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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瑄:胡开明在安徽

更新时间:2012-01-10 17:06:16
作者: 张育瑄  

  

  1980年3月我离开安徽日报社记者岗位,调到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开明的秘书。

  在整整四个年头的秘书工作中,我几乎每天都在开明同志身边。他的音容笑貌,处世为人,他的无私情怀,献身精神,今天历历在目,不由让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与思念。

  

  毛主席说: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胡开明一生中受到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省出现了饥饿,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由开明同志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张家口市,因地处高寒地区,饥荒情况更加严重。

  面对大饥荒,他冒着丢官和被批判的风险,力主解散“公共食堂”,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和家禽,试行牲畜“分户喂养”,允许荒山林地承包给个人,主张进行生产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他的这些救命的措施,使许多农村恢复了生产,重现了生机。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胡开明经深入调查研究,又大胆推出了一种新的“包产到组”方式,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良好的效果。1962年8月8日,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胡开明直接向毛主席写信,建议在全国推行“三包”到组。在这之前,毛主席曾批示、肯定了胡开明的郭磊庄生产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试点经验,胡开明才直接上书。想不到的是,情况发生了巨变,毛主席突然在北戴河大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并在8月9日的会议上,即胡开明上书的第二天,公开批判了“包产到户”和胡开明。毛主席说: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是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家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了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万里点将,胡开明奔赴安徽

  

  1977年“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撤职罢官的铁道部长万里,正下放在辽宁营口一个农场果园里“劳动改造”。1977年6月被邓小平点将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万里刚刚主政安徽时,安徽农村绝大部分地方受极“左”路线影响,尚未摆脱“大锅饭”、“大呼隆”的桎梏,农民虽然辛苦一年,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许多人家全家合盖一床破被。沿淮、淮北的凤阳、泗县、怀远等一些地方,冬、春季节,大批人外出讨饭,乞讨人往往把一些火车站候车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农村的状况,使万里为首的省委一班人十分焦虑,如何改变这种农民吃不饱、田地不出粮食的状况,他们在思考1960年代“包产到户”曾使一些地方出现过“粮食丰产”、“农民吃饱”的现象。

  万里这时想到了那位曾被毛主席点名批判而历史证明批判错了,至今被贬在河北省一个小县级市当最后一位(第8位)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开明。1978年7月份,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亲自安排胡开明到安徽工作。

  胡开明在电话里对万里说,调转手续还没办,党员组织关系也没转,怎么动身?万里干脆地说,不用了,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谁不知道?先来吧,手续以后办也不迟。

  1978年7月12日,胡开明偕夫人、延安时代的女干部李克林来到安徽。当时还没恢复省政府,胡开明被任命为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文教工作,同时兼任省农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开始由万里兼任,后由省委书记王光宇兼任)。可能因为胡开明解放前曾搞过学运,当过学生领袖,分工时还分给他共青团、学联等群团工作。虽然他的分工很多,而实际上万里是把他推到农村改革的第一线,“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他不辞辛劳奔跑在肥西与凤阳之间

  

  1978年,安徽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八百里皖江和淮河的水位大幅度下降,许多支流干涸,江淮大地河流沟渠不是断流,就是见底,许多地方连人畜饮水都发生困难。预计这样下去,全省将减产几十亿斤粮食,又要出现饥荒年景。

  1978年9月1日,省委常委会在稻香楼西苑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专题研究如何战胜旱灾,度过灾荒的问题。万里为全省的灾情和民众的生计深深的忧虑。农村改革步履维艰之时,由省委直接提出“包产到户”的时机尚不成熟。正在会议沉闷之时,胡开明站起来大胆发表意见:“大面积的秋种看起来已难实施,土地干得冒烟,种子种不下去。这样下去,土地将大面积抛荒,明年农民吃啥?一家人生活指望啥?农民穷得叮当响,别说没有那么多救济粮,就是有,哪里有钱去买?土地是集体的,也是农民的,与其荒在那里,撂在那里,何不借给他们去种?”万里和其他常委立刻眼睛一亮,好!一个“借”字,打开了一班人的思路。赞成的,感到顺理成章;即使不赞成的,也不便反对。这个“借”,实际上就是“包”,让农民先“包”几亩干干看。

