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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刚:闲话方韩之战

更新时间:2012-02-06 18:17:14
作者: 杨晓刚  

  

  天雷滚滚的方韩大战随着法律的介入而要开演下集了,趁着中场休息,谈一点个人感受。此战本是文坛盛事,非笔者所能道白。一方辱骂恐吓,一方绳之墨之,观之,寒之又寒(寒寒)。此战事涉公知,也就中国社会的思想界领军人物们,笔者试图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方韩之战,而无意进入战区,以个人是非来判定是非。

  韩寒遭此一劫,“韩三篇”是其背景,这当是广为认可的结论(包括韩本人)。以韩早有的文章看,本就是文化犬儒,而这“三篇”尽显政治犬儒之相。眼明者早应看出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对这“三篇”出炉不感惊讶,亦早有提防。回头看,杨恒均、李承鹏、李钟琴、许晓芸等公知的反应最为及时、得当,守住公知集体的最后一点尊严。大部分公知对此应对失据,胡说八道,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不知所措。盘据在中国思想界上空的江湖学者们集体表演一回犬儒主义大闹剧,令观者哑然失笑。好在故事终于还是终结在思想发展的必然之环节上,只不过形式上的偶然性令情节更有趣罢了。

  方韩之战的结局篇还未上演,结果当然不可测知,但起码韩方自辩时,陈述出当年韩学习和阅读了大量书籍,不学而知的神话已打破,张铁生式的反智形象已瓦解。这当是一喜吧。

  韩寒被人称为“当代鲁迅”,而韩自己却并不认可。鲁迅有“捧杀”和“棒杀”的说法,很形象,也很深刻,深刻到了不领悟者就要领受这双重天的关照。听说韩悔当初趟文学这潭水,闻之令人心酸。但这种反省无疑走错了门径,如果韩能听李敖的话,玩玩赛车,写写小说,不去玩什么知识,本该一路消沉,一路潇洒,安逸人生。可韩不甘于即有的生活,终于铤而走险,也终于有了今日一劫。

  无论法律的结论是什么,作为思想家的韩寒死去了,但作为文学家、艺术家和赛车手的韩寒还应有其应有的位置,也望韩寒莫因此事而气馁,本想再慰勉几句,但见其即有之作品,当文如其人,内心十分的强大,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很多人揭示出这一点,用意却是在阐述世态炎凉,公知们薄情寡义。必定“民主不是攀亲戚”,情与理两分吧。韩寒不喜鲁迅,时代也抛弃了鲁迅,没谁再主张“痛打落水狗”。这也算一种进步。

  当代的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代,在很多人困惑于生活平庸的日子里,中国社会快速地行走在人类思想史上几千年的历程上。随着旧有思想成就的重温,不断有人探寻到自身的历史契合点,终而成就砾石般的沉积,成为一闪即逝的时代过客。面对纷纷滑落天际的巨星,我们应该告诫自己,我们还应葆有对新知的热度,我们都不是那个在黑暗的山洞中求到真知的查拉图斯特拉。也许在我们所坚信的正确天空上,还有巨大的臭氧空洞,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特例的中国,特别的时代,而历史是会重复的。

  方韩之战所昭示出的思想发展的趋势,那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在一步步拒绝肤浅与庸劣,渴求深刻与文明。中国的社会至此以完成卢梭式的启蒙,进入康德式的启蒙时期。拒绝长大的中国被时代粉碎了最后一点留恋。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的未成年状态走出。”换成中国圣人的说法,就是“汝为君子儒,莫为小人儒。”康德以举例的方式解说“未成年状态”:当书本代替我们的理性时,当某个精神导师代替我们的自主意识时,当医生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特定食谱时,一句话,当我们屈从于某一权威而不愿自主思考时,我们就处在“未成年”状态。

  “无知、无耻、无畏”是个性的张扬,而不是理性的复苏。孟子喜说“人皆可为尧舜”,这个“可”字,是“可能”的意思,可能也可不能。思想上的懒惰者是不配拥有高贵的思想的。康德说:“为什么有这么大一部分人,在自然早就使他们不再依赖他人的指导之后(自然方面已成熟),却乐意终生羁留在未成年状态?为什么另一些人那么容易自命为他们的监护人?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懒惰和胆怯。未成年状态是如此之舒适,如果我有一本书代替我拥有知性,如果我有一位牧师代替我拥有良知,如果我有一位医生代替我判断饮食起居,如此等等,那么,我就根本不需要再操劳了。我没有必要进行思维,只要会付款就行了,其他人会代替我承担这种伤脑筋的工作。”

  我们没有理由推倒一座神(毛),再在原地造一个新神(韩)。折腾不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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