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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更新时间:2004-12-07 11:19:48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因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有这些缘故,所以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正是基于他所认知的学术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毛子水不能同意“国故和‘欧化’(欧洲现代的学术思想)为对等的名词”,甚至不承认二者是“世界上学术界里争霸争王的两个东西”。他认为这是时人对国故另一种最大的误解,而且是必须正面打击的误解。毛断言,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看,“国故是过去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 这样一种见解凸显了对待“国故”的态度以及因此而起的论争其实正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即学战相关。

  

  毛子水注意到“国故这个名词,没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义”,他主张“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基于现代和古代的区分,毛进而提出“国新”的概念,所谓“有国故必有‘国新’;‘国新’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学术思想”,也就是“国故学”。中国过去的所谓考据之学、义理之学、辞章之学,“在现在的时候”都只是“过去历史的一肢一体”。也就是说“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亦就是我们的‘国新’了。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他自己并不是国故,他的材料是国故”。

  

  他明确指出:“倘若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学术思想的程度,还是同数百年或数千年前的一样,这个‘国新’就同国故不分——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学术思想没有进步”。如果“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学术思想的程度同欧洲人的一样,这个‘国新’就和欧化一样。这个和欧化一样的‘国新’,无论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或从欧化里面吸收来的,都是正当的”。因为“学术思想并不是欧洲人专有的,所以‘国新’不妨和欧化雷同”。不过毛子水这么说只是为了“表明学术是天下古今的公器。正当讲起来,在学术上有什么国不国,‘国新’这个名词,实在是不妥当的”。

  

  最后一点颇有深意,毛子水虽然先存“欧化”才“正当”的观念,却又秉持“学术是天下古今的公器”这样一种超人超国的观念。他一方面认为“就科学二字的广义讲起来,‘国故学’可以算作——而且必须算作——现在科学的一种”。不过这主要是从科学的“精神”方面看问题, 他似乎又认为“材料”本身也有“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分,由于国故学的材料包括“学术史”,而“中国古代的学者,多没有科学的精神;所以国故里面虽然有各种科学的零碎材料,实在没有一种学术有现代科学的形式”。不过他同时又说“国故的一部分,是已死的过去的学术思想。古人的学术思想,不能一定的是,亦不能一定的非”。所以“研究国故能够‘发扬国光’,亦能够‘发扬国丑’”。 材料本身既然无“是非”,似也不应有科学与否的区分,毛氏对此的见解尚不十分明确。

  

  但他基本还是认为中国的国故在“世界的学术”里没有地位,所以研究国故“比较起现在世人所应当研究的科学起来,直是‘九牛一毛’。宇宙没有限际,真理日见幽远,几段过去的历史,算得了什么东西。现在我们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吸收欧洲现代确有价值的学术,一来医治我们学术思想上的痼疾,二来造成一个能够和欧化‘并驾齐驱’的‘国新’。”稍后毛子水进一步提出“就世界所有的学术看起来,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所以他主张“青年学者自然应以拼命研究现代的科学为最要紧的事情”。 这是毛氏及一些同时代人的关键看法:中国“现在”最要紧的是欧化,“过去的历史”其实也不无可取之处,但比起“现在”的需要就算不得什么,暂时丢入毛厕或送进博物院似皆无妨。

  

  毛子水观念的一个核心是现代与古代的不相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故与国故学(即国新)的区分,张煊则认为:“国故,东洋文明之代表也;欧化,西洋文明之代表也。今日东西洋之文明,当然处于对等地位”, 文明对等,则作为东方文明(实即今日一般所谓中国文化)代表的“国故”自然也与“欧化”对等。毛子水注意到“张君的胸中,横着一个他自己的‘大国故主义’,所以不肯细细寻思别人的说话就妄行辩驳”。 其实张煊恐怕根本不承认毛所谓国故和国故学的区别,而尚非不肯寻思毛的观点。两人的概念实有根本的不同,而他们的许多歧义正产生在对国故的不同界定之上。

  