  省委常委根据胡开明的提议,立即形成决议,制定了六条。其中核心内容是:为保命,“借”给每个农民3分地种,开荒、垫洼、边边角角的零散土地,则允许谁种谁收。

  “省委六条”,震动了农民的心,人们感到有了活路。几千万被“大锅饭”、“大呼隆”的桎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欢快。一个“借”字,土地终于回到农民自己手中,有了自主权了!

  胡开明对万里十分佩服,关键时刻敢于拍板。

  胡开明深知,“省委六条”等于开了个闸门,省委说3分,下边就敢借3亩,人少地多的地方又能更多,农民就有用武之地了。当时中央只是肯定了联产计酬的办法,但仍严令不准“包产到户”。许多中层和基层干部被“单干”、“复辟”的罪名吓怕了,都严守这个“底线”,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当时胡开明和袁振却有着不同的观念,他们常常交流、恳谈,认为“包产到户”没什么可怕,也不应该算成“走资本主义”,应该算作农业生产的一种责任制形式。

  胡开明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只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只要按劳分配,就没有离开社会主义。来自于群众的农业上的种种责任制形式,只要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就是标准,就是目的。他用最浅显的道理来证明他的观点,说,各单位的车队,司机就负责开一台车,这也是责任制。如果几十人轮番开一台车,不讲责任,很快就会把车开散架了。又如工厂车间里,每个车床总明确一个熟练工人掌握使用,决不会大家混起来随便用。农业也是这个道理,你把这块地包给一户或一位农民,他就有了责任,他就会好好侍弄,精心耕种。反正土地是集体的,这一点改变不了,何不包给他,给他自主权。为什么汽车、车床可以包给工人,土地为什么就不可以包给农民,真奇怪!

  那一段时间,胡开明一有时间就往肥西的山南跑,往凤阳的小岗村和一些萌芽搞包产的地方跑。他去的最多的山南,有个黄花大队借“省委六条”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支持下,大胆实行包产定土地:决定每个劳动力承包一亩麦田,半亩油菜地;定产量:小麦每亩200斤,油菜籽每亩100斤;定奖罚:超产时,每100斤麦子可提成60斤,若减产,则百分之百赔偿。这叫“三定一包”。不到两天,全队1700多亩地被承包了1400亩。紧接着“三定一包”呼啦啦推广到全区7个公社78个大队,16万亩地全部承包到人。庄稼全部点播完毕,国家指令性任务完成外,还比历年多播种了8万多亩。

  这时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赶赴山南来,给干部和农民吃定心丸:“不要怕。主要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大旱之年,把粮食拿到手,即使包产到户,也没什么可怕。”

  紧接着,身兼省农委第二书记的胡开明也赶到山南来,为农民撑腰打气。他安慰大家:“不要担心。要看实际效果,要看收成,别光把眼盯在‘红头文件’上。到秋后看看亩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实事求是,就没错!”

  原来,王光宇、袁振等一批领导都明确表态支持山南的试验。山南顶住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包产到户”,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典型。

  胡开明另一个爱去的地方就是凤阳,跑了许多大队,许多生产队,走进许多农户。他到的第一个点是梨园公社。映入眼帘的是衣服破烂的人群,低矮破烂的茅棚,几乎家家没有一床不打补丁的被子,几口人换穿一条破棉裤,多数人外出讨饭。不能外出的老弱残疾和儿童每天用稀汤野菜、山芋梗充饥。胡开明眼睛泪花在闪。他没想到,解放快30年了,广大农村仍处在这样赤贫状态。

