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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三论

——问学于李醒民教授

更新时间:2012-02-29 21:48:24
作者: 李涛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不断提升的理论自由度与学术评价的学科专业化之间事实上陷入到了一对难以相互润合的制肘,而这种制肘客观上逐渐衍生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诸多新困惑,如学风规范等系列命题。面对这些新困惑,我们绝不能单纯寄望于依赖道德批判去单向抽象破题,而是要深入这些新困惑内部理性挖掘其潜在机理,进而剖析出其背后真实难点,以客观理性态度来具体纠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发展中的诸项困难,从而摈弃毫无意义的道德审判心理,走出学术批判中的伦理性思维左右困局。本文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中的三大关键词:“学术”、“学界”和“学者”,与中国科学院李醒民教授提出的“学术断然拒绝平庸”、 “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等论点展开商榷。

  

  [关键词]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平庸;中心;商榷

  

  拨乱反正后三十年,以西方19世纪以来学科制度化规范为模本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分科领域都基本成型并逐渐走向成熟,在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的同时,中国学术自主性命题也逐渐以东西方学术平等对话的发言方式而在学人学术品格中得以形塑。相比三十年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因社会高度政治化与极端同质化而陷入的集体凋敝,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无疑取得了瞩目成就,其繁荣不仅仅体现在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断增长的巨额投入,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人对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成果出版,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不断提升的理论自由开放度与学术评价的学科专业化。此二者事实上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原创所能够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决定着以思想与文化为核心内涵的中国软势力在“民族-文化”分析范式为基的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强弱。然而,伴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本运转轨道与体系机理的定型,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中的理论自由开放能力与学术评价的学科专业化之间事实上陷入到了一种难以相互润合的制肘之中,而这种制肘客观上逐渐衍生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诸多新困惑,本文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中的三大关键词:“学术”、“学界”和“学者”,与中国科学院李醒民教授提出的“学术断然拒绝平庸”、 “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等论点展开商榷。

  

  一、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 驳“学术断然拒绝平庸”论

  

  李醒民教授曾撰文《学术断然拒绝平庸》[①],明确提出当前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平庸化困境,提出学术应该断然拒绝平庸,笔者在一般理论层面上同意李醒民所提出的学术祛平庸化思想,但对于其断然拒绝平庸思路背后所可能导致的“平庸”合法性认同予以担心,在此意义上,笔者反而认为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

  

  一方面,以“平庸”之名扼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术批判与范式革命。哲学社会科学禀赋的自由性格要求中国学人不仅仅要“反思”命题,更重要的是“否思”命题和“重建”命题,“否思”和“重建”命题注定是以激进的批判学术为根基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直面问题本身,这与中国几千年以来被历史形塑的人文学术风格明显迥异,传统中国“重史注经”的学术风格更凸显“塾师型”学者的人文学术性格,这是一群高度重视知识传承与学问顺接的学问家,其“训诂”与“注释”的为学特点与原初阶段的局部解释学有所类似,他们很难主动逃离经典文本,在主观预设绝对忠实于原教旨的基础上才客观注定要以“借贤招魂”方式实现自我并不刻意期望的意义改写,而这种传统直接作为一种深伏的民族文化基因投射到当代学人中的为学品格表症,则是格外强调学问的积累度,似乎直面任何一个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绝对诠释方式就是引经据典,通文遍及古今中外圣贤名家的相关论述却唯独没有当事学者自我,这些论述的结构性组合无一不是被当事学者从原本的结构框架中独断切割而成的“意义赝品”,这些“意义赝品”的“共在”与“互指”一同构成了当事学者在文本书写中自己甚至都不明晰的多元意义关联,有时候这些“意义赝品”所形塑的多元意义之间甚至是相互悖论的,悖论的结果就是文本意义的主观模糊化与客观彩绘化,而对任何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绝对引经据典化在故意屏蔽自我的同时也完全阻碍了中国学术思想的意义再造与理论原创,然这些与传统学术风格互接的当代中国学术又进一步地制度化形塑了与此相互认同与激励的学术评价,由学界既得利益者所共同确认的这些具有形式合理性的学科专业化学术评价越来越窒息以“否思”为根本的激进批判学术的生存,“否思”型的激进批判学术从来都不会是学院派所共认的,甚至这些批判学术与学院派所牢固把持的学科范式与命题场域没有任何一丝交集,可是,由学院派所绝对把持的学科专业化学术评价却完全控制了“否思”型的激进批判学术的评定,学术由此被合法性地沦为单一学院风格,这个风格正是单一积累型的老人学术风格,因为事实上,只会是越老的学者越能以绝对引经据典的他者言说方式体现出对某一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貌似渊博的深度解答,但这些所谓的深度解答或许并不如一个敢于直面问题本身且具有敏锐洞察力而并不刻意引经据典且采用主体性言说方式而诠释问题的青年学者说的深刻,可是这些或体制内或体制外的青年学者们所原创的与固有学科范式与命题场域无任何交集或与学院正统评价体例逻辑不一的新学术(或无学科、交叉学科问题、或哲学社会科学全新的命题空间与范式革命、或以“否思”为本的动摇既有学术权威的激进批判学术),在形式合法性的学科专业化学术评价面前,难免遭遇以“平庸”口实而恶意扼杀或阉割的尴尬命运。

