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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效:论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特殊要件

——兼评《侵权责任法》(草案)二审稿第68条

更新时间:2012-02-27 10:07:46
作者: 竺效  

  必须具有金钱价值并可以加以计算”;公益性“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为社会公益所追求”。[21]

  美国学者Anderson认为22构成保险对象的风险一般须符合下列条件:“1.多数单位彼此独立,且明确暴露于风险之中。2.损失必须明确,或能决定其时间、原因及损失金额。3.在一定合理营运期间之损失为可预期。4.损失对被保险人而言为偶然的及意外的。5.多数保险标的的损失并不会同时发生,亦即发生产业巨灾的可能性必须降至最低。”[23]

  环境侵权损害填补责任保险的首要功能是为了增加作为风险规避者的环境侵权损害填补责任人(环境侵权加害人)的效用(utility),其次才是为环境侵权损害提供充分的救济。因此,该项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将一定数量的具有类似风险的被保险人的个别风险通过责任保险制度分散于这个特定的群体,但该项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是这些承担类似风险的潜在被保险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的规模,这就是保险原理中的“大数定律”(law of large numbers)。环境侵权损害填补责任保险制度应在环境侵权加害人之间分散环境侵权损害填补责任的风险,也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要求。

  风险一般指事件发生的概率与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的乘积,因此,保险人必须能够事先预见环境侵权损害发生的概率和损害可能达到的程度。一般情况下,这两个方面因素结合考虑保险市场的结构、预期利润、行政管理费用、附加保险费(loading costs)等,构成了保险费的主要计算依据。如果保险人无法根据可信的统计数据事先对环境侵权损害发生的概率和损害可能达到的程度做出判断,就无法提供保险产品,“大数定律”也就无法发挥作用了。

  由此可见,作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责任保险制度的前提的环境侵权损害填补法律责任构成制度必须是明确、稳定的,以便保险人事先据以推断被保险人承担环境侵权损害填补责任的概率和责任范围、程度。如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和免责事由的立法明确规定,均有利于提高保险人对责任概率的事先预见。而二审稿第68条的设计,则使加害人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变得十分不确定。

  

  三、环境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也许是替代制度选择

  

  为了增加对违法(超标)排污的惩戒力度,我们还可以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让超标排污的加害人较之达标排污承担更大赔偿责任,从而也能较好地起到前述引导潜在环境污染行为人达标排放污染物的作用,并且能避免前述二审稿制度设计的潜在负面作用。

  (一)环境民事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概念和历史源流

  “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s),也称为示范性的赔偿(exe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的赔偿(vindictive damages),是指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 [24]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908条将惩罚性损害赔偿定义为:“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且亦为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给予之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得因被告之邪恶动机或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在评估惩罚性损害赔偿之金额时,事实之审理者得适当考虑被告行为之性质及程度与被告之财富。”[25]

  近年来,惩罚性损害赔偿开始成为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学中的一项新课题,环境民事惩罚性损害赔偿也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依据现有通行的同质赔偿理论,不仅对环境民事侵权受害者的救济严重不足,也使加害者通过理性的利益衡量,对侵权采取放任态度。因此,有些学者提出:“惩罚性赔偿因为具有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害的赔偿标准和主观故意的主观归责特征,既具有补偿的功能,又具有制裁和预防的功能。因此,对于主观上具有恶意的环境民事侵权案件,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并且,对于造成了精神和环境权益损害的,也应该给予赔偿,这种赔偿因其不可衡量性,也显现出惩罚的特征。”[26]笔者认为,环境民事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因其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资源破坏,或者因其环境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精神损害,所应承担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它是对传统环境民事责任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完善。

  根据美国学者Alexander Volokh撰写的Punitive Damages and Environmental Law:Rethinking theIssues[27]一文的介绍:巴比伦的《汉漠拉比法典》、印度的《摩奴法典》和《圣经》中都有关于多倍损害赔偿(multiple damages)原则的规定。罗马人曾为某些违法行为确定过多倍损害赔偿,并且出于约束富人的需要而调整它们,在古罗马,当债务人超过一年而无法偿还债务时,债权人就可以获得四倍的损害赔偿(quadruple damages)作为救济,其中部分多倍损害赔偿也许是利息的一种替代品,但300%的利息显然过高,因此可以说这些“罚金”的首要目的是“惩罚”(punitive)。 18世纪,在两个相关的案件(Wilkes v. Wood and Hucklev. Money[28])中,针对政府对持有反对意见的报纸采取压制性的措施的行为,法院适用了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s, exemplary damages, vindictive damages[29]或smartmoney)。从此以后,英国法院开始对滥用财富(wealth)和权力(power)的行为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在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最早于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使用,最早的判决出现在(1784年—笔者注)[30]Genay v. Norris恶毒性中毒案中,之后惩罚性损害赔偿被广泛应用于违反婚约(如Coryell v. Colbaugh)、侵犯专利权(如Boston Manufacturing Co. v.Fiske)等,它一般被用来惩罚殴打、抢夺、性侵犯案件的“欺凌者”。到19世纪末,该原则的应用开始从自然人专向大型法人,如铁路通常由于其乘务员、搬运工或者其他司乘人员恶劣地对待妇女、病残者或者孩童而支付惩罚性赔偿金。法官和陪审团通常对那些故意的、严重漠视原告权利的,而又无需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随着时间的推移,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范围亦逐步扩大,它对许多英美法系的国家甚至大陆法系国家也产生了某些影响。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的规定被学界称为“双倍赔偿”制度,该制度所确立的正是惩罚性损害赔偿,这是我国民事实体法中第一次明文规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随后我国在《合同法》第113条第二款中再次确认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该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特点和作用