  在他经常去的小岗村,他每去一次都鼓励农民探索点办法,如何把生产搞上去。其实在他走后不久,几十户农民就开始酝酿着一个大的举动:全村(也是生产队)20户人家中,除了两户人外出不在本地外,其余18户都聚集在农民严立华家里合计一条生路。他们按下血手印以表盟誓、立约:

  一、全队实行“大包干”,瞒上不瞒下,任何人不准走漏风声,向外透露;

  二、交纳征购粮油给国家和集体时,任何人不准装孬,拖欠或耍赖;

  三、村干部若因包产到户倒了霉或坐大牢,全村人要负责把他的子女抚养到18岁。

  后来这种“大包干”责任制被简化为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既简明,又扼要,责、权、利分明。

  一夜间,517亩地包到115人名下。这种“大包干”不久就显示出神奇。当年,全队粮食总产达到132370斤,相当于前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过去25年间,没有一年能交公粮,年年吃返销粮。然而这一年光交公粮就2500斤。县委书记陈庭元了解他们的“机密”,也是来个“瞒上不瞒下”,默认他们的办法,一直在保密。

  1979年初,胡开明再一次来到凤阳时,陈庭元了解胡开明的“心思”,对他放心,于是就把小岗村的“机密”透给了胡开明。胡开明心领神会,会心地笑了,并且满意地点了点头,似乎在给陈庭元吃“定心丸”。胡开明过了一会儿才说:“大呼隆”那一套,农民早就厌倦了,不灵了。大家“大呼隆”捆在一起,美其名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是地里不长苗,庄稼不打粮食,这叫什么社会主义?工厂里的机器,一人开一台,那能叫资本主义?农民一人扶一犁,就叫“单干”吗?一人负责种一块地就叫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打下的粮食按任务上交,土地所有权在国家,不允许买卖,农民只有使用权、承包权,那就不是资本主义!那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制!

  万里在凤阳表态,“大家大胆干,有我呢!”胡开明先后三次赴凤阳,一次比一次明确:“你们干得对!放开胆子干,实践是最好的证明!有了问题就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支持你们的,反正我已经打倒一次了,再打倒一次也不怕!”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

  

  正当肥西、凤阳以“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进行成功试验、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时候,1980年1月,万里调离安徽、回京另有任用。干部的变动,带来了情况的变化。1980年2月份国家农委办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二期和第三期上连续发表文章否定安徽的责任制,特别有一篇发自安徽宣城地区署名“印存栋”的文章,攻击安徽全省刮起了“单干风”。

  在京的万里震怒。要求安徽省委派人调查“大包干”和“包产到户”责任制到底效果如何,用事实来做回答。省委决定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调查组由袁振负责,调查组人员由卢家丰(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和一位姓金的干事。另一个调查组由胡开明负责,调查组人员由胡瑞镜和我。

  由胡瑞镜和我组成的调查组,在油菜花盛开的阳春三月,走遍了长江南岸的繁昌县和芜湖县。我们邀请了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进行交谈,并同县委、县革委会的领导同志、县农委的同志,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同志,同一层层的领导交谈,大家都非常坦诚的介绍情况,汇报责任制后的变化,也不回避存在的问题。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了解,走访,核算,经过梳理,我们写成了关于繁昌、芜湖两县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根据全面情况,实事求是地做出了结论:(一)繁昌、芜湖两县农民所探索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管是包产到组也好,包产到户也好,“大包干”也好,都坚持了土地公有,土地和水利设施仍为集体财产,农民只拥有承包权、使用权,而且都是按照责任制的形成作出规定,签订包产协议。上交国家的公粮一粒也不含糊,留给集体的一分一毫也不拖欠,农民的责任、权利明明白白。这绝不是什么“分田单干”,也不是什么“单干风”!(二)所谓“刮起单干风”后农村经济遭到破坏、集体财物遭到毁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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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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