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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厚俊 袁志田: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

更新时间:2012-01-31 12:19:45
作者: 刘厚俊   袁志田  

  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发展不平衡,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经济态势良好,而发达经济体由于出口需求不足,面临着大规模的产能过剩。2009年,中国工业生产年增长27%,而发达国家则是下降12%。为什么发达国家出口需求不足?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较高的生产成本和发展中国家较低的购买需求。

  从最深的层次来看,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乃是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最深刻根源。在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批判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高潮,转而推崇北欧资本主义与混合的亚洲资本主义模式。不论是哪种模式,都仍然是资本主义好。正如美籍印裔学者阿玛蒂亚 森所说:“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资本主义’,而是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经济世界” 。但间隔不久,欧洲债务危机再一次证明,无论是哪一种资本主义,危机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哪种模式都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公共债务,赤字财政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模式,而不是纯粹的宏观调节政策。加上金融寡头操控下财政管理不善和财政立法腐败,公共债务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各国的经济增长普遍地伴随着越来越深的政府干预和公共债务的高速增长。当出现较大冲击的时候,政府“救助”的投入规模也就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公共债务危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所以,公共债务危机并不是一个可以治理的行政管理问题,而是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密切相关的必然发展趋势,现有制度框架下的任何政治程序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公共债务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曾经因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而大大缓和,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这些矛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导致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全球种族冲突、社会对立和国家战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与“贫富悬殊的等级社会”之间形成强烈对比,要想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克服这种矛盾,除了外部转移之外,就必须拿出巨额的财政开支,否则资本主义就不能正常运转。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的“外部转移”空间逐渐消失,而现存体制下的“内部转化”手段逐渐成为常态,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在发达国家经常性发生。由此,公共债务危机是贫富分化的衍生品,只要存在极端的贫富分化,就必须有庞大的公共开支。公共开支往往打着“人民”和“拯救经济”的旗号服务于金融资本,导致全球范围内的通胀和贫富急剧分化。所以,从制度层面来看,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并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特殊事件,而是贫富分化的衍生品,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是全球普遍性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根源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也正因为如此,全球公共治理应该更多地从所谓的“政策协调”转向制度层面的合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公共债务危机的传染性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仅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而且还具有强烈的传染性。这种传染性不仅表现在通过金融系统中资金链而引发的连锁反应,而且还表现在通过危机背景下共同的经济救助模式而引发的共同应对方式,已经发生的公共债务危机将会引发全球范围更广泛的公共债务危机。首先是对欠发达国家来说,除了传统的殖民体系遗留的债务问题之外,由于始终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市场依赖和资金依赖,甚至是政治依赖,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发展资金才有在现存世界经济体系下生存的一线希望,带来这种希望的正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的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只要欠发达国家在现存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就会无限度地膨胀下去,特别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其赤字压力和公共债务风险将会更高,直至濒临危机边缘。1960年,各殖民地新政权为了获得独立不得不接受单边利率高达14%的590亿美元外债。20世纪70年代由于能源危机及随后的通胀,西方大量放贷给殖民地国家,名义上用于经济与民生,实际上大部分落入西方支持的独裁者手中,最终存入瑞士银行,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白白地向发达国家支付高额利息。20世纪80年代,由于金融寡头的操纵,利率急剧上升,欠发达国家的利息支付负担加重,频频爆发债务(外债)危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取消、而只是削减这些国家的债务到能够偿还的程度,并要求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降低公共服务开支,以用于清偿债务。如果说欠发达国家传统的债务危机根源于殖民制度,那么当代欠发达国家的公债危机则是根源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欠发达国家继承了传统的经济依赖性,另一方面又使欠发达国家走上了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经济发展道路,外债和内债负担同时加重,欠发达国家实际上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发展难题。随着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发生,欠发达国家能够获得的市场机遇减少,发达国家给予的附带不平等要求的所谓资金援助减少和市场优惠自然消失,欠发达国家需要更多的公共开支来支撑其脆弱的经济发展希望。

  其次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将会诱导这些国家不同程度的公共债务危机。这是因为,(1)新兴经济体长期以来已经找到了公共开支的理论支撑,如经济发展理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短期的成功实践进一步增添了充分的理由;(2)新兴经济体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尚未能从根本上脱离世界市场,它们被编织进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它们所能掌握的仅仅是某些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单一的,甚至其单一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3)新兴经济体的很多资本都是来自国外,大部分利润无法留在国内,国内积累率相对较低,在这种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就不得不依赖巨额的公共开支和公共债务保持经济发展;(4)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投资潜力巨大,产业升级存在较大的投资空间,投资盈利能力甚至达到35%,因此,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危机将会驱使大量私人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从而增加其财政脆弱性,形成“经济泡沫——赤字财政——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的发展轨迹。库伯(Richard N. Cooper)认为,各国货币危机均遵从相同模式:中央银行为巨额财政赤字融资 。克鲁格曼(Krugman)的“投机攻击模型”也揭示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何诱发固定汇率制下的投机攻击和政府干预 。