  有意思的是毛子水一度疏忽而接受了张的概念来展开辩论,他指责张煊关于东西洋文明对等的说法太“武断”。因为“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无论在程度上面或在分量上面,都不是立于对等地位的。……现在西洋文明和东洋文明的比,何止十五和一的比呢!” 傅斯年在比例上大大发展了毛的说法,认为“研究国故好像和输入新知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 傅显然觉察到毛已从自己的立场上移位,故婉转地将比较的对象回缩到“研究国故”和“输入新知”之上。

  

  在张煊的眼中,“今之论学者,莫不分东西洋文明为二;且谓将来世界之文明,必为二者配合而产生者”。毛子水反驳道:“将来世界的文明,不能骤然完全除去东洋文明的痕迹,是可以瞎猜的。若说中国古代的文明能够有什么大影响在将来世界的文明上面,我实在不敢妄忖。一个民族的文明,必定要适应那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方能存在。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适应现在中国民族的生活的?有什么东西能够适应将来世界人类的生活的?”这基本与清季人所问的“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相类的问题,但“中国古代文明”已不能适应中华民族“现在”的生活,其地位似比清季时又更低一层了。

  

  基本上,张煊“争”的方式相当温和稳健,大体取守势而不进攻。他主张:“所谓求学者,非保守也,进取也;非抄袭旧有即已足也,将以求吾所未知也。近日之所谓欧化者,与所谓国故者,在学者视之,不过供吾人参考、备吾人改造之材,二者皆未有当于绝对之真理。譬诸造纸,将来之新文明为新纸,国故犹败布,欧化犹破纸。为造新纸故,破纸固不可弃,败布亦所当宝。败布与破纸,其能改造为新纸则一也”。那些“执国故以排欧化、持欧化而蔑视国故者,病正同”,皆只承认其中之一为造纸材料。“吾敢正告今日之学者曰:凡学无论其属于国故、抑属于欧化,皆有研究之价值,皆当尽力发挥;收拾国故与输入欧化,皆为拾败布破纸之事业,虽俱有功于造纸,而其非即造纸则一。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 这大致继承了许守微的国粹不阻欧化论,但其隐义仍是中西平等,所以毛子水不能同意。

  

  张的观念本身还比较趋新,他不过主张温故知新、求新不必弃旧而已。他说:“学者之所孜孜以求者,未知者也,新也;其所根据以求未知与新者,已知者也,故也。今日固有得矣,不当即以今日之所得为已足,且将根据之以求明日之新。故以进化言,新者,未来之称号;故者,求新之根据。新之初得,固谓之新;及其既得,即合于故。吾人固不当轻视故而弃置之,以为彼实无足重轻也。”他特别强调自己“非反对输入欧化也。输入欧洲物质文明,实亦今日当务之急,要不可谓即此已足耳。抑吾又有进者,欧洲之物质文明,实东亚所最缺乏者。楚材晋用,分所当然。至于精神学术,各国类有历史地理上之关系”。欧美各国“非不研究他国之学说,特因历史上有特别关系,终不去己说之根株,不过借外说以补己说之不足耳。主尽弃其旧而拾人之馀者,直可谓之无历史上之眼光。”

  

  正是“历史的眼光”凸显了毛、张二人的另一个重大概念分歧,即对于“科学”的认知,而分歧的关键则在现代与古代和中国与世界的时空关系之上。新文化运动时一个非常流行的重要学术观念就是胡适提倡最力的“历史的眼光”或其所谓“祖孙的方法”,他甚至曾主张研究任何题目都应“从历史方面着手”。这是19世纪后期西方兴起的一个重要观念,既然所有的人事现象都是依时间发展的结果,了解人与事就必须了解其历史。 张煊便非常强调学术的持续性,他以为,“科学者,世界各国古代学术思想所演化之物也”。故“科学之非创于今日今时而为古代学者递次所发明,实不可掩之事实”。 从这个角度看,张更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主张区分现代与古代的毛反缺乏之。

  

