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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国阶:论中国治理转型的基础环境

更新时间:2012-02-09 17:22:50
作者: 耿国阶  

  新朝建立初期,鉴于旧朝教训,政治比较清明,但是缺乏有效约束的官僚体系随时间的推移逐渐腐化,民众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身意愿,民怨在体制外积累,事件引发民众叛乱和反抗,成功者取而代之建立新朝,开始下一轮循环;其中,不仅“官本位”的传统、官僚恶治的传统发达而深厚,游民政治传统、造反叛乱传统、暴民乱治传统也同样发达而深厚;二者皆大不利于治理转型与社会转型渐进、有序、良性的互动。在文化-心理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缺乏现代理性,将政治问题道德化,明君清官情结浓厚,而漠视和拙于制度建构,黑白分明、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意识深厚,妥协、共赢、谈判的意识薄弱,这种狭隘、激进、非理性的政治文化迄今没有得到有力的文化清算和超越,显然不利于治理转型与社会转型渐进、有序、良性的互动。制度可以短时期内速成,但是政治传统、文化心理的改造则必定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此进程中的曲折、反复也是正常的。

  如何面对以上事实,在制度建构上有效转化或抑制以上不利因素,促进治理转型与社会转型渐进、有序、良性的循环,预防激进、动荡、恶性的循环,是对中国精英们政治智慧的巨大考验。

  

  二、治理转型的横向环境:多层面贫困的并存和交织

  

  1.多层次贫困的并存和交织

  社会学家把社会结构分为从外到里同心圆式的三层结构:最外层的是物质资源结构,中层承外到内的是制度结构,内层是精神结构。依此来分析和把握中国治理转型的基础环境就会发现,中国的治理转型仍然处于物质-资源贫困、制度贫困、精神贫困多层次并存和交织的基础环境之中;30年的改革和发展催生和强化了治理转型的需求,却没有为未来的治理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支撑。

  (1)物质和资源贫困

  在这里讲的物质,是可以用GDP、人均收入、消费指数、存款余额等指标来衡量的现实的物质财富;这里讲的资源,包括自然生态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

  首先,物质的贫困。近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确实大大缓解物质的贫困:经济方面,1978年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已达到246619亿元,年均增长9.7%,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均GDP过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和工业化中期阶段;社会和人类发展方面,根据UNDP公布而对各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中国HDI指数是过去十几年排名上升最快的两个国家之一,由1975年的0.525上升为2007年的0.8,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毋庸置疑,人们的欲望比物质财富增长的更快。相对于这种迅速苏醒迅速扩张的欲望而言,以及我们庞大的人口规模而言,物质资源的丰富、物质贫困的缓解仅仅是初步性的。这种初步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在人均GDP上,2005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大体上与乌克兰、摩洛哥相当,全球排第110位;二是分布极端不平衡,除少数高收入群体外,绝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仍然捉襟见肘、经济处境尴尬,“中国已经从80年代初期收入比较平等,转变为目前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12];三是相对于收入的增长而言,生活成本也在迅速扩张,其扩张势头甚至超过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成本迅速由国家向民众转移,以至于被称为新的三座大山。乃至于有的学者已经明确断言“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为全世界所复制,尤其不可能为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所复制”[13]。

  其次,自然生态资源贫困和脆弱。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而言,我们在土地、水、能源、森林、矿产资源等基本方面都比较贫乏,而且整体状况仍在持续恶化,以至于IPCC(IntergovernmentalPanelforClimateChange)2007年2月份最新发布的气候变化报告中认为环境恶化导致极端气候最有可能在中国发生。2007年年初东北的暴雪,2008年年初南方大面积的雪灾,2008年5-6月份南方大面积的水灾即是现实例证。自然生态资源的贫困的制约在于:直接制约和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发展;直接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压缩改革和社会发展的空间,一旦经济动荡或危机爆发,回旋余地较小,社会经不起大的动荡。

