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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勇:警惕“官民疏离”的生活方式

更新时间:2012-02-13 13:04:56
作者: 石勇  

  

  官民矛盾正通过诸如强制征地、拆迁等比较激进的形式制造中国社会的裂痕—无数声音已说到了这一点,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在对此作出警示。

  但情况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坏。

  清楚的是,官民矛盾一开始体现在制度的区隔层面,在这种区隔下,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和民众分割开来。而在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他们尽情享受“体制红利”,民众则暂时被推到一边。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官民矛盾已然渗透日常生活,进入社会心理结构深处,变成了生活方式。

  

  区隔

  

  2012年1月1日,江苏省某市。一场由政府主办、组织,由房地产公司赞助,名为“天鸿杯”的元旦万人健身长跑活动举行。

  这类自娱自乐的表演,当然也会淹没在全国各地政府为政绩工程所组织的各类表演活动中。

  但全国的公众还是注意到了它。他们对以下三点印象深刻。

  在长跑的表演仪式上,作为主要的剧班成员,公务员们统一穿着配发的漂亮羽绒服和冲锋衣,喜笑颜开;而同样作为演员,学生方阵穿的却是夏天军训的单薄外套,瑟瑟发抖。至于普通民众,当“群众演员”点缀浩荡的权力恩情都没机会,他们最多只能当一个被预设的、可有可无的观众。

  从照片上看,公务员们陶醉在享受体制福利的快感中。这一切,充满惊喜,却又理所当然。

  任何一种由权力主导、组织的表演,当然都要符合权力的美学秩序,使其“威武”体现出来。这场表演按照行政区划,是暴力机构还是行政单位,是政府核心机构还是边缘事业单位等来区分“方阵”,并配上不同的着装,正在于宣示这一点。

  不过,它同时也宣示、确立了官民之间的等级秩序,身份分野。并由此,成为一个当下中国经典的官民区隔叙事—一个对中国宏观政治,以及微观社会生活中官民关系的隐喻。

  当然可以指控,这场表演是在变相给公务员发福利,同时,也合法化了房地产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结盟关系。不过,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官—民”作为“治理者—被治理者”的二元设定,以在福利上是被体制、权力运作所满足,还是被体制、权力运作所排斥实际地体现了出来,让谁都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其在公共空间对双方反复刺激,一方面使“官”享受体制红利时充满了优越感,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民”被剥夺的心理怨恨。

  这当然不是有意识的产物,而是“集体无意识”的流露:“我们”,这些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该享受什么,“他们”,那些被权力支配的民众,只能享受什么。

  这样的“自我认同”,以及“他者认定”,并不为宪法、法律,以及意识形态所承认,但却隐藏在权力的日常运作和资源分配中,有时冒出公共领域吓人一跳,更多的时候沉入生活深处,悄无声息。

  

  异化

  

  按照官方说法,干部并非一个凌驾于民众(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上,干部和民众被意识形态设定为一体,两者之间仅仅是“分工”的不同,不是两个或许在利益上具有冲突的阶层(阶级)。

  但“分工不同”当然会带来身份、地位、资源分配机会上的不平等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差异,从而瓦解“一体”的设定。为消除这一Bug(漏洞),官方说法把干部视为民众(人民)利益的代表,承认权力来自人民,并要求他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而,即使“分工不同”,干部仍不是区别于人民的特权阶层,只有当他“背叛”了人民,变成“老爷”后,他才是。

  当然,如何宣称是一回事,实际上是什么,则又是另一回事。

  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曾经揭示过一个“寡头统治铁律”。其分析对象是民主政党。为民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当然是可敬的,不过,组织本身通过科层制的建构,会给领导层带来权力,而利益与权力如影随形,一体两面。

  对于权力者来说,只要组织本身能够给他带来地位和利益,其功能就开始异化,有时候并不是为了“民主”这一目的,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权力者的利益。维持组织的存在,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在权力者那儿,其渴望更为蚀骨。

