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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刑诉法修改要切实贯彻民主人权法治原则

——刑诉法修改宪法视角研究之四

更新时间:2012-02-13 21:43:14
作者: 童之伟 (进入专栏)  

  这是因为:1.这些条款与其它相关制度要素一起,把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这种事实上的刑罚,部分地排除到了法律上的刑罚定义之外,并将被排除出去的部分放到了“行政处罚”这个概念的外延中,使某些层级的行政机关可以自主对公民施以事实上的刑罚。2.前述“技术性”安排使得“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中的“受刑事追究”不能包含“被剥夺人身自由”和“被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3.前述“技术性”安排使得公民不“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被“确定有罪”,就得以事实上遭受被行政机关科予的剥夺人身自由或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

  所以,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较之现行刑诉法或其修正案草案的相关规定,刑诉法更重要的任务或功能,是保障无罪的人、未经法院审判的人不遭受被剥夺人身自由或被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等形式的事实上的刑罚。所谓刑罚,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基本形式,是剥夺人身自由或长期限制人身自由。

  (二)应通过刑诉法修改否定劳教、双规等于法律无据,同时也违反人权保障和法治等宪法基本原则的做法。保障人权,实行法治的最基本要求之一,是除审判机关外,任何其它组织不得剥夺或长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基于这个道理,刑诉法修正案应该否定劳教、双规等不合时宜的体制。

  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结合我们所处的时代认识刑罚的实质。近代刑罚通常有自由刑、财产刑、生命刑,权利刑、历史上还有健康刑、人格刑等等,但在21世纪、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自由刑已经成为刑罚的最基本和最一般的形式,乃实施刑罚之首选,其它刑已经退出或正在退出刑罚方式的序列。可以说,现代刑罚的本质特征就是剥夺人身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还有长期限制人身自由),凡属公权力机构剥夺或长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都是事实上对公民科以刑罚。所以,剥夺或长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而又将剥夺行为排除在刑罚的定义之外,其本身就是一种违反人权保障和法治要求的立法安排。将公权力组织剥夺或长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纳入行政处罚的范畴,不可能改变这种剥夺行为的刑罚实质。我国学者讨论刑诉法修改也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草拟和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也好,都应该对这种情况有所认识。

  基于以上理由,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第2条应增加如下规定:“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处罚、不被剥夺或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相应地,第12条应该相应地修改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剥夺或长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也不得剥夺公民的财产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和其它基本权利。”至于所谓“长期”限制人身自由,从各法治国家的制度看,“长期”肯定不应长于15天,至于立法上到底应该定多少天合适,值得深入探讨。

  

  四、小结

  

  我们应该看到,现行劳教、双规之类广而言之违反宪法人权保障和法治原则,具体说来缺乏法律依据的做法,不论其源于苏联、还是基于我国自己的老传统搞的“创新”,在历史上都是与不民主、漠视人权、迷信人治等做法一起抹黑社会主义或使社会主义丧失人心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然与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和精神相悖,我国应该果断放弃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经常说要吸取苏东亡党的教训,但我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往往不仅不反思不放弃诸如此类很不得人心的体制,反而从当权者不应该容许公民享有太多自由、对公民争取权利的活动压制不够坚定、封堵不够严密等方面总结历史教训,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来说,诸如此类的思路无异于南辕北辙。在民主、人权、法治方面,我国有必要转换思路,从注重堵到着力于疏,这种转换可以刑诉法修改为实验园地。

  

  童之伟,男,1954年生。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导、《法学》主编,主要从事宪法学研究和教学。

  

  【注释】

  [1]2011年11月13日,应陈光中教授和陈光武律师邀请出席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广西北海裴金德等故意伤害案”座谈会并作专题发言,本文是在当时发言要点的基础上,结合后来的情势发展和刑诉法修正案草案2011年12月中旬稿梳理充实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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