  最后,人力资源的贫困。对于现代经济发展而言,人力资源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宝贵资源。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制造”的最大利器,但是这种简单劳动力的丰富仅仅是一种低层次的丰富,而且这种优势也在逐步削弱,“人口红利”过后便是“未富先老”,劳资矛盾紧张所包含的民工健康透支也是对社会未来财富的透支。这里指的人力资源的贫困主要是指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匮乏,即创造力的贫困,这种创造力的贫困是无法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论文发表数量来衡量的,只能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正有创造性的成果(或发明专利,或论文著作等)来衡量,而我们在这方面的贫困不言自明。没有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没有伟大的大学,缺乏充分激发并整合人的创造活力的机制。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其经济第一、军事第一,而在于美国有最好的大学、最好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有最能充分激发并整合人的创造活力的机制。创造力的匮乏有体制和传统的社会原因,也有个体和家庭的原因,但不论原因在哪,都是一种更具战略威胁的人力资源贫困。以“中国创造”衡量,我们人力资源的贫困仍然是没有改变的现实。

  (2)制度贫困

  制度贫困主要分为三个方面:“良制”的匮乏;制度能力的匮乏;“良制”支撑资源的匮乏。

  “良制”的匮乏。这里讲的良制,是能够既能够促进人本身的健康发展、社会自由和平等(人道),又能够实现有效人际整合(秩序),并有效促进资源持续开发和利用(效率)的制度。从实证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法律制度多如牛毛,据统计:到2007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300多件法律,11件法律解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22件,共计400多件;国务院制定了60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这些法律法规制度经常是自相矛盾而且缺乏实质性规范能力。我们真正缺乏的是简单有效的“良制”。制度的本意就是帮助人们解决各种问题的,只要制度起不到这种作用,它就徒具形式而已。例如:预防腐败的制度,我们既有离任审计,也有纪委日常监督,但大都起不到“应当”的作用,换句话说,这些制度都不是有效的“良制”。

  制度能力的匮乏。有两层含义:第一,建设“良制”的能力匮乏,我们不仅缺乏相应的理性和价值沉淀,也缺乏相应的耐心、责任心、眼光和毅力魄力;第二,维护“良制”的能力匮乏,我们建设“良制”的能力薄弱,但我们破坏制度的能力却很强,几千年的传统智慧所沉淀的权谋人格和权谋沉淀能够攻破和扭曲任何严密的制度。

  “良制”支撑资源的匮乏。“徒法不足以自行”,“良制”的运行需要良好的社会基础,我们缺乏支持“良制”运行的社会基础。一是社会的失衡和断裂[14],包括城市乡村之间的失衡断裂、东西地区之间的失衡断裂与阶层阶级之间的失衡断裂[15],“良制”的运行需要良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为基础,一个社会性失衡和断裂过多的社会积累了太多的干柴烈火,无论制度多么优良也难以正常运行。二是社会自组织的缺乏,良好的社会自组织是制度运行的“源头活水”,没有良好的社会自组织,优秀的制度也只能逐步萎顿乃至于失去生命力。三是集体性社会资本的匮乏[16],集体性社会资本是超越个体和家庭单位的集体性合作解决共同问题的理性、价值、习惯和网络,是制度的润滑剂,缺乏集体性社会资本支撑的制度仅仅是干瘪的骨架。

  (3)精神贫困

  灵魂性的精神贫困,主要是指信仰和信念的缺失。传统的儒家信仰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虽有呼吁但其现代重建却困难重重,以至于余英时教授称现代儒学为“游魂”[17];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的影响在中国呈上升趋势,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恐怕行而不远;传统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已经很薄弱。人的生存是需要意义的,这种深层意义的缺失助长了表层的浮躁;随便走在大街上,所处可见的表情透出难以掩饰的猥琐、鄙俗、焦虑、精明的算计、浮躁和空虚……却很少可见那种澄澈的眼神所传达的心灵的宁静,以及坚定的信仰或信念支撑的坚毅,这就是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

