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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

——兼论秦晖先生的“雅典(罗马)道路”说

更新时间:2012-02-05 22:35:42
作者: 吕新雨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秦晖先生对雅典(罗马)道路与“古代福利国家”的叙述,从历史的角度探究了雅典和罗马的奴隶制度、小农与海外军事霸权的关系是如何决定其民主、共和与国家福利制度的,在秦先生的论述背后实质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理论阴影。本文讨论了亚细亚专制主义与马克思学说的关系,更从中、俄二十世纪革命的历史中考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互为镜像的论辩是如何直接地介入到具体的历史实践中。这样的论辩并没有结束,它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版本的“脱亚入欧”的“普世道路”的方式继续延伸。因此,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重新批判,就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更是现实政治的体现。

  关键词:雅典道路 亚细亚专制主义 中俄革命 “脱亚入欧”

  

  今天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正在以“中国模式”与“普世道路”为代表的论辩中展开。在“普世道路”的说法中,秦晖先生关于人类历史二次“摆脱共同体”的道路论断,堪称中国学者的一种代表性叙述,因此值得探究。本文通过分析秦先生“雅典(罗马)道路”的阐释,来看其背后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理论影响,而这样的影响又是如何与二十世纪中、俄革命与道路的论辩互为镜像地结合在一起。这个论辩并没有结束,今天的“亚细亚专制主义”是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版本的“脱亚入欧”的“普世道路”继续延伸。因此,对它的重新批判,就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更是现实政治的体现。近百年来,它与中国的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今天依然。

  

  一,究竟什么是“雅典(罗马)道路”?——论民主的条件与“古代福利国家”

  

  秦晖先生对雅典道路的经典叙述如下:

  人类社会史上过去两次“摆脱共同体束缚而争取个性自由”的过程:摆脱原始氏族共同体走向古典自由民社会、摆脱封建宗法共同体走向近代市民社会,都曾经面对类似问题:在走出氏族共同体时,有“雅典道路”与“马其顿道路”之分,“雅典道路”意味着变“氏族族长制”为“民主制”,通过平民运动(包括经济上通过梭伦、李锡尼法案式的改革形成平民私有财产)建立民主雅典与共和罗马式的古典公民社会。而“马其顿道路”则是变“氏族族长制”为“强权通吃”,化“父权”为皇权(包括经济上形成托勒密式的权贵大私有制)以建立“家天下”的古典帝国。[1]

  雅典问题而不是“道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关心的。秦先生应该很熟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把雅典和罗马作为国家起源的论述,在国家诞生的四个阶段中,把雅典与罗马作为典型案例来讨论,正是恩格斯此文的重点。

  不同的是,恩格斯的重点并不是所谓“平民运动”,而是阶级斗争,即雅典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导致了平民私有财产权的出现。一方面,雅典全盛时期,由于大量依赖奴隶的劳动,使得自由民的数量大大低于奴隶的数量,只有自由民才有资格充当士兵和保护者,这使得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数量比例严重失调。另一方面,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使得自由民贫富分化加剧,大量平民(多为农民)陷入债务危机,被贩卖为奴。正是因为公元前六世纪阿提卡(Attica)地区爆发了激烈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才使得梭伦被授予改革的最高权力。梭伦通过废除债权人的财产来保护债务人,使得因债务被出卖和出逃到海外去的公民能够返回故乡。犹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牺牲封建所有权而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权才可以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二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只有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2] 只是,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述并没有进入秦先生的叙述,即雅典建立在平民私有权上的民主,必须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秦先生眼中的民粹主义,通过对既定财产所有权的政治革命来完成的。梭伦改革并不是维护大地主所有者和贵族,而是通过维护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巩固公民的数量,既是防止社会崩解,也是出于军事目的,破产和陷入债务奴隶的公民都因为无法打仗而削弱了军事力量。所以,“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了,如今主要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3]

