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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徐友渔 秦晖 陈明等:儒学与中国现代性

更新时间:2012-02-09 19:08:29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徐友渔 (进入专栏)   秦晖 (进入专栏)   陈明 (进入专栏)    

    

  编者按:西历2011年8月31日,“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是针对方朝晖的新著《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新版)而举办的。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多家机构的20余位知名学者,围绕该书的主题、内容、写作方式、问题与不足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书所采取或讨论过的文化研究方法、民主问题、行业自治问题、文明观等成为本次研讨会上讨论的主要焦点。现将此次会议的发言纪要根据录音整理发表如下。

  

  发言纪要目录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回归中华文明的价值理想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秋风(自由学者)

  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学功(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江向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贝淡宁(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曹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回应:从外部入手做儒学(方朝晖)

  

  (主持人干春松开场白,紧接着胡明峰、方朝晖介绍会议缘起,然后正式发言,顺序是陈来,徐友渔,彭永捷,秦晖,秋风,任剑涛,陈明,唐文明;下半场顺序是张国刚,杨学功,江向东,贝淡宁,杨汝清,曹峰,最后方朝晖回应)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还没完全看,只看了各章提要,及导论,具体细节还没来得及看。总体来讲,我认为本书大体方向很好,有些提法不错,有些研究以前没听到过,比如他对行业自治的强调,以前还比较少见。我随便讲一些疑问。行业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为什么要把它们分成两个来讲,因为一般来说行业自治应该在市民社会的范畴内,本书所讲行业自治问题,在中国古代涉及的乡约、宗族、村社等等应该是广义的市民社会范畴。如果市民社会是西方近代的东西,那么民间社会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用行业自治来讲,还有没有更好的概念。如果不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用民间社会概念是不是可以?我看得不是很仔细,只是疑问。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总的来讲,你强调中华文明的未来重建,是在一个未来时态。在这里你认为中华文明能不能永久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不是取决于它有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关键在于能否重建一个新型的文明。这个新的文明在工业化、市场经济、法治等方面与西方类似,但在核心价值、组织模式、生活方式等方面与西方文明不同,并由此确立与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同。那么我的问题是: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那么日本已经形成了一种你所说意义上的新型的文明样式。如果以日本为例,那么日本成功地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那么它与中国相比,你认为未来中国文明复兴是整个东亚文明复兴的一个部分呢,还是与日本不同,另有特色?

  最后一个问题是:好像你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特别是中国文化心理的结构决定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等均与西方不一样。从理论上讲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如何面对这样的质疑:东亚其他地区如日本、台湾、韩国同属于儒教文化圈,它们在几千年发展中文化心理结构应当与中国差别不大,但是今天却走上了与西方一样的道路。这说明仅仅从文化心理结构不能决定一个民族走上什么样的道路,一个民族的道路的成因有一定的复杂性,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当然你可以把你所说的目标当成理想,但是不能说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就必然能决定一个民族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

  我就先说这几句。(方朝晖整理)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始终秉持这样的信念:对一位学者及其著作的尊重,包含对其观点直言不讳的批评。我认为,方朝晖教授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一书的主要立场,在本来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治口号的意义上,是反动的。他认为,未来中国社会应该主要表现为治人而非治法,靠贤能而不是制度立国,以伦理、德行为本而不是以权利、自由为本;在核心价值上仍然以仁、义、忠、信为主,而不会以民主、自由、人权为主;法治、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不适合中国文化的习性。

  我要感谢方教授邀请我参加这个研讨会,并给予我充分发表批评意见的机会,我想,我的直率、尖锐的批评是在他意料之中,因此我认为,对我的邀请是出于学术目的的有风度的举动。

  首先需要指出,批评以上论点并非易事,说“民主不是好东西而是坏东西”,就和说“偷窃不是可耻的而是高尚的”一样,表面上不值一驳,但实际上很难驳倒,这涉及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越是基本的道理,越不容易讲清楚。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人指着一头鹿说“这是马”,要证明他错了还真不容易。假如你从动物学的知识出发来证明,他可以说你是在依仗西方的知识霸权或话语霸权;如果你说人们都说这种动物鹿而不是马,他可以说你是在依靠“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个标准,而这是基于西方的所谓民主理念,他根本不予承认。

  方教授的观点难于批评,甚至难于讨论,问题出在他的最基本的概念“中华文明”含混不清,这导致他的基本立场是滑动的、无法把握的。本书第64页说:“唯一可以决定未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的东西,不是哲学形而上学观念,也不是社会经济基础,而是文化心理结构。我们就需要搞清楚:文化心理结构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比如决定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生活方式、整合方式、制度特征等方面究竟作用有多大?”紧接着的话说明,他在这里谈论的是“文化的深层机制”问题。如果真是局限在这个范围,那没有多大问题,我也不想花费时间与方教授争论。

  66页上的话是在这个方向上展开的。方教授展望,未来中国可能形成一种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文明类型,它表面上和西方文明相似而本质上不同,“它可能接受了西方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包括法治与民主、经济结构、市民社会、教育和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个人自由、尊严与价值的确保,社会空间的自治与理性化发展,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与法治等等;而本质上不相似,则是指支配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仍然是中国式的,比如德、义、信、礼、忠、仁等,这个社会中真正有力的东西仍然是人际关系,这个社会自我完善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治人’而不是‘治法’……”,在我看来,这一段的论述除了最后一句完全没有问题。我的观点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治理结构必须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特征,必须符合普世价值,必须与宪政民主的方向一致,至于人们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终极关怀和审美情趣的类型,宗教信仰、宇宙起源图式、风俗习惯等等,则可以自行选择、自然发展,在多元化的原则下听其自然。

