  办理刑事案件三方主体以“分工负责”为前提,以及三方“互相配合”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而不是打击犯罪为目的这两点,决定了三方主体“互相配合”的内容,只能是指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依法衔接和协调,不能是放弃制约去协调和协商一致地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所以,我国刑诉法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有办理刑事案件三方主体协调或协商一致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的规定或立法意图。任何机构和个人协调法院、检察院和侦查部门三方统一办理具体案件的行为,都是没有法律依据和违反宪法的活动。依宪法的规定和精神,法院、检察院和侦查部门三方对任何组织或个人要他们协调、统一地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案件的活动,都有义务予以抵制。

  但是,反观司法现实,仅仅看一些举国关注的刑事案件,不论是佘祥林、赵作海案,还是李庄案,就往往都存在诸如公安部门首长或前首长主导的“大三长会议”之类组织违宪违法变相合署办案的现象。或许关注刑诉法修改的人们都注意到,最近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发表的《全球年度报告(2012)》指责我国刑事司法过程由公安部门主导、法院不独立,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驳了他们的论点。[13]批驳是必要的,但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事是把我国的刑诉法修改好,以及更严格地依我们自己制定的宪法、刑诉法的规定和精神办事,不要过多地授人以柄。

  为此,我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总则”部分增加一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侦查部门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不得接受于法无据的指示,不得以任何形式就被追诉人的定罪、量刑事项进行进行跨本机关的请示、沟通或协商。”

  以上这些方面的内容,不仅刑诉法应做相应的规定,执政党的章程和党内规范性文件也应该做相应修改。

  

  (七)为消除刑讯逼供痼疾,应防止看守所受侦查部门控制

  

  刑讯逼供可以说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的一个痼疾,野蛮、落后、饱受国内外诟病。我国在这方面的现状是:一方面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制造冤案或造成被羁押者在看守所离奇死亡的具体信息层出不穷地被披露出来;另一方,对侦查部门搞刑讯逼供的各种嫌疑,有些地方的官方往往让人感到其基本态度是对相关罪行百般遮掩、甚至给社会大众以有意放纵的强烈印象。刑讯逼供感到真正根源是司法不能独立,但作为治标措施,将看守所与侦查部门从管理体制上分开,也很有防止的意义。全国人大代表梁慧星教授多年来一再建议让看守所脱离侦查部门,[14]但这个显然合理的建议总也得不到采纳。为什么拒绝采纳这样的建议?公众很难不怀疑侦查部门此举是担心搞各种形式的“突审”不方便、阻断律师与被追诉人的正常接触不方便,等等。他们没看到,从免于职务犯罪角度看,这对侦查人员也是一种保护。

  这次刑诉法修正案应突破行使侦查权的机关或部门的阻扰,把看守所与侦查部门分离写进去。

  

  注释:

   [1]童之伟:《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应重点制约侦查权——刑诉法修改宪法视角研究之三》,北大公法网(http://publiclaw.cn/index.asp)。

    [2]案情和处理经过见曹林华(记者):《罗美华:自我启蒙后的坚硬现实》,2011年11月18日《南方人物周刊》。

    [3] 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全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3175。

    [4] 本文应主体所限,不详细列举这方面的证据,但实际上在已经披露的一些案例的案情中,能找到很多。

    [5]《河南周口警察杀人案侦破纪实》,本篇文章来源于京华网 原文链接:http://news.jinghua.cn/351/c/201112/26/n3582874.shtml。

    [6] 记者赵晓秋:《文强妻子辩护律师自述:辩护委托如履薄冰》,《法律与生活》2010年第6期。

    [7]《惊心动魄的1976大决战:叶剑英曾与王震打哑谜》,中华网文化频道,http://culture.china.com/zh_cn/history/files/11022841/20070830/14309559_3.html。

    [8]苦阳子:《在“进步”烟幕下的法制大倒退——新刑诉法修正案舆论冲击波》,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fzyj/2011/0923/45843.html。

    [9] 胜华:《四次被判死刑的徐东辰回家了》,《法制与社会》 2006年10期。

    [10]童之伟:《我们尚缺乏修改好刑诉法的认识基础》,北大公法网,http://www.publiclaw.cn/article/Details.asp?NewsId=3521&Classid=&ClassName=。

    [11] 童之伟:《依法治国:中央应派调查组调查重庆刑讯逼供的情况》,中国法学名家网,http://www.faxuemingjia.com/Html/mjxl/214708135.html。

    [12] 李庄微博,http://weibo.com/lizhuangcn。

    [13]沈辉:《驳“人权观察”对中国司法改革的片面观察》,2012年1月28日《人民日报》。

    [14]《人大代表梁慧星建议看守所脱离公安》,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2010lianghui/2010-03/11/content_19580372.htm。

  

  作者简介: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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