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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均心 赵辉:经济全球化与有组织犯罪成因初探

更新时间:2012-01-14 08:29:26
作者: 康均心   赵辉  

  导致了社会失范和规范软化,社会控制力弱化。

  失范,从字面含义来说,指规范的缺乏或丧失。从内容上理解,失范状态是指旧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遭到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的真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3]

  社会规范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是引导社会成员做出反应的共同标准,这一标准使社会行为指向价值。当各个领域中并存着不同价值,体现价值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时常变异时,会导致价值和规范失调和失灵。当人们在参差不一甚至于相互矛盾的规范和价值面前无所适从或各取其意的时候,社会便出现无规则状态,大量偏差行为和越轨行为随之出现。在社会转型加速期,我国社会分化加速,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嬗变剧烈,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过去那种重社会本位轻个人本位、重精神而轻物质的价值取向,几乎走向另一个极端——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人们对经济利益的期望变得远远高于对其他需要的期望。价值观念的泛化,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个人主义极端发展,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道德意识物欲化、庸俗化,造成社会成员心理迷惘、行为偏差,发生社会适应障碍,进一步导致社会越轨行为的产生。

  社会控制力具有抑制社会问题发生的功能,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力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要抛弃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社会控制机制,而新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控制机制的形成、控制手段的完善和作用的发挥则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个过程。在这种新旧社会控制机制交替期间,各种社会控制手段脆化,社会控制力相对弱化,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所体现的价值和准则极易发生错位和混乱,进而无助于调节单位和个人的目标和手段。而且,目前我国对有组织犯罪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已经严重滞后,某些强行规范得不到贯彻和执行,特别是规范冲突大量发生,削弱了固有的规范约束力,规范控制功能不能充分发挥;社会的防范方式及其能力远落后于严峻的现实,刑事法网客观上还存在相当大的漏洞。所有这些都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和条件。

  2、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腐败现象大量滋生,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腐败是刑事犯罪得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之一,而有组织犯罪更是必须通过政治渗透借助权力来逃避制裁,并获得更大的利益。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腐败现象大量滋生,为有组织犯罪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纵观各国历史,可以发现,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中,腐败现象没有滋长的范围和条件。一旦社会转变为经济化并引进市场机制的模式,腐败行为就会成倍地生长出来。如,英国18世纪比17世纪和19世纪有更多的腐败现象,而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引进市场机制的经济大发展时期。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9世纪的美国和二战后的韩国和日本。[4]

  我国正处在渐进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市场已经启动,计划尚有余威,行政机关和市场同时掌握着资源配置权。计划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公共权力对市场启动的时机和速度的把握、对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划定、对竞争机会和条件的分配等等,都使其握有极大的调控权,而且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垄断资源和市场信息,这都为权力的行使人(包括组织和个人)利用公共权力在市场上谋取私利提供了可能。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和价值观念体系正在变化,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正被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所替代。由于许多人过于强调个人价值,致使许多公职人员无视国家和集体利益,追逐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信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缺少社会责任感、荣誉感,为了过上体面和富裕的生活,便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收取贿赂,贪污腐化,侵吞国家财富。

  目前我国大量存在着一种由相对特定地域内的犯罪者,为达到一定犯罪目的,模仿各种传媒中的黑社会形态而自发纠集形成组织所从事的有组织犯罪,即地域型有组织犯罪。他们正是使用贿赂腐蚀手段拉拢官员,利用一定区域内的血缘、地缘、同学等关系,集合成员,占据势力范围,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由此可见,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创造了其立足、生存、发展的天地。

  3、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家庭暴力日益普遍,致使青少年从事有组织犯罪增多。

  预测表明,有组织犯罪正向低龄化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到犯罪组织中,这与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家庭暴力的日益普遍是分不开的。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它除了承担子女初级社会化职责,还透过教养过程塑造行为规范,以完成社会控制。随着计划经济急速向市场经济社会变迁,我国的家庭结构也悄然擅变。市场经济时代生存竞争压力增大,家庭矛盾和冲突比传统时代大大增加。转型加速其内在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一些核心家庭父母为了生计,双双奔波在外,无暇管教子女,难以发挥传统的居家照顾角色。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使得社会不良风气和帮派组织对青少年的影响增强。此外,在社会开放的环境下,我国传统家庭的伦理观念和情感纽带,经受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家庭生活已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简单纯朴,各种婚外情、离异单亲家庭、破碎家庭、犯罪家庭……相伴而生,家庭暴力越发普遍。这是青少年从事有组织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经济全球化下有组织犯罪的文化原因

  我国犯罪社会学研究的先行者严景耀先生认为,犯罪与文化的关系深刻而密切,其密切程度是大多数初学犯罪学者所估计不到的。[5]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西方文化的冲击,社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不良亚文化,是有组织犯罪的文化土壤。

  1、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我国传统道德文化滑坡,对有组织犯罪形成了重要影响。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以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为基础的,而要达到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文化交流是最主要最普遍的渠道.这都必然会给中国文化带来重大的影响和冲击。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进程中,以儒家道德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挑战和否定而出现滑坡。如,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期,有些人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道德评价失去规范;有些人价值取向紊乱,丧失对社会的责任感,功利主义盛行,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有日盛之势;形形色色的非道德主义泛滥,有些人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对待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社会道德控制机制软弱,社会舆论监督混乱,道德良知淡化,面对破坏社会道德的现象甚至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公众缺乏群起而攻之的义愤感;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斥和抵触,从而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由于道德文化滑坡,再加上经济体制转型、商品意识不断强化,寻租活动泛滥,新旧体制的规范在承接上存在着缺陷和漏洞,社会整合力同庞大的人流、物流极端不适应,犯罪一时呈急剧上升之势。特别是90年代前半期,发案率上升较快,犯罪规模升级,青少年犯罪增多,外流农业劳动力犯罪引人注目,官员和公职犯罪不可忽视,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犯罪备受关注,跨国犯罪也开始出现。

