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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剑青:民族主义能否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

——读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

更新时间:2012-02-07 16:28:35
作者: 季剑青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民族主义”似乎正在成为一个负面的词汇,用来表达一种虽来自民间却基于国家立场的情绪化态度,它可能是扩张性的(在种种有关中国“和平崛起”的叙事中),也可能是防卫性的(在对一系列国际关系事件的反应中:从1998年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到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海外华人保护奥运火炬的运动)。在提醒我们仍然身处于一个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这一点上,这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自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它无疑也遮蔽了我们更深入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晖教授的新作《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下文引用时只注页码)虽然是一本小书,却不啻是一味祛除此种情绪化民族主义之雾的清凉散,可以帮助我们以清明的理智重新去思考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和平等政治这类看似宏大却与我们每个人都切肤相关的重要问题。

  收入这本书中的三篇文章,虽然处理的对象不同,但在我看来背后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关怀,用汪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提出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的中国观”,一种新的阐释现代中国的理论框架。这个工作其实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就开始了,该书新版序言中,汪晖就指出:“民族主义并不能够囊括20世纪中国的一切。”汪晖明确地把西方民族主义作为他思考、对话和批判的对象,在他看来,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构成了20世纪主导性的知识谱系和国际体系,而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边疆治理模式在它的挤压、冲击下节节败退,现代中国的边疆和民族危机就是在这一进程中产生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为了克服这些危机,现代中国试图按照这一主导性的民族国家体系来重新塑造自己,然而由于传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历史文化传统极为多样,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现代中国”,并不能通过西方民族主义的知识谱系得到有效阐释,我们必须寻找另外的、替代性的阐释框架。这是汪晖理论思考的一个出发点。

  这里出现了两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如果说“许多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的民族状况极为复杂,但民族主义却主要地呈现为一个极为简单的政治原则”,即“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第48页),那么在民族主义思想内部,是否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的脉络?民族主义知识和近代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第二,汪晖在书中分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三种形态,指出它们的要点“同样是将中国界定为一个主权的民族-国家”(第73页),这里同样需要分析的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内部的复杂性,以及它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如果说中国革命作为广泛的社会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包含着民族主义这一范畴无法涵盖的历史内容”,那么我们是否能够离开民族主义这一范畴,或者说仅仅通过对民族主义知识的批判和否定,来获得对现代中国的深入理解?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思考的是何种“民族主义”?在丰富和复杂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中,有没有值得重视的思想遗产?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也许有必要对“民族”、“国家”等概念做进一步的界定和梳理。简单地说,在近代欧洲,“民族”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其不同的思想脉络。早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概念出现之前,近代早期的欧洲就存在着各种君主制国家,它们将自身的统治建立在启蒙运动所奠定的“理性”原则上,并发展出一整套理性的国家治理技术(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到霍布斯的《利维坦》都处于这一思想传统中),已经具备现代国家的雏形。这些君主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按照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的说法,是为了回应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统治合法性危机。法国大革命提出了“民族”的概念,但这里的“民族”主要是一个人民主权的概念,“民族性”相当于“公民性”,“民族”的概念中包含了人民民主的内涵,却较少“族群”的色彩。但是在欧洲多民族的君主制国家中,当统治者为了挽救革命带来的危机而将其统治合法性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以扩大其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时,却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后果。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分析了这些多民族的君主制帝国如何运用一套“官方民族主义”的策略,来调节帝国与民族之间的矛盾。英国和俄罗斯做得比较成功,通过“英国化”和“俄罗斯化”的民族同化进程,较为顺利地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另外一些帝国则没有这么幸运。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依据族群、传统、文化和语言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它们和激进的民众政治结合起来,最终导致了多民族帝国的瓦解,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民族国家,奥匈帝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国家”吸纳“民族”的结果,一旦现代国家体制得以建立,民族主义自身具有的解放潜能和广泛的社会动员功能也就基本上消失殆尽。这也正是后来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反复上演的剧情。

  现代中国的情形则要更为复杂。瑞贝卡·卡尔在《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主义》一书中强调,要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思想区分开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提示。就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国家主义也许是更为主导型的思潮。例如,曾是民族主义热烈鼓吹者且一度倾向排满革命的梁启超,在1903年前后就明确转向了国家主义。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他把建设有秩序的、完备的现代国家视为当务之急,而民族主义并非“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相反伴随着民族主义而来的排满思潮,会威胁到现代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为了建立现代国家,必须自上而下地推进宪政,增强国家力量,建立“有力之秩序”。梁启超的国家主义其实和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方向上基本一致,目标都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的现代国家。

  那么民族主义者对待“国家”的态度又如何呢?孙中山和章太炎曾经反复强调,排满并非针对全体满人,目的是推翻清朝政府,恢复汉族的主权。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很快接受了“五族共和”的理论,将中华民国的领土建立在大清帝国边界的基础上。孙中山和他身后的国民政府,都主张民族同化和融合,试图以汉族为主体来建构单一的“中华民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观点。(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139页)而在国家建设层面,无论是袁世凯时期的中华民国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都不过是在继续推进清朝政府“新政”未竟的事业,即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的现代国家,民族政策也服务于这一主要目标。看来,“民族”被吸纳入“国家”同样是大势所趋。