  我的观点与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阐明的论点一致。罗尔斯认为,与制度安排有关的政治原则是持有不同宗教、道德、价值、文化观念的人群的重叠共识,是整个社会的指导原则,除此之外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立场是可以多元化的。这也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教分离原则,以及国家中立化原则。但方教授最后一句话中的“社会自我完善的主要任务”,以及前面谈论文化心理结构那段话中的“整合方式、制度特征”,则属于与基本结构有关的范畴,它们与文化心理、道德价值有重大区别。未能看到这种区别,谈论未来中华文明类型时时而仅限于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时而包括制度安排原则,这是方教授此书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果然,方教授在此书第三章的开头,就使论证的范围超出文化与价值而进入政治原则,他在第104页上说:“民主政治即使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也不是普遍有效的。从东亚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特征看,以党争和大众政治为特色的民主政治可能不如以修德、尊贤为特点的精英政治更为有效。由此,并不是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应以民主为核心价值,而儒家的贤能或精英政治理想仍然可能是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在171页上说:“中国诚然需要民主,但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不寄托于民主,而寄托于以任贤举能为原则的精英政治能否从制度上落实”。

  以上主张有两点问题需要讨论。第一,用党争和大众政治来概括民主的特色是否正确?我认为不是。我认为这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挑出自以为是民主政治的两项缺点来作为民主的本质特征以便批判。在我看来,党争和大众政治并非像方教授以为的那样天然就具有负面性质,这么认为只表明对于现代政治所知甚少或抱有偏见。不过我不想在这方面进行辩论,而是暂时提出一个关于民主政治本质的定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是基于人民的同意,这种同意必须由自由、平等、公开、可操作和可核查的方式加以表达。

  方教授大力鼓吹的基于儒家传统的精英政治的内涵是什么?他的说明只有四个字:任贤举能。我认为这么简陋的说法不是出于简明扼要的风格或是疏漏,而是有理论上不可克服的困难。我想追问方教授,在你的设想中,国家的统治者怎么产生,谁来判别贤能,以什么标准判别贤能,以什么程序推举任命贤能?人民的意志在其中起不起作用,起多大的作用?我愿意向方教授提出挑战:让我们就这个问题举行辩论。我现在敢于断言,方教授的观点要么是独树一格而站不住脚,要么是力求合理而在基本理念上与民主精神大体一致,与我现在给出的民主政治的定义大体一致。

  与方教授在104、171页上的断言相矛盾,他在183页上又说:“从今天的发展趋势看,我也认为今后中国政治走向民主特别是自由民主制的呼声肯定越来越高。因此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我们也许可以预知民主政治会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之大势,就像今日台湾、香港一样。”如果这是方教授的最终立场,那么我会感到非常欣慰,这将免去许多批评。当然,方教授心有不甘,他在上述引语之后紧接着说:“承认这一现实,符合我的基本立场,但并不等于这一现实是可取的,或值得的。”不过这种但书没有多大意义,我相信现在赞成和争取民主的人中间多数都是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我还相信,我们可以轻易设想出无数个非民主的,但绝无可能实现的制度,这可以显示我们的个人偏好和文化寄托,但在谈论制度设想时是无用的。

  方教授在本书多处强调,人们选择民主不是因为它理想,而是出于无奈。他用这种方式来贬低或拒斥民主,实在是多此一举。在某些历史阶段,中国人确实把民主看得理想和神圣,对民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已经对民主的价值及其限度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人们深深服膺丘吉尔的名言:“民主不过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而已”。人们常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民主,是“诸害相权取其轻”,看到这一点并不是洞察了民主弊病的要害,而是在现代政治的维度中理解了民主的本质。从理论的理想标准看,民主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从实践和历史发展的理想标准看,中国的志士仁人在从前和现在都在为中国的民主而艰苦奋斗,这个理想一天没有实现,中国的志士仁人一天不会停止努力。

  最后我要说,虽然方教授在这本书中极力对民主作出负面评价,表达了一种本来意义上的反动立场,而这种对于普世价值的挑战实际上还难于驳斥,但我并不担心这种立场会在当今中国社会起多大的负面作用。我相信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相信人们的经验与常识会引导他们作出正确的判断。我的信心甚至恰恰在在这本书上得到了证明。请各位看看本书的封底,打开来,把本书的内容简介和三位著名学者的推荐语对照着看一看。在左边,介绍了本书反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观点,而在右边,何兆武、李学勤、万俊人三位不吝溢美之词的学者却顾左右而言他,对本书的核心观点不置一词。推荐人尚且如此,一般有批判精神的读者反应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回归中华文明的价值理想

  

  在佛、老兴盛,儒门衰微的唐代,唐代儒家学者发起古文运动,倡导“文以载道”,以文学革命的形式,实现思想革命,掀起儒学复兴运动的潮流。韩愈写作《原道》,具体阐明了“文以载道”究竟应该载一个什么样的“道”。在《原道》中,韩愈重申“中国则中国之,夷狄则夷狄之”的华夷之辨,阐述了中华文明以儒家仁义为核心、以礼乐为表征的特征,从而也为古文运动奠定了基调和树立了旗帜,古文运动实质就是回归仁义之道,发扬中华文明价值理想的复兴运动。乾嘉时期的学者章学诚,也写了一篇《原道》,认为六经皆载道之具,道不离器,倡导对于典章制度的研究。章氏本意在于纠正宋学喜谈性理的空虚流弊,但在行文上处处对着韩愈的《原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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