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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宁:中国新的社会分层和新的地方精英的崛起

更新时间:2012-02-26 15:27:50
作者: 刘宁宁  

  有影响力的经理都是党委成员或者是副镇长或者他们通过与政治精英的关系,影响政策的制定,实现利益最大化。然而,至少在企业运营方面,随着非集体化的进程,随着乡镇企业通过承包和租赁制度摆脱官僚机构的控制,经济越来越独立了。

  

  五、村级精英

  

  党委成员和村委会是村里的政治权威。同时,他们控制着村里的企业,他们也构成了村里的经济精英。村里的经济精英是由成功的私营企业家、富裕农民和村办企业管理者(大多数是干部或者其家属)组成的。传统精英家族年长者和宗教人士相对重要一些。在大多数村庄这些不同的精英混合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在村一级比镇一级更加明显。政治和经济力量明显地混合在一起。政党在行政管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在地方比在中心地区大得多。村干部有两种致富渠道:一靠经济管理(商业、工业、农业公司,或者是第三产业部门);二靠他们个人或集体企业的活动来保证收入。

  在富裕的村庄,村干部的收入比镇干部的收入还要高很多。在经济实力不很强的村庄,村干部们分享村属企业纯利润的10%15%,每个人能达到几百或上千元。而且,他们会因为完成或者超额完成镇政府下达的任务而获得奖金,或者从销售(非法的)或租赁村有土地给镇里或其他企业中获得收益。在镇和村属工业很弱而私营经济在村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地方,村干部自己经营或参与其家庭成员的私营经济活动。大部分村属企业都私有化了。在私营经济弱、集体经济强的地方,村干部(通过对村经济的行政管理)和村子会从经济部门获得利润。另一种形式,主要在南方,政治和经济被家族统治(即家族化)。

  相对于城市居民或城市、县、镇级官员,农村居民对私营经济更开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村里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是经济精英的核心。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家通过给村和镇政府捐款和馈赠礼品来获得社会威信。他们不仅支持政治精英,而且还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建立学校和医院;他们为减少贫困而提供捐款,过发放无息贷款和提供新的工作岗位支持朋友、村民,或者以前的同僚。我们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家的威望不仅仅依赖于他们的收入,而且依赖于他们为社区所作的服务。在私营企业中我们进行了调查,这种捐款从几千元到数百万元不等。几乎所有镇领导都认为,私营企业家为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福利事业和文化和教育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

  捐款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自愿捐赠能够提升捐赠者的威望,并增进与当地官僚机构的关系,而对于强制性捐款他们也必须应付,以便不失去关系和应付地方官员的霸道。当私营企业家在镇里购买商铺、公寓、镇上的城市户口,对地方税收贡献不断增长时,他们变得必不可少,并且受到当地政府的提拔。当镇属或村属企业很弱或很萧条时,上述因素对镇尤其具有积极的影响。

  私营企业家通常在村里并不受欢迎,农民并不喜欢他们、妒忌他们。他们试图隐藏财富,并且让人感觉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力。在镇里,保守的领导可能不喜欢私营企业家,其是外来私营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缺乏地方保护。但是,私营企业家通常都会通过关系或者家庭融入农村社区,特别是在存在家族势力的地方。这种融入的前提是,他们的财力不是用于反对社区,而是让社区获利,让其直系社会关系分享他们的财富。他们没有像集体企业或秘密的私营企业的管理者那样融入政治网络中。我们访谈的结果显示,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更能融入经济精英。因为就农村和城镇发展而言,私有经济是绝对必要的,省、市和县政府要更多地支持私有经济的发展,帮助他们实现理想。

  当私营企业家让社区分享他们的财富时,他们的威望就会上升,妒忌也会减少。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是农民社会的传统,是农村社区的一种习惯。大家期盼富裕的村民和家族成员和其他成员或全村人共同分享他们的财产,并在他们需要时给予帮助。这种被司考特( Scott)称为农民的道德经济的道德传统依然存在。

  显而易见,在农村最具影响力的个人,不总是党委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在许多情况下,是家族的年长者、富有和成功的农民(专业户)、重要的私营企业家,在这些人中,居于首位的是那些支持村财政的或者是那些在县城有官职的优越于村干部的人。

  

  六、结论

  

  分层和新的精英已经根本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由于差异加大和社会分层的变化导致地方精英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尽管社会分层从1949年起就已经在,但是改革开放前和现阶段的分层之间还是有显著的不同。改革开放前,分层主要是由政治标准决定的。党员、干部等级、阶级和信仰坚定都是精英的前提条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比如原来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庭成员、还有原来的政治精英,组成了最低层级。他们的家庭出身和阶级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今天的分层主要是由经济前提(经济上成功的企业家)决定的。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社会流动性和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是收入分化和社会分层加剧的根本原因。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其发展程度是非常显著的。宣称中国创造了一种没有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是脱离现实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镇级和村级精英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旧精英向新精英的简单转化。它需要不同的政治体制。只要目前的体制仍然存在,那么经济精英就只能通过党员身份保证自己有影响力的位置。然而,政治权力和影响不仅仅源于党员身份,还可以在执行权力及参与权力的过程中,通过贪污腐败(比如贿赂官员)和关系网而获得,通常可以通过政治和经济决策给农村私营企业家相当大的影响。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常参私营经济的官员就有机会运用国家和政党国家机构为他们自己谋取经济利益。

  上述地方权力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已经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变化。新的精英成为精英中的一部分是通过经济过程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政治过程实现的。他们体现了新的价值观,是社会地位的新象征,体现了新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还体现了和政党原来的观念和倾向相反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精英变化,不是通过革命和发展发动的,而是通过政治领导运用政策驱动发动和鼓励精英转化的。

  上一个时代的官员受意识形态的指导,而今天的官员的主要兴趣点是在经济领域。这促进了干部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导致了精英的变化。从地方来看,干部仍然是制定政策的决定性精英。繁荣的企业的经理和大型企业的企业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就政治决策而言,其影响依然是有限的。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是最高的。经济实力并不一定必然提升他们的政治实力。在农村,党委领导仍然处于支配地位,他们比经济精英更重要。这就是政治与经济权力二元论产生的原因,政治权力不意味着同时就是经济权力,经济权力不意味着在本质上保证政治影响。不过,经济能力往往趋向于政治权力,至少通过实现经济利益可以达到更高的社会地位。新精英代表了经济利益。然而,他们在参与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他们努力通过其潜在的功利力量去影响未来的政策方针。在中国,政治是一个高层次的活动;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

  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和新精英的崛起,已经废除了政治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导致了差异性。特别在农村,尽管有相当大的差异,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二元现象已经存在,经济阶层分化和阶级矛盾又重新显现。在农村,大型私营企业的企业家试图加强他们的政治影响,官员试图通过参与私营经济获得更大的经济实力。地方党的领导干部支持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参与地方政治;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更好地控制社会,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企业家需要政治保护,需要和官僚机构保持良好关系,需要更强的实力。目前的精英很明显包括两部分:成功的干部和新企业家。

  同时,精英在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党的领导中也发生了变化。新的政治精英的形成是以市场条件和技术转化需要为基础的,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层级都是如此。例如,高中或大学毕业的党员比例从178% ( 1983年)上升到38.2% ( 1994年)。1987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科学专家的数量已经上升到20%,而1977年只有27%。这表明,在中央、地区、地方活动中高素质的必要性,选拔干部要根据经济和技术竞争力。与此同时,舒勒( Schu-ller)的理论得到了肯定,即经济改革是导致传统的领导精英被新精英所取代的一种手段,也是稳定政治体制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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