  其实张煊的话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空间界定即“各国”,其潜存的意思当然也包括中国。这同样与学术的持续性相关:若人与事皆自有其发展的历史,便会因此产生某种独特性,保持学术的延续性实际也就维护了其独特性。提倡“世界性”的毛子水对此显然不同意,他与张煊辩论古今的含义时说,依张之意,“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都可以说得古代的学术思想,那么我们简直可以把科学叫做‘世界故’或‘欧美故’”。 这里无意中透露出两层非常重要的隐义,一是“世界”约等于“欧美”而未必包括“中国”,充分提示了新派人物心中“世界”的含义;二是世界或欧美才有科学,而中国无科学(这与清季出现的“中国无历史”论思路相近,详另文),结论当然只能是西向求学。

  

  毛子水承认“一国的学术,有时固然和这个国度的地理政俗有关系;但是这样的情形到了现在的时候,也渐渐泯灭了。现在各国学问高深的人,都有‘为真理而寻求真理’的态度,还能够受着什么历史地理的拘束么?”而且,欧美各国不去己说,“不应该去呢?是不能够去呢?还是不必去呢?”他更要“问问读者:我们中国现在的学者如果‘终不去己说之根株’,是不应该去呢?是不能够去呢?还是不必去呢?”其答案虽未说出,意思却是明确的:欧美至少是“不必”,而中国则是应去而“不能”。值得注意的是毛数次强调了“现在”所造成的改变,特别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超时空性,即“到了现在”便可不受历史地理的拘束了。

  

  毛子水进而申论其治学的“正当”观念说,“今日欧洲科学的程度去究竟的真理还是很远,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欧洲现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对于这个究竟的真理,地位完全不能相同。凡世界古今的学者要寻求这个真理,好象一群人要走到一个地方一般。但是欧洲近代的学者,是已经动身的;那个地方虽然辽远,行行不止,总有一天走得到;中国古代的学者,是还靡有动身的,兀自在梦乡里,梦梦不已,万辈子还不能到那个地方。简单说起来,就是要达到究竟的真理,须照着正当的轨道;但是中国过去的学者,就全体讲起来,还没有走入这个正当的轨道。”他以医学为例,说明欧洲医术已入正轨,而中国则否。“从医术的例以推到别的学术思想上面,我们可以知道国故和欧化差别的地方。所以国故和欧化对于究竟的真理,有阶级的区别。将来的文明,应以这个究竟的真理——或离开这个真理最近的‘真理’——为根据。”

  

  毛提出,“我们现在要研究欧洲的科学,有二种意味:一是救荒”,因为“我们在黑暗里面多年了,欧洲的科学就是光明;我们倘若要用我们的视觉,自然不能不要他”。二是“经济”,学习欧洲人已有的,可以节省时间和脑力以向前发展。但正是基于学术的持续性,张煊指责“抄拾欧化之人”反没有“世界眼光”。他说,“今之但知抄写欧化者,恒谓研究国故者无世界眼光。夫以国故为至高之学,谓即此已足、无事外求者,信乎其无世界眼光矣。然但知欧化而蔑视国故者,其无世界眼光正与之等。在世界学术方面观之,与其得一抄拾欧化之人,毋宁得一整理国故之人。抄拾欧化,欧化之本身不加长也;整理国故以贡诸世界学术界,世界反多有所得。吾故曰:蔑视国故者无世界眼光。”

  

  在“世界眼光”的竞争上,毛子水似乎不甚得力,他辩解说,“蔑视国故的人,我们应当说他没有‘方隅的眼光’,不应当说他没有世界的眼光”。不过他也承认“我们要评论一种学术的价值,要具世界的眼光,亦要具方隅的眼光”。在毛看来,“倘若我们把国故整理起来,世界的学术界亦许得着一点好处,不过一定是没有多大的”。而要“怎样的人、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整理国故呢?我现在敢说,不是曾经抄拾过欧化的人,不是用科学的方法,一定不能整理国故。”他举例说:“学过印度的因明和欧洲的逻辑的人,再去读《墨子》里面《经》上下和《经说》上下,自然能够见得墨家也曾有过一种很完备的论理学”,反之则读不出什么结果来。“墨家的学说是这样,别家的学说也是这样”。傅斯年同意这个看法,他也认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

  

  其实张煊已有力地表明了自己不但不是什么抱残守缺之辈,且似乎更知西学。他祭出杀手锏说:“哲姆斯(今多译詹姆斯)之言曰:实验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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