  米歇尔斯没有讨论组织的收益是否会惠及被设定为“我们”一部分的每一个成员。但从领导层扩大开来,如果一个组织本身能够生产或攫取广泛的利益,那么,其一系列职位的设置,本身就具有双重功能。第一种功能,就是维持组织的存在;第二种功能,给处于这个职位的人以报酬。

  当“寡头统治铁律”放大到政府治理层面,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民众不能控制政府花钱的情况下,异化会更加严重。

  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权力群体,治理得有效,社会控制得成功,当然符合社会的利益,毕竟,它可以提供诸如国防、治安等公共产品。但它本身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看起来这是无可指责的,毕竟每一个群体、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幸的是,在中国,在给公务人员的报酬上,“官本位”的色彩还比较强烈。

  这种利益的体现有两方面,其一是根据职位的不同获取有差别的“权力报酬”,比如处级、厅级干部配什么车、住什么房等,超出制度供给的才不具有合法性,才被视为腐败;其二是权力群体作为一个阶层,在享受体制所给的好处上与被权力支配的民众区别开来,是谓“体制红利”。

  比如,在养老金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民众分属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前两者不需要自己掏钱,由纳税人的钱供养—而改革“养老金双轨制”的声音已喊了很久,现在仍未有“改革时间表”出来,停留在个别的试点阶段。

  权利无法约束权力所导致的异化不仅使官民分属于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而且还会颠覆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像官员财产申报,本来就是官员的一种政治义务,但这一制度呼唤了那么多年就是不出来,以致“裸官”、“小偷反腐”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而对民众关于买刀、上网之类的“实名制”,倒是非常热衷。

  

  疏离

  

  官民之间,在生活中出现疏离,渐行渐远,实在不是福音。

  对于民众来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想成为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的一员,另一方面,内心里却对前者“有情绪”,有时候,情绪还不太稳定。

  道理很简单,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其中的一个群体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另一个群体有被剥夺感,那么后者一定想变成前者,而即使没有变成,他们对前者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奴性,因为害怕被伤害,同时还有获得庇护的幻想。无数人挤破头也想成为公务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老百姓见到掌握一小点权力的人都会讨好,正是这种心理。

  但如果变不成前者呢?受到前者的伤害呢?在最真实的环境下,比如网络,以及在可以获取力量的环境中,比如群体聚集在一起维权,他们所压抑的情绪就会发泄。当一个人因为害怕、羡慕而想变成另一个人,但最终却变不成,屡受刺激时,他一定对那个人充满敌意。

  对于一些权力者来说,心理有所不同。享受“体制红利”的他们能够感觉到民众的不满所带来的压力,而要说服自己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只能预设自己所属的阶层和民众就是不一样,属于一个比较高档的阶层;而民众没有素质,得到这样的处境实属活该。一些公务员对民众的冷漠,所谓的“门难进脸难看”,正是在这种心理下泛滥,以致无数次的道德说教、行政处罚也难以好转。

  另外,面对民众的情绪,一些权力者也会隐隐感到焦虑,甚至恐惧。毕竟,民众情绪背后的力量即使不能真实触摸,也是可以感觉和想象的。而蔑视,或者愤怒,当然是消除焦虑的药方。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比较正规的场合,一些官员往往不会说什么出格的话,他以一个纯粹的角色来表演自己,不掺杂个人的人格。但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或者有什么刺激,他就会蹦出一些严重伤害人民群众感情的雷言雷语。被压抑的情绪终于释放了,而它才是最真实的。

  基本上不用想象:当两类都携带着情绪的人,不可避免地在实际生活中相遇时,彼此都容易失去理性。而今天去一些地方,官民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网络的信息流动,能轻易把现实生活中的情绪扩散。而它又将进一步强化“我们”和“他们”的心理疏离,乃至一些极端情况下的对峙,使互动被情绪支配。

  官民之间在生活上的区隔,以及心理上的疏离并无惊心动魄之处,显得波澜不惊。但它日积月累地蓄积着破坏性的牵扯力量。消除政治社会风险的制度空间、改革动力,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化”的疏离中面临更大挑战。来源: 南风窗201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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