  但是,现代中国的故事注定不会如此简单,无论是清帝国还是中华民国,都面临着拥有广阔疆域和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其他民族,将它们纳入到现代国家体制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汪晖提到晚清政府加强对西藏的直接干预,在西藏扩展新政,这些“新政”措施“严重脱离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从而导致了西藏上层的离心倾向。但他强调“需要说明的是:‘新政’是为了回应英国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支配而产生的回应措施。”(第58页)这是非常敏锐的观察,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清朝政府在西藏地区推行的“新政”是整个清末新政的一部分,还服务于不断增强和扩大中央权力、建设现代国家这一总体目标。也许应该说,恰恰是国家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或不仅仅是民族主义引发了西藏的“独立”倾向。类似的问题在内蒙古地区也出现过,1902年开始,清政府在内蒙古以“移民实边”为借口,强迫推行以放垦蒙地为中心内容的新政,从而引发了蒙古民族空前规模的抗垦斗争。不断扩大国家权力的国家建设反而助长了边疆民族的离心趋势,这无疑对民族主义者和民族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最早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或许是作为民族主义者的章太炎。章太炎独特而深刻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一笔尚未得到认真清理的丰富的思想遗产。他认为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可见“民族”虽也在章太炎破除之列,然终较国家更具“根性”,这种“根性”来源于文化历史,而非血缘,“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驳康有为书》)国家是一套从外部强加的秩序,而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民族”却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自性”,章太炎承认一切民族乃至“禽雀牲畜”等种族,“无不以自护其族为当然”(《定复仇之是非》),并由此生发出一种同情和联合其他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欲圆满民族主义者,则当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处于完全独立之地”(《五无论》)。在此基础上,章太炎又依据历史和文化的自然亲缘,构造出联合中国、印度和日本等亚洲民族的亚洲论述。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近代民族国家体系。

  章太炎反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他亲身参与的革命实践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紧张,为此他必须不断地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孙中山一样,章太炎也不断强调“排满”只是针对清朝政府,不涉及普通满人,但是在章太炎这里,反抗清朝政府却更多地是其反国家思想的合理延伸:“夫排满洲即排强种,排清主即排王权矣。”(《定复仇之是非》)至于推翻清朝政府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在国家层面上具体的制度安排,他并没有做过多的说明;相反,他对民族问题却有着更浓厚的兴趣,而且常有惊人而独特的见解。他曾经表示排满只是“逐满”,“而彼东三省者,犹得为满洲自治之地”(《正仇满论》),似乎即使满洲脱离中国亦无不可。甚至在辛亥革命前夜,当外蒙宣告独立,他还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蒙古果叛,中国本部遂不足自立耶?此亦不然。”言下大有听其自便之意。这引起了梁启超的深深忧虑,后来他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强调:“今者建设伊始,当刻刻以蒙回藏疆为念,务使不自屏于中国之外”,即是针对章太炎而发。

  章太炎对待满、蒙、藏等边疆民族多少采取了一种放任态度,最多也只是“听其归化”(《正仇满论》),这表明他如此尊重这些民族的自主性,以至于造成国家领土的分裂也在所不惜。这其中自然有章太炎将一种观点推至极端的思想方法的缘故,但是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章太炎把民族的自主性摆在了建设统一的现代国家这一目标之上。即使是在具有建国纲领意义的《中华民国解》这篇名文中,章太炎付诸笔墨最多的也不是具体的国家制度安排,而是边疆民族关系--特别是西藏、蒙古、回部“三荒服”--的问题。章太炎提出了使“三荒服”“归化于我”的具体方略,并且强调了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主导地位,但是比起孙中山和此后国民政府的民族融和论,章太炎的民族观点要远为灵活和富于弹性。针对国家主义者提出的“蒙回藏人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者,必以通中国语为惟一条件”的语言民族主义观点,章太炎强调此举毫无意义,主张“令三荒服,各置议士,其与选者,惟涉彼部之事则言之”。民国成立初,革命党人有“黜蒙古王公封号”的激进主张,章太炎表示反对,认为蒙古王公如同西南土司,皆属“有土长民”,封号是对其治理权力的承认。在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体制内,章太炎试图尽可能地为边疆民族争取自主性的空间。章太炎的这些具体观点和行动,十分接近汪晖在本书中表彰的中国共产党“从俗从宜”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与国家主义者的民族融和论却距离相当遥远。

  从反国家的立场出发,章太炎寄希望于各民族民间的自由交往与联合。当清朝政府以“贾竖之见”(《印度中兴之望》)视印度时,章太炎主张“民间于印度人,宜念往日旧好,互相扶持”,而“联合之道,宜以两国文化,相互灌输”(《支那印度联合之法》)。一种推己及人的、民众性和文化取向的民族主义,是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最珍贵的遗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启示:首先,民族主义可以提供一个扩大了的世界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不仅有西方、日本,也有印度等被殖民的弱小民族,它不仅有助于一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观的建立,也为批判地思考西方现代性提供了多样性的思想资源。事实上,从章太炎到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基于这样一种视野;第二,民族主义为创造民众性的人民政治提供了前提,反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否定了自上而下建立现代国家的道路,强调民众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而使得塑造新型的政治主体成为可能,只有建立在普遍的、平等参与的人民政治基础之上的现代国家,才不会成为一种专制的、无“自性”的机器,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目的;第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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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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