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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

——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

更新时间:2011-12-29 20:27:55
作者: 黄文治  

  (文章来源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有增删。)

  

  

  题记:中共革命进程中,正是怀抱马列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农分子,是推展中共意识形态、组织蓄势的主要载体。他们延续一种从中心城市向省城、县城再转入乡村的正统蓄势、传播路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这种蓄势、传播路径,其中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政党组织形态源于苏俄,但它嵌入中国社会的途经绝对是中国式的,因此,它并不是全盘外化的产物,亦有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之根源。

  

  【内容提要】: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大别山区的地富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新思想并加入中共党团组织,而其串联模式却极为本土化,基本都是利用传统的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学关系、同宗关系等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社会资本”构件来推展的。在这个串联、推展过程中,也因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转型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抱持的还是先前那一套动员模式走精英主义路线来推展乡村串党、串团事业,虽然组织和发动群众已被提上日程,但那只是细枝末流。总体来说,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偏向联络地方精英,而之后才专注联络农民。转型的态势极为明显,国共分裂后动员最广大农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共乡村革命首要目标已被提上征程。

  

  【关键词】:大别山区;中共革命;知识分子;城市串党;革命下乡;动员

  

  大别山区[1]曾是中共革命的发源地之一。苏维埃革命年代这里曾孕育了中共革命的第二大苏区——鄂豫皖苏区。就革命烽火的燎原而言,它最早却是由来自该地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回乡点燃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如何抱团、传导与走向革命的?他们是如何从城市运动转入乡村运动的?他们最初真的是在从事乡村农民运动?转向过程中,他们又面临何种困境及其解决困境状况如何?本论文拟作进一步探讨。

  

  一、观念变动与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以降,中国的王朝体制已彻底被民族国家体制所取代,但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体制在这个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国并未落地生根,它深陷多重困境与危机之中。当国人面对民族、国家危机时,他们对危机的看法、估计、认识、了解迥异:有的认为某个领域有严重危机;有的认为另一领域危机更多;有些人认为这些危机并不迫切,可以渐进去解决;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全面危机,各个领域危机犬牙交错构成一个整体联盟,而这个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尽快解决,没有迟缓的时间与空间了,要解决的方法只有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又必然是全面的。即“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则是应付社会危机的一种对策和推进社会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手段”。[2] 因此,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而全面解决只有全能主义的社会革命。

  但彻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不可能自发产生,一般来说,只有从传统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才能承担起这一艰巨使命。因此,五四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正是他们怀抱道德理想主义追求,在民族危机面前逐渐左倾激进化,普遍寄希望于西方文明之外寻求一种自强道路,这不但能够跃进与质变,而且还能够超越与飞跃,于是,他们中间颇多已突破历史决定论而成为革命意志决定论者,最后都绝对性地选择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中共政党组织。

  其一,马列主义提供了建构主义思想模式。这种建构主义思想模式,一方面,其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解释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权威方案;另一方面,其建构的共产主义理念更具有完美道义及科学般的理性主义权威。马列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以革命武装斗争实现革命者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互为统一的价值信仰系统。

  这里,尤为值得阐释的是其中的共产主义完美道义及理性主义权威,它与传统中国士大夫大同理念具有某种同构性。它不但具有强意识形态道义魅力,而且享有“科学”光环,因此,几乎成为那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认识世界、变革世界的理论信仰武器。原因又与时代语境意识休戚相关。五四年代盛行“科学”话语,在社会领域盛行的其实是一种“唯科学主义”。那个时代的革命知识分子一般都深为迷恋与糟糕现实相反的共产主义图景去吸引民众,因为它具有强道义感召力,而民众的“类逻辑”[3]思维又会把这种理想主义图景论证为科学规律,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一切反对这样做的企图都会被论证为反科学、反历史规律的、阻止人类历史车轮前进的邪恶东西,而清洗它们就成为最高道德,这已成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普世铁律。这样一种论证,一方面可以激发人们精神层面的宗教品格,另一方面,又具有建构理性主义赋予的理性通行证。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内蕴,它是世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的建构理性主义具有如此双重性,它既是一种被“类逻辑”修饰起来的深层的浪漫愿望,同时也可以说是植根于深层的浪漫愿望的“类逻辑”理性主义,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关系。共产主义一旦在社会领域完成这样一套形式上的科学论证,即证明其是合乎科学般的真理,那么其道义感召力即随之放大、扩散化呈现。这样,五四年代社会领域的“类逻辑”思维,其实就是以“科学”的形式来建构、武装具有强道义感召力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就会使相信理性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俘虏。这方面,陈公博1924年较早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非常有预见性地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还很年轻,但它已非常迅速地风靡全国”。[4]

  其二、社会革命光有意识形态的感召还不够,强化性组织即政党,往往是整合社会的关键性力量,并且这种先锋政党还不能与阶级混淆,那么这个先锋政党又是怎样酝酿并瓜熟蒂落的呢?据王奇生观察,他说中国“五四前后的思想演进,大体有一个从‘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过程,其间可见‘个人’意识淡出、‘国家’观念衰减和‘社会’主义勃兴等几个环节。几个环节之间的关联互动虽然隐约,仍有线索可寻。在此过程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而社会主义也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而“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之间,亦有因果链接依稀可见。‘社会’被视为政治的基础,‘社会的觉悟’被视为最高觉悟,同时‘社会’又被视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而需要‘改造’,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社会’而需要‘无中生有造社会’。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愤激和新造‘土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也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需要“社会组织”的塑造,这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之路”。[5] 19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主义思潮即通过列宁主义的中共组织由思想、观念层面而转入实践阶段。