  现代公共性的缺失,主要指现代社会发达的公共领域所需价值和理性的贫乏。我们不缺乏个体和家庭(族)理性,但我们极度缺乏比个体和家庭(族)更高层次的集体理性,例如社会理性和组织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建立在个体和家庭(族)理性之上的民族,而不是一个建立在社会理性和组织理性之上的民族,以至于杨国枢概括为“泛家族主义”,“家族既是中国传统社会内主要的团体或集体,自小生活中积累的强烈经验和习惯,遂使中国人养成一种很明显的心理和行为倾向,那就是将家族意外的团体和组织予以家族化,亦即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运作推广或概化到家族意外的团体或组织。”[18]我们不缺乏传统的个体和家庭(族)价值,但我们缺乏现代的契约理念、参与理念、权利理念、公民理念、自由理念、平等理念、人本身的尊严等现代价值。价值和理性的缺乏难以支撑一个健康有序、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社会。

  公德性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德沦丧,对金钱、权力、美色的追求主导一切,获得与否证明一切,笑贫不笑娼,社会趋向“无耻化”;在竞争过程中,越是不讲规则、不讲诚信,越是有利,老实等于无用,诚信就是傻,美德沦为累赘;公共生活的领域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大幅度扩张,但是伴随的是“无道德的个人”,公共领域的运行缺乏现代人格与伦理潜规则的支撑。

  引导性价值的缺失。在一个社会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缺乏真正的能够引导整个民族健康顺利的转型的引导性共识和价值。社会转型是一个艰难而充满意外的过程,我们庞大的社会规模,积累深厚的问题,使之更甚;引导性的价值和共识意义在于有效的凝聚民心、民力,同舟共济,共同面对转型过程中的不测和意外,甚至艰难,以期实现顺利转型;引导性的价值和共识使我们的转型之旅更加脆弱,甚至难以承受轻微的挫折。

  科学性精神的匮乏。发达的科学精神、深厚的科学传统是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中国文化审美和道德传统深厚,但“求真”的科学精神、实证精神、逻辑意识却非常匮乏,延续至今仍未有根本性改变。这必然影响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影响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实行。

  精神贫困在总体上表现为社会性的浮躁和低层次徘徊。急功近利,“速成”、“一夜暴富”成为流行色,甚至最需要积累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成为重灾区。试问,一个正处于艰苦创业之际的民族如此浮躁怎堪大任?精神的低层次徘徊,低层次需求是主流的、也是主导的需求,对权力、金钱、美色、美食、不劳而获的追求日益赤裸裸的不择手段,自己不以为耻,社会亦不以为耻,甚至反成为万众羡慕的对象;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民族性的自我反思和超越能力的匮乏,我们是一个善于忍耐、遗忘和同化的民族,而不是一个善于创新、反思和超越的民族;所以,不仅我们现在精神贫困,而且展望未来,我们走出精神贫困的道路也很艰难。

  物质贫困、制度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并存和交织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物质-资源的贫困、制度的贫困、精神的贫困并不是三个独立发挥作用、互不干预的分离领域,它们不仅在横向上并存交织,而且在纵向的发展维度上也是并存交织在一起的。长历史时期的物质和资源贫困导致了精神贫困的积累和沉淀,而精神贫困又直接加剧了制度和物质的贫困,并使我们克服物质和制度贫困的过程更加艰难。对于中国的治理转型而言,不从根本上认识到三个层次的贫困并存和交织基础环境,不从根本上认识到三个层次的贫困并存和交织对治理转型的制约,不从根本上谋划在此制约下的治理转型战略,恐怕再好的思路和战略规划都会变形,沦为恶性循环的一个环节。

  2.多领域贫困的并存和交织

  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看,突出的体现为:一方面仍然维持对各个领域的强力控制,另一方面各个领域都存在深刻的问题和矛盾并且相互交织在一起。

  (1)政治控制与政治不成熟

  在政治领域,强有力的政治控制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交织在一起。一方面,通过组织、宣传、吸纳-转化等有力措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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