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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俊响:国际人权条约人身自由权中的限制性规定研究

更新时间:2012-01-14 09:01:24
作者: 毛俊响  

  剥夺人身自由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正如上文所言,剥夺人身自由本身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剥夺人身自由是否法律所允许的,取决于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否依循法律并遵守法定条件。在法定 情形下并依照法定条件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即是所谓的允许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否则,就是非法的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讲,允许剥夺人身自由即是合法剥夺人身自由,它是国际人权条约对人身自由权的一种法定限制,或者说是保障人身自由权的法定例外。

  具体到国际人权条约人身自由权条款,笔者认为允许剥夺人身自由涉及三层含义:第一,允许剥夺人身自由的前提是存在对人身自由权的保障性规定。保障人身自由从正面讲是“人人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从反面讲就是保障人人免遭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第二,允许剥夺人身自由本质上是保障人身自由的例外情形,表现为相关机构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逮捕、拘禁;第三,允许剥夺人身自由应具备内在的法定条件,即实体法的正当性和程序法的正当性。实体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是判断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否国际人权条约所指的允许剥夺人身自由的标准;换言之,也就是区分允许剥夺人身自由与非法剥夺人身自由行为的标准。

  (三)允许剥夺人身自由与逮捕、拘禁的关系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1款第2句和第3句分别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美洲人权公约》第7条第2款和第3款也有类似规定。这种分别列举允许剥夺人身自由和逮捕、拘禁的规定,引发了学者就允许剥夺人身自由与逮捕和拘禁的关系的激烈争论。例如,允许剥夺人身自由与逮捕和拘禁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允许剥夺人身自由与逮捕和拘禁不是等同的概念,那么除了逮捕和拘禁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允许剥夺人身自由的形式?如果允许剥夺人身自由仅包括逮捕和拘禁,为什么第9条第1款要特别强调逮捕和拘禁?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1款第2句和第3句之间关系的模糊性。在起草过程中,曾有人试图整合这两句话的内容,但是均未成功。

  传统意义上的逮捕与拘禁,一般是公职人员作出的行为,它排除了私人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例如,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逮捕( arrest)是指因指控的罪行或根据当局的行动扣押某人的行为;拘禁(detention)是因定罪之外的原因而剥夺某人自由的行为。与之相关的还有“监禁”(imprisonment),它是指因定罪而剥夺某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在《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之中,任何涉及逮捕、拘留和监禁的规则,都是针对经授权的主管官员或人员的。例如该原则第2条规定,逮捕、拘留或监禁仅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并由为此目的授权的主管官员或人员执行。如果仅仅依据这种看法来解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中的逮捕和拘禁,就会认为它们不包括私人机构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这样一来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即第9条不能规制私人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显而易见,这种结论不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宗旨。

  诺瓦克认为,根据国际人权条约的宗旨和目的,并结合条文的起草历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不承认在超出逮捕和拘禁之外还有其他允许剥夺人身自由的形式存在。起草过程中,曾有人试图列举允许剥夺人身自由的合法理由。这些理由包括拘禁、审前拘禁、违反法庭命令、对未成年人的监管、驱逐前拘禁、酗酒者、传染病者等。后来,由于无法列举出所有允许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人权委员会采纳澳大利亚的建议,使用禁止任意逮捕或拘禁的措辞。[17]可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起草者从来就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理解、解释逮捕和拘禁。因此,第9条中的逮捕和拘禁应采取广义的解释,它包括对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酗酒者、吸毒者和流浪者的关押以及私人对自由的剥夺。这一解释表明:第一,既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中剥夺人身自由指逮捕和拘禁这两种形式,那么剥夺人身自由也具有广义上的含义。正如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8号一般性意见中所言,第9条第1款适用于剥夺自由的一切情况,既包括刑事案件中的逮捕或拘禁,也包括对精神病人、游荡者、吸毒成瘾者施加的拘禁以及为教育目的而拘禁、管制移民等情况。[18]第二,该公约第9条不仅对国家施加了保护个人人身自由权免遭公职人员侵犯的纵向义务,也施加了保护个人人身自由权免遭私人侵犯的具有横向效果的义务。

  《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1款的规定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稍有不同。《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同时又列举了六项允许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这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由公职人员实施的与刑事诉讼程序相关的逮捕、拘禁,又包括对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酗酒者、吸毒者和流浪者以及被引渡和驱逐者的逮捕和拘禁。这说明,《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1款也对逮捕和拘禁作广义上的理解,它问接肯定了逮捕和拘禁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解释的观点。

  (四)规定允许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形的立法模式—概括规定与穷尽列举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美洲人权公约》第7条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6条都只是笼统的规定,缔约国在遵循禁止任意性与(或)合法性的前提下可以剥夺人身自由。其实,早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的起草过程中,就有起草者建议以明确的语言规定剥夺人身自由的实体法依据,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条款规定更加明确,并有效避免条约解释上的困难。但这一提议遭到强烈的反对,最终没有被采纳。反对者担心无法穷尽列举所有的实体法依据,并且,某些实体法依据也可能不被某些缔约国所接受。更有力的反对意见是,公约是一份权利保护而非权利限制的清单,因此不宜列举如此繁多的限制目的。[19]