  与传统的补偿性赔偿制度相比,惩罚性损害赔偿具有其显着的特点:首先,在赔偿基础上,惩罚性赔偿是以补偿性赔偿的存在为前提。美国法院一般都认为,原告请求惩罚性赔偿,首先要请求补偿性的赔偿,只有在补偿性赔偿请求能够成立的情况下,才能请求惩罚性赔偿。其次,从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说,惩罚性赔偿责任主要不以有实际损害为条件,而是要特别考虑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主观动机、财产状况、侵权损失赔偿等多种因素,只有加害人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恶性行为,且主观上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才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再次,从赔偿范围来看,惩罚性赔偿并不以实际的损害为限,其数额有时会高于甚至大大高于补偿性损害的赔偿。最后,惩罚性赔偿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可能是由法律法规直接规定的,也可能是由法官和陪审团决定的,但不可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

  一般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

  第一,赔偿功能。惩罚性损害赔偿并不是独立的请求权,而必须依附于补偿性的损害赔偿。然而,在一些情况下,仅仅依靠补偿性赔偿难以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获得完全的补偿。例如:精神损害,其本身的基本特点即在于无法以金钱价额予以计算,由此决定了补偿性损害赔偿无法完全弥补损害;在人身伤害的情况下,损害的实际额度其证明又比较困难。所以,利用惩罚性赔偿可以更加充分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此外,受害人提起诉讼之后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也只有通过惩罚性赔偿才能获得补救。

  第二,制裁功能。惩罚性损害赔偿只有在加害人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恶性行为,且主观上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才适用。这种惩罚性与补偿性赔偿的区别在于:补偿性赔偿的目的在于赔偿损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这一赔偿的理想状态即是使补偿与损失之间等值。而对于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发生的场合,加害人往往是经过了利益计算和衡量的。这样一来,补偿性的赔偿对加害人难以起到制裁的作用,而这正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所能弥补的。

  第三,预防功能。由于惩罚性赔偿乃是双倍赔偿或多倍赔偿,而且,其惩罚的数额应当考虑到加害人的主观动机、财产状态等,因此,即使对于“富裕”的加害人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一般而言,这种预防包括两个方面,即一般性预防和特殊性预防。一般性预防就是警示社会一般的人不会仿效加害人的行为,特殊性预防就是令加害人不会再次实施类似行为。

  (三)环境侵权损害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适用范围

  其一,是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资源破坏的案件。环境民事责任根据归责原则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破坏环境民事责任,必须根据一般民事责任的四个要件追究民事责任,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第二类是污染环境民事责任,应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我国司法实务中,对于那些主观上具有恶意,侵权后果十分严重的加害者而言,并没有因其行为性质恶劣而给予更加严厉的制裁。事实上,在我国的环境民事侵权中,除了没有主观过错而造成的损害外,基于主观的恶意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从而造成的严重环境民事侵权也大量存在。许多加害者甚至是经过理性的判断而最终选择侵权的。对于这样的环境民事侵权,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这样既有利于弥补补偿性环境损害赔偿对于受害者救济不足的缺陷,也有利于在环境民事责任制度中细化法律的公正性,即根据行为人主观过错的严重程度使其承担不同的民事赔偿责任,从而通过要求故意的加害人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来遏制故意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通过要求重大过失的加害人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来警世他们和其他可能因过失酿成重大环境损害的行为人提高注意和加强防范。

  其二,是因环境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受害人精神损害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这项规定来看,其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目前还没有扩及环境侵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目前在理论上,民法学者与环境法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民法学者一般没有将环境侵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列入赔偿范围之中。环境法学者则认为,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范围应该包括精神损害。[31]“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因被告的污染或破坏行为,往往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而且,不仅他们生活在现实的痛苦之中,这种损害使他们生活在沮丧和失望之中,感受到社会的残忍和法律的冷漠,生活的乐趣几尽失去。环境侵权案件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受害者所要承受的不仅是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漫长的,甚至伴随终身。对于这样真实的精神损害,法律不予救济显然是不合理的。”[32]对于这样的精神损害应当予以法律救济,通过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环境民事损害赔偿范围中加入相当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那部分内容,可以使受害人因环境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救济。特别是对于因加害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资源破坏而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可以更加有力地惩罚和遏制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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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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