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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清:民生政策小异大同 认同问题趋而不同——2012年台湾选举透视

更新时间:2012-01-10 11:06:16
作者: 郑振清  

  同时,马英九提出两岸现在是“一中各表”,“依宪法”、“一中”是“中华民国”,因此两岸关系定位是“一中各表”下“两区”(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蔡英文则延续了“一中一台、一边一国”的两岸定位,坚持否认“九二共识”,并且以“国家主权流失”为藉口攻击马英九的两岸政策,继续把自己描绘成所谓“台湾国家主权”的监督者和捍卫者,为民进党树立“最正宗”的本土旗帜。联系到两个月前蔡英文提出的“‘中华民国’是台湾”的说法,可以看出自1999年以来十余年,“两国论”定位在蔡英文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不难看出,国、民两党在台湾本土认同上存在趋同的现象,两党都已成为台湾的新兴本土型政党。

  但是,国民党之所以不同于民进党,关键还是在两岸关系定位与两岸交往策略上。从马、蔡两人在“九二共识”上的争锋可以看出,马英九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国家”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必须以法理层面的“中华民国”为保障。因此,他最多可以为了选举的需要说出“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通称”,并以荷兰是“尼德兰”的通称、英国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通称等例作为国际借鉴,但始终不敢直接喊“‘中华民国’是台湾”。因为后者具国际公法上“国家分割论”(secession theory)④的性质,其法理意义是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被分割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大陆为领土的主权独立国家,而原“中华民国”被分割后依然存在,但是领土只局限于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这就是“两个中国”。“两个中国”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及其“增修条文”关于“‘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的一个中国原则。概言之,马英九是积极认同台湾,同时消极维持一中原则,避免公开分割中国、分裂两岸、造成法理上的“两个中国”。

   至于蔡英文则不然,她不仅依循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依‘宪法’‘国号’是‘中华民国’”,而且最近公开喊出“‘中华民国’是台湾”。这虽然是公然主张两岸完全分裂的“国家分割论”,但起码保留了“中华民国”这件外衣。但是,当蔡英文同时又指称“两岸关系”是台湾这个“国家”与对岸“中国”的关系时,表明她不认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这就是“一中一台”论。这是典型的“国家分解论”(dismemberment theory)⑤,其法理意义是1949年以后原“中华民国”已经消亡,原有国家分解成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为大陆的“新的中国”和“台湾”这个新的国家(即便国号还是“中华民国”但已经与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不同)。可见,蔡英文现有的两岸定位论述是在“分割论”和“分解论”之间游走,为了选举“中华民国总统”,不得不使用保留“中华民国”这件外衣的“分割论”,但内心主张的却是原“中华民国”已消失的“分解论”,是将台湾本土意识无限上升为“台湾国家认同”的“台独”政治主张。⑥

  这种在认同问题上蓝绿两党“趋而不同”的现象,只能在台湾政治转型进程中“本土化”与“民主化”一体两面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准确理解。历史地看待台湾的政治转型,可以发现台湾的民主化原本有具体的问题导向,就是要解决国民党威权体制弊端、扩大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等问题。不过,这个过程受到内战、冷战和殖民三重历史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本土化与民主化紧密互动、宪政体制与权力结构和利益群体互动、政党竞争与地方派系博弈、族群-省籍矛盾激化等鲜明的特点。今天我们可以对“台湾政治转型”这个概念进行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比较准确的界定:其一是台湾政治运作过程的民主化,这方面一直受到重视和重点研究;其二是“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本土化,这方面缺少足够的研究。所谓台湾政治运作过程的民主化,是指由国民党长期执政下的一党独大体制向以直接选举为核心的多党竞争格局的转化。而所谓“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本土化,则指“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在台湾本土政治参与诉求下的变革,以及“中华民国”国家认同的台湾化,可以简称为“中华民国台湾化”。 ⑦通过分析台湾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政治转型进程,可以发现本土化与民主化紧密联系,甚至共生于某些政治事件上,但又各有任务和目标。⑧两者可谓是台湾政治转型的一体双面,但却是图案内容不同的双面。

   2008年,经过第二次“政党轮替”,民主制度在台湾基本巩固,两党政治形态基本稳定,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可以说,台湾民主化高潮基本过去,但是台湾的本土意识和主体性格却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甚至在选举期间被提升为本土型国家认同。这个问题正在引发两岸民众国家认同的矛盾,成为影响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因素。一方面,民主化和本土化使得台湾民众加强了对台湾本土的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论述有了社会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民主化和本土化同时引发一部分台湾民众对中国国家认同的消解,制度差异成为横亘在两岸人民心中的障碍,两岸政权对立僵局短期内更加难解。

  不过,2008年下半年以来,两岸官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开辟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道路,为两岸关系发展开出了新方向。2008-2011年是和平发展的起步期,两岸恢复了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两会”协商制度,达成了包括两岸“三通”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在内的16项事务性合作协定,使两岸经济关系开始正常化、自由化。这些协商进展加强了两岸经济整合的积极因素,限制了消极因素,使得两岸关系的发展围绕着“和平发展”主题展开,两岸官方根据“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方针,逐步共同构筑一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从最近二三年来台湾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可以看出,那种诉诸极端分裂主张、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言行越来越少了,极端的“台独”分裂政治势力已经受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限制。