  

  另一方面,理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平庸”的两大真相。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殿堂中,一个具有底线学术责任和学术追求的学者,即使他做出来的学术被所谓的正统评价体系公认为平庸,但在他的眼中,也不是平庸的。这里的平庸可能事实上存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真相:一是真平庸,说明该学者的功力和资质欠佳;而另一方面则是假平庸,相反,该学术可能成为真正的经典,而现有学科专业化学术评价正是其学术创造超越了的旧有范式的天然附属物,这些新的超越了旧有学科范式的新学术之所以会被以“平庸”之名所扼杀可能来自于六个方面:一是旧有学科无法合理评价的全新的非学科化知识或者交叉学科知识;二是旧有学科并没有挖掘或者不愿意挖掘的表面上微不足道或者极不起眼的经验对象;三是旧有学科根本上难以理解的完全批判性与革命性的研究原有经验对象的新视角;四是旧有学科完全没有涉及的且没有任何经验对象与之相对应的能为原有学科评价体系下的主体所认知的超验对象;是某些政治因素或人为因素所导致的学术集体扼杀,这多体现在对“元立场”所持有的争议上;六是旧有学科体系事实上会由开放走向封闭,在其注定衰变过程中一向以学术权威自居的各类学霸、学阀因集体自我挣扎而恶意封杀新学术。由此可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诸位学者,要敢于接受“平庸”的成果定性,因为,来自“平庸”的两个方面真相对于普通学者而论,都是可贵的,真平庸所揭示的功力与资质欠佳将激励当事学者要更加刻苦、敏锐、深刻地去思考和研究问题,终究一天能够走出真平庸,走向学术精彩,而假平庸,对于当事学者来讲则是庆幸的,因为真正好的学术不是能够“被平庸”的,它定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逐渐泛起美妙风暴,而该学者也定会由此而成为真正经的起历史考验的大师人物,当然真正的学者也从不会刻意计较生前生后名,自然他们也更懂得藐视当世的之于他的各式舆论,从而真正走入更加开放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由之境,进而创造出更大的学术成果,以造福人类。

  