  在这方面,《欧洲人权公约》则有所不同,它在第5条第1款中通过详尽规定允许剥夺自由的六种具体情况,以期尽量缩小缔约国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此我们还发现,《欧洲人权公约》与它的同侪之间的这种区别同样体现在生命权条款中。前者尽量避免出现“任意”的表述,而致力于对各种例外的详细列举,后者则为了防止挂一漏万,而使用“任意”一词。概括规定与穷尽列举这两种立法模式均有优劣之处,限于主题,本文无意在此详加评析。但是,从中可以窥见《欧洲人权公约》起草者们反对条款模糊性的一贯立场。同时,与国际社会相比,欧洲人权保护所处的比较单一的社会背景也使得起草者对条款确定性的追求更具现实性。

  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1款的规定,在遵守法定程序的前提下,可以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包括以下六种:由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定罪后的监禁,因未履行法律所规定的某项义务而对个人的拘禁,因刑事指控而逮捕或拘禁,出于教育监督目的而对未成年人的拘禁,对传染病者、头脑不健全之人、酗酒者、吸毒者或游民的拘禁,与驱逐出境或引渡有关的拘禁。很明显,《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1款所作出的列举是穷尽的,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合法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而类似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1款的规定则表明,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只要是符合禁止任意性和合法性就是允许的。从理论上讲,它允许剥夺人身自由的范围和理由比《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所规定的内容要宽泛得多。

  《欧洲人权公约》在规定可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形的同时,还附带强调了剥夺人身自由的合法理由或目的,如基于刑事诉讼、防止传染病扩散、教育未成年人等公共利益。这表明,复杂合法性模式内在地包含合法性与合理性要素,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缔约国剥夺人身自由的可能性,并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当这两个方面来规制缔约国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或措施。相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并没有明文列举允许剥夺人身自由的理由或情形,因此在实践中它赋予了缔约国相关机关较大的解释权或自由裁量余地。

  

  三、允许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定构成要件—禁止任意性与合法性

  

  (一)对禁止任意性和合法性的整体解读

  1.禁止任意性和合法性模式与“二要素”与“三要素”之分

  禁止任意性与合法性实际上只是国际人权条约权利限制条款中的一种法定限制条件而已。国际人权条约权利限制条款因其限制条件所包含的要素不同,在模式上存在“二要素”和“三要素”之分。有些权利限制条款通过设定禁止任意性与合法性等条件来规定权利保护的例外情形,这种表述模式默许缔约国可以在必要情况下,依法限制某项权利。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人身自由与安全权)和第17条(隐私权)、《美洲人权公约》第7条(人身自由与安全权)和第11条(隐私权)、《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人身自由与安全权)等。这类条款我们可称为暗示权利限制条款,它包含禁止任意性和合法性这两项要素。还有些权利限制条款明确规定,权利的行使不受限制,除非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施加的限制,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宗教与信仰自由)和第19条(表达自由)、《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宗教与信仰自由)和第9条(表达自由)等。这类条款我们可称为明示权利限制条款,它内在地包含合法性(依据法律)、合理性(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与健康、其他个人权利或自由等合理目的)和必要性(限制是为保护上述合理目的所必需的)三要素。

  “二要素”与“三要素”,是区分国际人权条约中明示权利限制条款和暗示权利限制条款的主要标准。它表明,国际人权条约立法者在规范缔约国限制个人权利方面,因涉及不同的权利,而采取不同的态度。从其规范构成来看,“二要素”强调合法性与非任意性,而“三要素”强调合法性、合理性与必要性;从其适用范围来看,“二要素”适用于人身自由与隐私权等强调保护私人领域不受侵犯的权利;而“三要素”适用于宗教与信仰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等对民主社会而言十分重要的权利。从条款字面意思来看,“三要素”所包含的限制条件比“二要素”要多,因此,缔约国在限制上述不同的权利方面受到的国际监督与审查的力度也不同。

  2.禁止任意性与合法性的功能

  作为暗示权利限制条件,禁止任意性与合法性发挥着两种不同的功能。第一,允许功能。禁止任意性与合法性首先是作为允许缔约国限制人身自由权的前提条件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如果缔约国所采取的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或行为,排除了任意性和非法性,有合法依据并遵循法律正当程序,就合乎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从这某种意义上来说,禁止任意性与合法性发挥着允许限制权利的功能。第二,限制功能。禁止任意性与合法性的另一层含义是,缔约国不能滥用权利限制条款而肆意剥夺个人的人身自由,如果缔约国的限制措施是任意地或违背了法律所设定的条件,它就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人身自由遭到缔约国任意或非法剥夺的个人,可以此为由,向国内司法机关申请司法救济或向国际人权监督机构提出申诉。从这一角度来讲,禁止任意性与合法性又是国际人权条约赋予个人对抗缔约国、实现自我保护的有力武器。因此,禁止任意性与合法性又发挥着限制缔约国滥用权利限制的功能。

  (二)禁止任意性内涵之解读

  如前所述,禁止任意性要求出现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和《美洲人权公约》第7条中,它们均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No one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arrest or detention)。禁止任意性代表了对于剥夺人身自由的一种附加限制,这种限制既针对国家立法机关,也针对执法机关。剥夺人身自由仅仅符合法律规定是不够的。法律本身不能是任意的,而且在具体情况中也不能任意地实施法律。[20]

  如何判断某一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任意之举,并没有明确的国际标准。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曾认为,下列三类案件可视为是任意剥夺人身自由的案件:第一类,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完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如当一个人在刑期届满后或大赦后,但却仍被拘留);第二类,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7、 13、 14、 18、 19、20条和第21条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而被剥夺人身自由;就缔约国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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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大国际法评论》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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