  更重要的讨论涉及的是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叙述本身的问题。恩格斯认为:“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但是,这一判断本身与他文章中的材料之间存在矛盾,雅典国家的形成并非只是从氏族内部直接的、非暴力的发展出来。除了内部的阶级斗争,梭伦改革的直接动力是城邦对外的军事需求,禁止把平民变为奴隶,限制贵族的土地扩张,是因为只有公民权的平民拥有私有财产,才能够成为自备武器的军人。梭伦改革后把全体公民按照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前两个等级可以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第三等级可以担任低级行政长官,第四等级拥有选举权,四个等级构成公民大会作为城市的常设机构。与此同时,这四个等级也是军队的组织形式,前两个等级提供骑兵,第三等级提供重甲步兵,第四等级提供不穿甲胄的轻装步兵或海军,——这正是恩格斯在文章中论述的内容。而能够自备武器的步兵公民是希腊“民主制”的前提,——雅典民主制度的最大特色即在于其军民一体。当战争从骑兵转为以重甲步兵和轻装步兵为主力,而海军的作用越来越关键之后,平民士兵就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这反过来促进了城邦内部的民主变革。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已经说明,即寡头统治依靠的是骑兵,次一级的寡头依靠的是重甲步兵,轻甲步兵和海军则适合平民体制。[4] 雅典的军事需求迫使国家必须保护中小农民的土地权益,所谓“平民私有权”的根源在于希腊古典城邦的军事性质。而这种“平民私有权”一旦形成,“社会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5]

  但是,恩格斯从摩尔根那里接受的影响,即认为国家是从氏族社会直接经过经济发展而来的观点,早已经受到了批评。[6]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都是掠夺和征服的结果[7],“越是对传说和历史进行探究,越是使人相信,雅典国家的建立也是掠夺和征服的结果”[8],库诺据此批评恩格斯:“种种迹象表明,雅典的四个部落在提修斯统一之前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统一之后这种对立还延续了很长的时间。”[9] 而罗马平民“来自被征服的农村地区的农业人口,他们被古老的三大部落视为下等阶级,他们构成了与贵族相对立的阶级。在这里阶级的分化并不是出于经济的原因,而是反映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10] 简单地把雅典或者罗马看成是从“氏族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内部演进,恰恰丧失了对西方古典国家与社会形成动因的重要理解。

  梭伦改革拯救自由民和废除债务奴隶的直接后果却是对奴隶劳动需求的急剧上升,因为社会分化的势力在社会内部被阻止,依赖进口奴隶就是必然的选择。从雅典到罗马,造就两大帝国崛起最关键的因素正是奴隶制度,只不过展开的方式不一样。

  希腊城邦最早确立了作为系统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度的统治地位,希腊的城邦民主与奴隶制度之间互为条件。正是因为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生产的大量剩余产品,才使得城邦政治生活中排外的自由公民权的民主制度成为可能。同时,“奴隶制度又是迄今所知的最严厉的商业化劳动形式,在大城市的商品交换市场,劳动整个下降为被买卖的物品” [11],是奴隶制度的“市场化”形式把城市与乡村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制度,即把劳动与绝对失去自由捆绑在一起,后果则是技术发明和经济的停滞。当我们考察西方市场经济和国家起源的时候,是不能忘记这一点的。

  秦先生赞美“雅典民主城邦依靠劳里昂银矿等公民共同体控制的国家财源大搞公共设施,并且在财政上实行过一系列‘古代福利国家’政策,从公款赎俘、债务豁免、贫困救济等生活保障,到观剧津贴、公职津贴这类资助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决策的措施”,[12]——秦先生没有提及的是阿提卡的劳里昂银矿,正是依靠了大约三万人的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劳里昂银矿的最大贡献是使得雅典能够创立起一支强大的拥有200艘战船的海军舰队,它是雅典从城邦国家走向帝国主义的关键。在著名的关于劳里昂银矿用途的争论中,主张把财富平分给公民的“分家”派阿里斯提德则被“民主”制度放逐出城邦,是主张军事强国的地米斯托克利获得大胜,——正是依赖提洛同盟中其他城邦国源源不断的供赋,才能够保证雅典严格排外的公民权内部的民主制度得以持续和发展。而劳里昂的银矿也使得雅典的货币成为帝国时代的通用货币,保证了海外贸易的商业霸权,即一个依靠强大海军保护的海上商业帝国。