  在这些背景下,两岸确实需要有一段相当长的和平发展阶段,让两岸耐心、全面、深入地开展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交流与合作,为未来的和平统一争取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和过渡期,并且奠定必需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趋势探略

  

  综上,根据对一年来台湾选战进展和电视辩论会的分析,应该深刻瞭解的是,台湾作为开放经济体,身处这一波全球经济衰退周期之中,不可避免将在今后几年继续面临经济增长趋缓、贫富分化扩大的问题,不管蓝绿何方上台执政都是如此。因此蓝绿两党在社会民生议题上的角力将长期化,不会因为此次选举的结束而消失。与此同时,台湾民生议题与认同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强,短期内使得本次选举议题呈现复杂化、交叉化的特点,长期来看将使两岸和平发展的进程更加曲折。在本届选举中,过去经常被当作社会动员的主轴的“统独之争”相对淡化,选举主轴让位于民生议题。当然,统独之争和“国家认同”矛盾仍然存在,而且“国家认同”论述上的关键差异始终是区别两党的关键标志,并且不时浮现出来,成为选举的重要焦点议题。

   如果说过去影响两岸经济关系的因素主要是市场机制(促进作用)和政治关系(台湾方面的障碍作用),那么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下,如何运用对台经济政策和各种公共政策来调节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带来的利益分配、财富分配、贫富差距等社会效应及政治影响,进而促进两岸经济议题和两岸政治互信议题的协调共进,已经成为今后两岸关系发展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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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民主进步党:《十年政纲——未来十年台湾发展政策纲领》,台北:民进党中央,2011年8月。

  ②同上。

  ③有关文献很多,可参见徐火炎:《台湾的选举与社会分歧结构——政党竞争与民主化》,载陈明通、郑永年主编:《两岸基层选举与政治社会变迁》,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徐火炎:《台湾结、中国结与台湾心、中国情:台湾选 举中的符号政治》,《选举研究》(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主办),第11卷第2期,2004年11月;王甫昌:《族群政治议题 在台湾民主转型中的角色》,《台湾民主季刊》,2008年,第2期;Chu Yun-han, and Jih-wen L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20th Taiwan: State Building, Regim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tntity.” The China Quarterly, 2001,165. Andy G. Chang, and T. Y. Wang, “Taiwanese or Chinese? Independence or Unificatio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2005, 40,1/2.

  ④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分割理论”是指国家领土某一部分被分离的区域后来取得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但不影响到原被分离国家的国际法地位,不过原国家在行使其主权时,将被限制在新有的领土范围内。例如,1839年比利时从荷兰王国分割而出,比利时成为新的主权国家,而原荷兰王国依然存在但是领土缩小;1971年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分割成立主权独立的孟加拉国,而原巴基斯坦依然存在,但领土范围缩小。

  ⑤在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分解理论”指一国家因战争、国际条约或各方协定,分解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原有国家的国际人格消失。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消失,分解为奥地利、匈牙利与捷克等主权独立的国家。

  ⑥值得说明的是,在两岸关系上,如果用“国家分割论”来套台海两岸政治关系定位,则体现为“两个中国”,而如果用“国家分解论”来套两岸政治定位,则体现为“一中一台”,这两者都是主张海峡两岸已经完全分裂(divided)的理论藉口。而实际上,不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按照在台湾地区实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两岸政治关系都是既不完全分裂、也不完全统一的特殊的内战延续状况,是一种进行时状态(dividing while reuniting)。这种状况从现有国际公法来看大约可以归属、但不等同于“交战团体理论”(belligerency theory),因为“交战团体理论”从来没有处理过像台海两岸关系这么长时间的内战交战延续状况。两岸政治关系这么特殊的案例,究竟用什么法理理论来定位,目前在现有的国际公法和国内公法上很难找到现成答案,还须创新性地进行理论探索。有关探索研究可参见如下文献:张亚中:《两岸统合论》,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张亚中:《两岸主权共享与特殊关系》,《中国评论》,香港:中国评论通讯社,2010年2月号;李秘:《两岸政治关系初探——政府继承的视角》,《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1期;郑振清、巫永平:《海峡两岸特殊政治关系的法理解释——国际法政府继承理论与两岸政府继承特殊形式探析》,《公共管理评论》(清华大学主办),2011年,第11卷;巫永平、郑振清:《重构一个中国宪政框架——建立台海两岸政治关系新平衡的理论探索》,《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主办),总第126期,2011年8月号。

  ⑦从这个意义上看,以前海内外很多文章提到的“台湾本土化”的说法,其内容就是“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台湾化,因此“‘中华民国’台湾化”或“‘中华民国’在台本土化”才是比较准确的说法,而“台湾本土化”则犯了“同义反复”的语义逻辑错误。

  ⑧参见郑振清:《本土化与当代台湾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进程》,《政治学研究》(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主办),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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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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