  2、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我国社会的急速变迁,孕育了不良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土壤

  在社会变迁中,社会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导致了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和人们利益结构的分化和调整,形成了多元的利益结构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同时,反映旧的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观的失落和行为规范的解体,而反映新的社会结构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还未形成和完善,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断层和文化冲突现象,导致人们价值取向的混乱和行为失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各种偏离主文化的文化思潮异常活跃,形成对主文化的冲击,为某些不良亚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滋生提供了生存空间。而主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对社会变迁中某些合乎社会发展规律、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现象,不能及时作出文化上的充分有力的论证;对某些不合理的、消极的社会现象,不能及时作出主文化上的有力批判和遏制。这使得社会成员对某些社会现象的判断缺乏统一的文化标准,甚至是非、善恶难辨。出现双重的甚至多重的文化价值和行为规范,出现主文化与不良亚文化矛盾并存的现象,导致社会成员的文化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模糊、迷茫、困惑和紊乱。这些都为不良亚文化的传播和蔓延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由于不良亚文化的传播,很快就会在那些境遇相同、利益一致的社会成员(特别是政治、经济地位比较低的下层社会成员,他们在利益追求中常常受到阻碍、挫折)中得到认可。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满足,自发地聚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组织结构和角色分配,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文化结构―亚文化犯罪群体。他们以群体的力量,以违法犯罪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其成员由于在群体内受到相互模仿、暗示、从众、服从等心理效应的作用,更进一步强化了对不良亚文化的认同和内化。与其他越轨的社会成员相比,认同不良亚文化犯罪群体的成员,其越轨违法犯罪活动由无意识变为有意识、由不自觉变为自觉、由无理论变为有理论,使犯罪向有组织化和严重化发展。

  (四)经济全球化对有组织犯罪心理原因的影响

  有组织犯罪心理是指犯罪组织成员之间、成员与组织之间的意向、动机、目的相互影响而形成的适合于犯罪的价值、态度、行为方式的总和。[6]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及社会问题和矛盾,对有组织犯罪的心理原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

  1、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导致了不良需求的增多,构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心理基础,成为有组织犯罪成员犯罪的原动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空前活跃,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受到挑战,个人利益极度膨胀。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需要逐渐觉醒,人们对经济利益的期望变得远远高于对其他需要的期望。特别是近几年中,一些富裕群体的迅速生成、崛起,他们的高收入和高消费对其他社会群体产生强烈的震撼和刺激,致使中低收入群体产生不平衡心态,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荷。然而,另一方面,对多数社会成员来说,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获取资源机会的有限性,共享资源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这就造成了社会成员对利益的极为强烈的需求与致富机会相对缺乏的矛盾。某些社会成员因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自己的利益追求中受到阻碍和失败,因此合群互助的需求就会应运而生。共同的境遇和共同的利益追求致使这些人聚合在一起,由于相同或相近的思想、人生观、价值观、情绪、心态而引起相互的共鸣,产生”亲群“心理。他们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满足个人行为难以达到的非法需求。而且在现代社会中,由于通过犯罪手段谋取巨额经济利益,通过犯罪组织远比犯罪者个人实现犯罪目标容易和有安全感”。因此,犯罪组织往往利用利益均沾和利益公平原则笼络、平衡成员心理,壮大犯罪组织并强化组织凝聚力。

  2、有组织犯罪向智能化和国际化阶段发展带来的犯罪分工细化,迎合了组织成员的罪责扩散和从众心理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有组织犯罪已经走向赞业化犯罪“,步入智能化和国际化阶段,其犯罪行为操作过程中的分解日益细化,这增强了成员的罪责扩散和从众心理。为了以最少的投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利润,犯罪组织借用合法外衣掩护,跨国组织联合力量,不断向企业化、部分合法化和跨国联合体发展。他们渗透到各种有利可图的合法赢利活动领域,包括操纵金融机构或电脑作业,进行诸如邮电诈骗、破产诈骗、银行犯罪、保险诈骗、计算机犯罪及洗钱等活动,还通过不断改善、配备实施犯罪的物质条件(如运输、通讯、武器装备等各种先进的犯罪工具)及利用计算机、信用卡等现代科技作案,以提高犯罪的安全系数和”效益“。

  根据群体动力学理论,群体中的个人思想和言行与他独自一人时有所区别,个体会产生依赖群体力量感。在有组织犯罪中,组织内部本身的气氛和凝聚力不仅会激发不同主题的潜在犯罪意向,而且会促成相互学习的交感效应,使个体在主观上淡化单独作案的罪责感,产生责任分担的侥幸心理,获得作案时的心理帮助。责任的分解与犯罪组织内部的分工密切相关。由于一个连贯的整体行为被分解,由数人分别执行,行为的责任就相应地出现了分散和减轻。犯罪分工的细化,使犯罪成员产生”法不责众“的心理以保持内心的安宁,减轻了心理压力,更增强了其对犯罪组织的归属感,乐于以代表群体的面目出现,增强在社会生活和从事犯罪活动时的力量感。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科技的飞速进步,学校教育缺陷的存在,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也给有组织犯罪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犯罪手段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简介】

  康均心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注释】

  [l]邓正刚.穿越时空的较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8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7.

  [3]郑杭生等.社会运行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48.

  [4]童星.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的成因、功能及其治理[J].社会科学研究,1996,(2).

  [5]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1956.[6]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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