  这即是说,马列主义在渐逐中国化的过程中,五四年代那些怀抱理想主义及救赎主义精神的革命知识分子,就开始把激进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与革命的制度化——政党制度——勾连起来,并且依托马列主义价值系统提供的救世启示,强化政党组织提升阶级群众的觉悟,循着苏俄革命的先验路径,在一个众民合力演进的政治过程中,进行着翻天覆地性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看似要用理性一劳永逸地进行反历史倾向的社会改造,但对急功近利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言,却是实现彻底社会变革的唯一可行方案,他们中颇多人也正是因为追索此“应然”目的而步入中共革命道路的。

  不过,涉及实践层面,这些革命知识分子进行城市运动及乡村革命播火时,并未一蹴而就,这正如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所说,纵然革命的情况存在,也并不意味着烽火会自动地点燃。[6] 至于革命烽火点燃与否,一方面,取决于传统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的分裂、背叛及革命知识分子的形成、团结与极化;另一方面取决于革命知识分子与阶级群众建立联系的程度。

  

  二、来自大别山区革命知识分子及其城市串党、串团[7]

  

  中共革命,最初是城市知识分子运动,后来才转移到乡村成为一场乡村革命,其中从传统社会结构中分离、背叛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按照丛小平的考察,中共革命史脉络里的知识分子一般包括两代人:一代人是指那些出生在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年的旧乡绅家庭,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又在大城市生活,接受新式教育。他们在吸收西方思想过程中,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激进主义反传统思想的影响,并且很快皈依马列主义社会理论,在实际行动中书写、翻译、呼吁与传播;另一代人多指生活在1910年代的乡村,他们有的接受私塾教育,有的接受新式教育,很多则是国民党掀起免费乡村师范教育的受益者,他们一般在中小城市接受的是中等教育,他们是通过左翼刊物及社会学入门而了解马列主义的,而且他们了解的马列主义学说更多的是列宁式的,是经过第一代共产党人选择、消化、锤炼的理论。[8] 总之,革命知识分子概念,有本土化特性,他们一般是指受过底层、中层、高等教育,甚至留过学,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影响,有共产主义信仰,有很强的反叛及民族觉醒意识的知识人。在中共革命发生、转型过程中,他们是中共城市秘密串党、串团的载体,同时亦是中共乡村革命的播火者。

  大别山区革命,毫无例外是由革命知识分子点燃的。[9] 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如丛小平所言的第一代人,也有不少第二代人,他们多来自大别山区的地主、富农家庭。[10] 因为只有有一定经济能力家庭出身的后生,最初才有可能为改善自身及自家的处境而去外地求学。他们在外地城市读书求学的过程中,即接触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政党组织,然后回乡干革命。笔者仔细梳理资料时,发现这些革命知识分子,至少在1927年之前,活动重心都在城市,大多在武汉求学,其次是安庆、芜湖、上海、南京、北京等城市,另外一些小城市,比如六安等亦吸收不少这些来自大别山区的革命知识分子活动。他们多在城市以合法身份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工作,但是乡村农民运动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么这些来自大别山区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利用怎样的因素推展城市秘密串党、串团工作的?或者说,有了主义与政党后,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最初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把这种意识形态及政党组织的复合体嵌入中国社会的?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晓,至少在国共合作之前,中共极力主张“社会革命”,但耻于“争权夺利”。[11] 而国共合作之后,争权夺利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明目张胆。因此,来自大别山区的革命知识分子,最初在城市活动,至少在国共合作破裂前,基本未明确涉及苏维埃政权的核心命题,他们从事的多是利用传统“社会资本”[12]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等组织化工作。即便如此,这也不那么容易,因此,“全靠运用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开展工作”。[13] 尤为遗憾的是,笔者在追索、勾勒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利用传统“社会资本”进行城市秘密串党、串团的系络、链条时,也遇到了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遇到的研究困境,即研究中共早期萌生、传导等状况,缺乏档案资料的佐证。[14] 因此笔者这里只能在回忆录、口述资料、地方志及相关地方文史资料基础上进行甄别、再现及阐释。

  先以武汉为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秋由当时的中共起源地与理论宣传的中心——上海方面——的推动下成立的。[15] 据罗章龙回忆,“武汉中共小组成立甚早,其前期参加中共建党者有李汉俊。李为留日学生,归国后与仲甫(陈独秀)结识,付以编《新青年》编辑职务,李复引进同乡董用威(必武)、刘芬(伯垂)、陈潭秋等加入组织,成立武昌中共组织。”[16] 罗章龙的回忆很笼统,也有点出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即在1920年8月,日本归国并与陈独秀结识后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李汉俊写信给同乡好友董必武、张国恩,商约在武汉地区组建中共组织,领导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17] 董必武与同在武汉的友人陈潭秋商量后亦表示赞同。随后曾在广东从事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派来武汉组党,即找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友人商谈,在征得他们同意后,大家集体宣誓加入共产党,并以他们这几个人为基础成立了武汉支部。[18] 此支部按照陈潭秋的话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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