  雅典最繁盛的伯利克里时代,就是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凭借提洛同盟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被称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也就是秦先生赞扬的发放“观剧津贴”的“福利国家”时代。但正是伯利克里本人提出了一项著名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合法公民必须出身于一个公民父亲和公民母亲的家庭:

  一个把自己的儿子引见给他的胞族(phratry)的雅典人,必须发誓他的妻子也是雅典人,如果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出身不纯的,就是一个nothos(私生子)。六年之后,这个限制的效用变得明显起来,因为他们曾经要求在一次谷物分配中享有他们的份额,结果,成千出生在阿提卡的人被卖为奴隶。在内乱(civil troubles)后人们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让排外性法律重新生效。一旦在公民注册簿上所做的不合法登记受到怀疑,一个法令就命令所有注册全面修订。……民主制带着一种猜疑的小心保卫着它贵重的登记簿。[13]

  这里提到的谷物分配是公元前444年,来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国王赠送给雅典大批谷物,为了分配这批谷物,伯利克里的这条法案被运用来剔除非公民的公民权,其结果演变成为一场大迫害,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有5千人被剥夺公民权并被卖为奴隶。其他的谷物分配事件也曾导致类似的事件。[14] 而雅典的福利制度形成的原因正在于城邦的阶级分化,即具有公民权的公民失去土地,经济破产,负债累累,无法自备武器成为军人,因此他们都期待变革和掌权,以使得土地可以重分,债务消除,或者获得公共财政的资助。这就使得他们成为城邦中最危险的人群,因此各个政党竭力用各种手段以“克制”他们,这就包括谷物发放、免费参加祭典、戏剧演出与竞技格斗,以及公共财政的津贴。[15]

  而一旦雅典帝国主义时代被马其顿所取代,雅典的公共福利制度也就无法生存了:

  雅典当时依然好似“全世界的女王”,但她的主权的特性发生了改变。政治影响力已不复存在。法雷隆的克里斯托多罗承担起了教育人们顺从于雅典的转变,并使自己成为雅典在其最弱小时期的组织者;他废除了民主财政系统中的公益捐(liturgies)和公共津贴(misthoi),裁剪了雅典的舰队,成为一个巨大的破产事件的托管人。[16]

  雅典民主制度的前提正是建立在海上军事霸权基础上的世界市场,而它的基础则是以同样的世界市场形式出现的奴隶制度。没有这个前提,其民主福利制度也就破产了。为此,布罗代尔曾把雅典的民主制度归结为是“本地居民控制大批外来人(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侨民)和奴隶的特权”,“雅典还依仗其势力肆无忌惮地压榨爱琴海沿岸和提洛同盟的盟国。如它把这些国家的一部分沦为自己的从属国,另一部分则曾为自己的进贡国。”公元前431年左右,在31.5万名雅典居民中,只有17·2万人——除去家庭成员,实际上只有4万人有资格成为享有公民权的公民。[17]

  其实,仔细研读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其民主制度最直接的推动力正来于海外战争,平民力量在军事战争中不断吃重,倒逼其所在城邦和国家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

  战争的一个结果,几乎没有例外地是,每次城邦必须让下层阶级进入军队。雅典及滨海各城,因海战的需要,不得不赋予穷人以宪法禁止的重要地位。这些人升为摇撸人、水手或军士,由于祖国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突然发觉自身具有的重要性和胆量。这就开始了雅典的民主制度。[18]

  没有底层平民的推动和斗争,就没有民主,民主从一开始就不是自上而下的赐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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