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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俊响:国际人权条约人身自由权中的限制性规定研究

更新时间:2012-01-14 09:01:24
作者: 毛俊响  

  是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 18、 19、 21、 22、 25、 26条和第27条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而被剥夺人身自由;第三类,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和相关国际人权文书所确立的关于公平审判的国际准则,其程度严重到足以使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具有任意性。[21]

  笔者认为,第二类标准,即依据案件所涉权利(如迁徙自由、宗教及信仰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政治权利和平等权)标准,尚不具备法律适用上的普遍性和司法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再者,在很多案件中,剥夺人身自由并不必然与迁徙自由、宗教及信仰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政治权利和平等权相联系。尽管如此,上述三类标准分别从实体正当性、合理性与程序正当性角度来评判剥夺人身自由行为是否具有任意性,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考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禁止任意性的立法过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禁止任意性的具体内涵。禁止任意性源于澳大利亚的一项提议,它旨在取代对允许剥夺人身自由的理由的列举。该提议在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会议上都经历了激烈的讨论。特别是,英国代表为删除这句话做了长时间的努力。虽然某些代表强调该用语的意思不过是非法逮捕或拘禁,但大多数代表强调该用语的含义超出这一范围,进而包括非正义、不可预见、不合理性、反复无常性和不成比例性的因素,甚至还包括英美法中法律正当程序的原则。[22]尽管各国对禁止任意性做如上之理解,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的文本表述依旧是模糊的,因为上述任何一种理解都未能取得公约起草者们的一致同意。即便如此,上述理解或可作为我们解读禁止任意性的重要参考。

  除了考察国际人权条约立法历史和相关机构的立场之外,我们还有必要认真研读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处理来文申诉案件中所作出的法理分析。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涉及侵犯人身自由权的案件中,结合其他相关的概念对禁止任意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具有很高的法理价值。

  1.“任意的”( arbitrary)与“合理的”(reasonable)、“必要的”( necessary)

  在范·阿尔芬诉荷兰(Van Alphen v. Netherlands)案中,申诉人范·阿尔芬因涉嫌参与伪造和填报虚假所得税申报表而被逮捕。执法机关为了从申诉人那里获得一些顾客的信息,而将其拘禁达9个星期之久,申诉人认为对他的逮捕和拘禁是任意的,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1款。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第9条的起草历史表明,“任意的”不能等同于“违反法律”( against the law) ,必须被广义地解释为包括不成比例(inappropriateness)、不公正(injustice)和不可预见(lack of predictability)等因素。这意味着,依法拘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仅仅是合法的,还应当是合理的。并且,拘禁应当是必需的,如基于防止斗杀、保护证据或防止犯罪再次发生等合理目的。本案中,缔约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逮捕和拘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缔约国的行为构成任意拘禁。[23]

  在A诉澳大利亚(A v. Australia)案中,人权事务委员会明确了逮捕和拘禁期限与理由之间的比例关系,认为没有合理理由而延长拘禁期限可被视为是任意的。A是柬埔寨国民,1989年11月25日随同其他25名柬埔寨国民,乘坐代号为“Pender Bay”的小船抵达澳大利亚并申请难民身份。他们的申请遭到拒绝,并被拘禁长达4年之久。申诉人的律师认为,缔约国拘禁船民的政策不适当、不公正而且是任意的,因为其主要目的是阻止其他船民进入澳大利亚,同时也为了阻止那些已进入澳大利亚的外国人继续提出难民身份申请。另外,拘禁申诉人缺乏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因为执法当局所提出的所有合法拘禁的理由都不适用于本案。[24]

  在此案中,人权事务委员会重申,“任意的”决不能等同于“违法的”,而应予以更广泛的解释,以包括不适当和不公正这些内容。此外,如果从本案的所有情节来看拘禁是不必要的,那么在押候审则可认为是任意的。因此,在这方面应着重考虑比例和适当因素,即必要性问题。缔约国用以证明拘禁申诉人是正当的理由:申诉人非法进入澳大利亚,如果让申诉人重获自由,则会被认为是纵容他潜逃。对此,人权事务委员会质疑道,这些理由不足以证明无限期延长拘禁期是正当的。拘留个人的一切决定应当接受定期审查以便审查机构能评估证明拘留是不是有正当的理由。无论如何,拘留都不应该超出该国可提供正当理由的合理期限。例如,需要对非法人境的事实作进一步的调查,个人还可能有一些其他具体因素,如可能潜逃或拒绝与执法机关合作,这可能成为拘禁一段时间的正当理由。如果缺乏上述因素,拘禁即可被视为任意的,即使人境是非法的也应如此。在本案中,缔约国未能提供充足的理由来证明申诉人被连续拘禁4年且在此期间被转移到不同拘禁中心是合理的。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拘禁申诉人长达4年之久,属于第9条第1款中的任意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

  2.“任意的’,与“故意的”(intentional) 、“正当程序”(due process)

  “任意的”这一概念不仅与合理性、必要性相关,还与“故意的”、“正当法律程序”有密切联系。对这些概念的区分,主要出现于人权事务委员会受理的涉及生命权的案件中。为了更好地理解禁止任意性的内涵,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1)“任意的”与“故意地”

  需要指出的是,“故意的”出现在国际人权条约权利限制条款中的情况并不多见。《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生命权)第1款规定:“除非在……情况下,任何人不得被故意剥夺生命”( No one shall be deprived of his life intentionally save in theexecution of……)。另外,在起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生命权条款时,也曾有人提议用“故意的”取代当时拟议中的“任意的”( arbitrarily),但遭到反对。[25]