  法国学者布迪厄曾经如此评价社会学家,他说,“今日的社会学家正经历一种突变,他们的处境酷似当年的马奈或福楼拜,后者为了充分实现他们摸索创造出来的新的现实建构方式,不得不将这种方式运用于新的对象上,而这些对象在习惯上往往被排除在学院艺术领域之外,因为当时的学院艺术领域只关注那些被社会看作是有重要意义的人或事”。有此类似经历的学术大家岂只马奈与福楼拜,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苏格拉底(其学说被评定为是毒害青年)、孔子(其学说平庸的无一诸侯国切实采纳过)始,有几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大师没有如此经历过,他们有生之年多是时代“牛虻”,多是“否思”型的坚定批判者,他们从来只与真理为友且极富社会责任而坚守独立操守,从不刻意为个人名誉而掩盖学术良心,他们绝不会为迎合越来越封闭的学术评价体系所谓的“不平庸”而拒绝真正可能有学术创新的学术孤行,由此可见,学术绝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因为绝没有一个学者其面世成果就天然甘愿学术平庸,而平庸之定多为他人所鉴,而他人所鉴本存双面真相,而不平庸本身反而且可能真平庸,因为在旧有学科专业化评价体系中没有一丝争议的学术成果,其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革命发生,而多为“接着说”之类,当然不排除“接着说”有其自身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但毕竟是小女人走路,步子难迈大,相反,真正的“改着说”、“变着说”、“换着说”甚至“重新说”和“不再说而换另一范式问题重头开始说”才是更大的学术精彩,而此类精彩很可能旧有学科评价体系会认定为平庸之作,所以中国学人切不要太在意外在的学术评价体系,相反,要坚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开放与自由性格,做好自己孤独的学术苦旅,由此才可能真正做出绝不平庸的学术成果来。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风规范命题之首当是明确: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

  

  二、学界务须“无中心”和“祛导向” :质疑学界“学术”中心论

  

  为了一种灰色理论言说的方便性与生活记忆的单线性,普通公众总是单纯地相信这样的一套观念生产逻辑:即通过所谓的学界将常青的实践之树抽象化,并通过各种高度复杂的科学加工将之作碎片状切分,然后以思辨为中介将这些碎片切割后的生活实践残余作本质主义的结构重组,以此生产出各式各样被大脑过滤化后的各种比真实世界还要真实的虚拟真实性,这就是我们经常美其名曰的“学术”。这些被批量化统一生产出来的各种“学术”一方面确实让现世的普通公众在日常世界中获取生存的安全与生活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被反复强调的学术统一模式本身又集体性地扼杀了对真实实践的彻底多向度还原。学界成为了一批靠“扼杀真实”和“独断事实”为业的学术话语制造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从来逃离不了被权力的左右,任何企图对学界本身价值归宿的指引都只可能被导向新的权力钳制,无论这个权力是叫做政治权力、资本权力还是学术权力抑或话语权力。李醒民教授在《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②]一文中以“学术评价被期刊分级制度主导,制约了学术创新”为引子,通过论述“学术与行政、学术与学科、学术与政治、学术与教授、学术与期刊、学术与经济、学术与评价激励、学术与课题”等八个方面,进而得出“学界不是以学术为中心和主导了,而是以权力为中心和主导”了,因此“学界要以学术权威取代权力权威,建立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的学术体制”。无疑李醒民教授对当前国内学界弊端与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具有合理性,但是这种表层的合理性却正是陷入了一种“超真实”的更为隐蔽的权力奴役,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的线性思维逻辑。

  

  为什么作此论断,原因在于对学界的认识需要作再分析,学界在现代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公共性如何凸显出来?学术中心论中的学术如何定义?思想、技术与学术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区隔状态之中?学术所隐含的学术体书写方式和言说格式是否扼杀了学界诸多创新流的生成?政治权力真的可以从学界退位?而由学术权威所填补的政治权力退位后的学界空间真的具有新的合法性?学术中心论的独断逻辑无疑只是对学界之疾作表层的缝合处理而没有深入窥视学界之疾背后的病理生成。

  

  传统意义上对学界的定义即是以学术为业的一批学人群体,这个群体本身是以制造学术而被身份认同和社会合法化的,因此学界的学术中心论本身是个伪命题,因为如果这个群体不是以学术为本,那么这个群体本身就缺乏其自然存在的法理逻辑与社会基础,不是以学术为中心的学界也就早已难称学界了。因此,讨论学界之疾,必须首先明确,学界本身是一个凝固的概念,但是学界之中的学人却是流动的,学界作为一个被定义为以学术制造为存在理据的群体界指,其前设逻辑自然隐含了学术本位,而学界中的学人却是流动性的,学人本身可以脱离学界而进入社会其他任何领域之中,当学人一旦脱离学术本身而选择进入政治、社会等其他任何权力之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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