  最后是对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其他成员来说,公共债务危机的传染机制在于,当实体经济停滞的时候,必然推动经济虚拟化,经济虚拟化程度越高,资产价格也就会急剧上升,在全球经济金融化背景下,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立即推动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随着普遍的恶性通胀的出现,虚拟资产价值缩水,同时,各国实际消费水平下降,一系列调整经济秩序的公共开支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美国在2007年危机前居民收入增长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财富积累差距扩大。1970-2007年,占人口1/5的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了60%,而占人口五分之四的美国低收入阶层收入下降了10%。但沃尔玛一家公司收入比占人口1/3的美国低收入群体(1亿人口)的收入总和还多。在居民收入增长停止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只有债务才能维持消费需求水平。由于美国经济规模庞大以及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得以依靠外债保持较高的消费水平。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率为70%,总债务占GDP比率高于380%,其中公共债务占GDP比率高于90%,只有净外债占GDP比率尚不足25%。今后,美国依然拥有巨大的债务利用空间。但是,其他发达经济国家虽然面临着和美国同样的难题,却不具备和美国一样的全球融资手段和“铸币税”权力,因此,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爆发公共债务危机时,不但日益复杂的全球金融体系会直接诱发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而且会通过竞争性体系间接催生其公共债务危机。

  

  四、未来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条件下公共债务危机的化解不外乎三种途径:以债养债;节支增税削减预算赤字;赤字货币化。在面临巨大公共债务压力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求援以缓解当前的还债压力,但巨额债务下的“以债养债”,不仅导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政府信用下降,而且由于吸纳了过多的私人部门资金,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了私人部门的总需求,抑制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从而埋下更深的危机隐患。节支增税、削减赤字是一条理性选择,但实践操作很难,甚至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很多政府不得不出卖国家资源,甚至一些国家不得不以各种变相的方式向外国出卖土地。而且,实际能够削减的公共开支往往不是那些浪费性的政府消费,而是那些对私人投资和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合理公共开支。当以债养债和削减赤字的空间有限的时候,政府往往将债务货币化,其中,美国在面临巨大公共债务压力的情况下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me)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又分为量化宽松政策Ⅰ和量化宽松政策Ⅱ,将来还有可能有量化宽松政策Ⅲ。量化宽松政策Ⅰ是直接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与机构债,而量化宽松政策Ⅱ则是购买美国长期国债,希图降低长期利率(短期利率已经接近零)并制造通胀预期、推动美元贬值和出口增加,更重要的是将美国国债货币化。这一政策的后果是美元贬值、石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热钱冲击新兴经济体,导致全球范围的经济泡沫和通货膨胀 。传统观点认为公共债务在低通胀环境下没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只有不可持续的赤字才会导致通胀。根据凯恩斯理论,借助于国债,财政赤字具有调节需求,既防止通货紧缩,又防止通货膨胀的作用,对高通胀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而实际上,国债作为赤字工具,也是金融工具,持续赤字会导致赤字货币化和通胀。波姆赛德(Bumside)等人在研究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现,国债贬值将会导致资源价值上升和预期赤字 。实际上,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其积极财政政策往往会因为主观导向性而导致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公共债务规模不合理地无限制扩大?根据亚当 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三个要素,即自私动机、私有企业和竞争市场,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分工和资本积累、投资公共事业设施、保护个人不受他人限制和保护社会不受侵犯。但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全面介入。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深度经济危机背景下,凯恩斯式干预(Keynesian mode)成为克服宏观经济失衡的有效途径,而布坎南(James Buchanan)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能够提供公共物品、弥补市场失灵。但是,政府干预程度和相应的赤字规模以及公共债务规模应保持在什么样的合理水平上?已经不是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所能解释和预测的了。巴斯和威尔斯(Barth and Wells)在观察美国1789-1996年的债务时发现,这208年中105年有赤字,其中26年是因为周期性因素,40年是因为战争因素,1950-1996年有24年既无经济衰退,又无战争,但仍出现赤字预算,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率有长期上升趋势 。近来不少文献都认为,福利开支是欧、美、日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福利政策呢?要知道,正是福利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巨大矛盾,挽救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调节和技术进步都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消除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会以多种形式频繁爆发出来,如实体经济的相对过剩危机、金融体系的投机冲击与流动性风险(liquidity risk)、虚拟领域的泡沫危机、政府干预的公共信用危机、国际货币战争和军事战争等等。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其危机的潜伏因素越多,而那些追随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兴经济体同样存在着危机潜伏因素,并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直接牺牲品。资本主义将离不开公共债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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