  在居耶罗诉哥伦比亚(Suarez de Guerrero v. Colombia)案中,人权事务委员会探讨了“任意的”与“故意的”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此案中,警方在解救人质过程中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生命,这种行为根据哥伦比亚第0070号法令是合法的。[26]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包括G在内的7名受害者死于警方所谋划的行动中,这种剥夺生命的行为是故意的。警方行动导致G的死亡与本案具体情况中的执法要求不相称。因此,受害者G被任意地剥夺了生命权,这违反了第6条第1款。

  “故意的”行为不一定是“任意的”行为。但在此案中,人权事务委员会却认定警方“故意”剥夺嫌犯生命的行为是“任意”之举。这是因为,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警方造成的死亡结果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死亡结局不是当时情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的。警方使用武力之前,并没有向受害者发出警告或劝其投降的信息;使用武力也不是为了应付拒捕、逃逸或自卫等情况;甚至在G已经死亡之后,警方还继续射击。这些都明显违反了使用武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必要性要求。

  (2)“任意的”与“正当程序”

  早在起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生命权条款)的时候,一些国家代表认为,“任意的”一词就是指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英国代表却反驳道,这是无意义的用语反复,因为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已经体现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中,没有必要通过“任意的”一词予以强调。[27]尽管如此,人权事务委员会不断强调,“任意的”和法律的正当程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在许多死刑案件中认为,违反法律的正当程序而处以死刑就是任意地剥夺生命的行为,违反了第6条第1款。可见,理解第6条中的“任意的”一词时,需要参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的公正审判权。

  巧合的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受理的与此有关的案件,绝大多数指控牙买加对相关申诉人判处死刑违反了第14条,因而违反了第6条。在史密斯诉牙买加(LeafordSmith v. Jamaica)案中,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司法机关如果在审判中没有遵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条款,审判结束时判处死刑并且不能通过上诉而获补救就构成了对公约第6条的违反。司法机关必须遵守公约规定的正当程序,如有权由一个独立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审讯、无罪假定原则、对被告方的最低限度保证和由较高级法庭审查的权利。[28]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明确强调,违反了包括上述内容的正当程序判处死刑,属于任意剥夺生命的行为。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许多案例中一再重申此种观点[29],并且这种观点也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例如,丹尼尔·内瑞克(Daniel Nsereko)就认为,如果不依自然正义原则和法律正当程序原则,以与法律相违背的方式或依据专制的法律,或依与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相冲突的法律剥夺他人生命,则是“任意的”行为。[30]

  3.“任意的”与“合法的”(lawful)

  禁止任意性与合法性作为并列的限制条件出现在人身自由权条款中,至少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区别。但是,我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禁止任意性与合法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上文提及的居耶罗诉哥伦比亚案也有所体现。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该案还涉及另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警方使用武力的“合法”行为是否为“任意”之举,从而违反第6条(生命权条款)?在该案中,警方认为他们使用武力的法律依据是第0070号法令,因而是合法的。但是,人权事务委员会旗帜鲜明地表示,本案的结果表明该法令并没有充分地保护个人生命。这说明,合法的行为有时却是“任意的”,反过来,就表明,“任意的”一词的含义宽于“非法的”(illegal)。这样的解释拓宽了“任意的”一词的含义。人权事务委员会此举还表明它会审查缔约国法律是否与公约相符。因此,是否符合公约规定也是判断“任意的”标准之一,“任意的”已经超出了依据国内法判断是否合法的范畴。

  4.小结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涉及第6条生命权和第9条人身自由权的案例中对“任意的”的解释表明:第一,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考察是否存在任意侵犯人身自由权时,着重强调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超出必要性(如在A诉澳大利亚案中,强调剥夺人身自由是否为情势所必需,是否超出一定的比例关系)。对此,还有学者更明确地指出,如果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命令或措施经受不起必要性的检验,就存在任意性。[31]第二,“任意的”与“故意的”虽然都含有主观因素,但并非是同一概念;禁止任意性还意味着要遵守正当法律程序。第三,禁止任意性强调符合国内法和国际人权条约,它内在地包含合法性,但不仅仅局限于合法性。

  由上看出,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解释禁止任意性的内涵时,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三要素”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要素,将之扩大解释为包含合理性与必要性。这种扩大解释,旨在尽量明确禁止任意性的内涵并限定它的适用范围。从保护人权的角度看,这一解释具有积极意义,符合国际人权条约权利限制条款的基本宗旨。

  (三)合法性内涵之解读

  作为一项限制条件,合法性普遍应用于国际人权条约权利限制条款之中。例如,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权、隐私权、表达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的条款,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合法性要素。不同之处在于,合法性在不同的权利限制条款中所强调的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限制人身自由的条款中,合法性突出强调法定依据与法定程序。这是因为,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多出现在刑事诉讼程序之中,这种情形下,是否遵循法定的正当程序就是评判剥夺人身自由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与这种考虑相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1款等剥夺人身自由的限制条款中,大多采用“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依法定程序”、“依照有关的缔约国宪法或依照宪法制定的法律预先所确认的理由和条件”或“根据事先制定好的依据和条件”等措辞。这些表述都强调剥夺人身自由的依据以及条件、程序,即强调要遵守实体法规则和程序法规则。实体法规则是授权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不遵守实体法规则或没有相关实体法规则而逮捕或拘禁,就是违反人权公约的行为;程序法规则是确保剥夺人身自由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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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大国际法评论》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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