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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鹏:国际法的哲学之维:内涵、功能与路径

更新时间:2011-12-27 22:33:11
作者: 何志鹏  

  从历史发展上看,国际法与法哲学的关系非常紧密。被称为现代国际法奠基人的格劳秀斯同时也是现代自然法的首倡者之一。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格劳秀斯以大量的篇幅分析了自然法的问题,并从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法的角度探寻了国际法的问题。[17]从苏亚雷茨、格劳秀斯、普芬道夫这些国际法学者,到康德、边沁这些哲学家,国际法靠哲学的滋养而得以成长,哲学通过考虑国际法的问题而形成普适的观念。[18]所以,有学者评论说,哲学在历史上就是国际法核心理论的一部分,但是后来被法律实证主义和纯粹法理学所驱逐。[19]二战以后,国际法的复兴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自然法的复兴。19世纪的实证法哲学在20世纪中叶的国际法实践中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亟待补充、丰富、完善新的理论范式,以适应时代的需求。自然法学派的复兴实际上正是应对这种要求而出现的,国际法也因这种学术的新营养而得以快速发展。[20]

  从国际法的流派看,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是其最主流的学术系统,而这两大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无不与法哲学相关的研究密切相连,而且从历史发展上看,二者的变革时期是同步的、一致的。美国兴起的政策定向学派(Policy-Oriented School, New Haven School,或称纽黑文学派、新港学派)也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及其在整个法学界的影响同时出现。[21]

  

  三、国际法哲学的功能

  

  国际法哲学的功能,即国际法哲学的展开对于国际法和法理学的作用,是“国际法哲学”研究本身的合理性或者说依据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也有必要先认识法理学者对于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功能的理解。在这一问题上,宋显忠提出:部门法哲学的提出首要地就是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法学学科整合和创新法学研究。学科划分是学术研究专业化的表现,但是过度的学术分科和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专业知识的断裂,视野狭窄,创新停滞,且形成诸多的知识盲点,反而阻碍了学术进步。……部门法哲学的提出就是要法学面对实践,打破僵化的学科体系和陈旧的知识结构,拆除学科壁垒,重构法律的规则体系和法学的理论体系。当然,首要的还是拆除部门法学与法哲学的学科壁垒,通过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要让法哲学“下得来”,部门法学“上得去”。[22]

  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部门法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部门法哲学所能够取得的成绩。据此分析,国际法哲学的研究要达到的目标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引领国际法的理论化进程

  当今的国际法理论还比较初级,也就是理论还比较薄弱、理论化的程度整体上还不高。西方学者虽然愿意从实证的角度、通过案例等材料说明国际法问题,但仅有这种方法还不够透彻地分析国际法的问题。遇有国际实践相矛盾者,则无法说明规范的合理性。此时,需要上升到法哲学的层面解决问题。正如前文所示,国内外关于国际法哲学的相关研究虽然偶有出现,但是总体上还远不够深入和系统,连学界能够基本通约的理论术语和工具还没有形成。因而,法理学界关于法的价值、法律发展的研究可以为国际法的相关思考提供理论基石,没有法理学层面的理论建构,国际法就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学说体系。数百年来,人们对于国际法是什么、国际法是否是真正的法律持久讨论,[23]而没有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解答,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国际法哲学的完善才能对这一问题给出更具理论价值的分析。

  (二)解决国际法实践中的困惑

  国际法的实践迫切地需要法哲学层面的解释和指引。对于国际法领域的任何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国际法自身的知识和理论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而必须借助于其它领域的知识、方法和理论,也就是需要在国际法哲学的层面予以解惑。国际法中的一些新生原则和制度,例如环境法上的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人权法上的人权克减、国际刑法上的个人刑事责任,以及国际法基本理论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对一切的义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豁免权等,都需要法哲学予以更扎实、更有说服力的论证。部门法哲学的反思性研究必须运用法哲学的理论框架,采用法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24]没有法哲学层面的洞见,国际法的很多论证几乎就是在黑暗中摸索。这就意味着,国际法哲学在为国际法理论研究寻找到基本的起点、目标和路线的同时,也为国际法实践提供终极的理论支持。

  (三)促动国际法学与部门法学的沟通

  国际法哲学的探索和分析还能够为法学各部门的横向比较与借鉴搭设桥梁。也就是通过国际法哲学和其他部门法哲学的共同努力,形成法学研讨在理论上共同的起点,建构起一套可通约的话语体系。当前,国内法和国际法除了有限的几个方面可以相互连通之外,大部分处于分离状态。制度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学术着眼点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基本价值理念上、方法上,二者不应当有很大的差异。这正是通过国际法哲学的深化、通过部门法哲学的演进而能够改变的。以国际法哲学的研究、国内各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形成法学理论的整体认识方式、本体理念、理论框架、实践方法、价值尺度,从而使得不同的理论研究可以相互交流、印证、讨论、诘问,最终建构起法学的共同体,无论对于国际法而言,还是对于国内法而言,都是很有益的。

  (四)推进法理学的全面均衡发展

  法哲学的发展同样需要对国际法问题的关注。部门法哲学分属于各个部门法律学,是部门法律学的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一个整体,部门法哲学是法哲学的延伸。[25]很多时候,法哲学/法理学的研究仍属于国内法的法哲学/法理学,对国际法的关注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不周延,做出的判断就很可能不全面。为了避免武断和轻率地做出结论,法哲学的研究需要拓宽视野,确立起包含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一般法哲学”。例如,国际法中软法的功能与价值的进展可以为法哲学层面思考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意义提供很好的思考与研讨的范例;国际法的分散化、不成体系的特征可以为法哲学分析非中心化的法治实践提供有益的材料。因而,国际法哲学的深入可以为法理学更加全面地阐释、归纳、指引法学研究、法律实践、法学教育提供支撑。

  

  四、国际法哲学的研讨路径

  

  国际法哲学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意味着,国际法哲学不是远离国际法的哲学,而是深入了解国际法的法哲学),同时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从英美法哲学的语境上说,国际法哲学是以“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为基础的“规范性(nonnative)研究”。有的学者认为,“部门法哲学的出发点是对既定的法律概念、规则、原则的怀疑和否定。”“部门法学重在建构一种知识,部门法哲学则是从反思的角度切人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的研究。”[26]在笔者看来,这种界定略显狭窄,部门法哲学的天地应当比这更为广阔。根据笔者的理解,至少国际法哲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

  (一) 在国际法上运用法哲学的理论与方法

  分析实证,是法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实证法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法律是什么”进行探究是法学的基本训练,也是法学成为一门学科的基础。但是,法学研究还必须超越实证,而走向价值评判。[27]在考夫曼看来,法律信条论(或者法律教义)是现行实证法的规范意义科学,法律社会学是关于法律与法律生活合法性的科学,法律哲学则是有关应然法律、正当法、公正法,也就是法律之正义的学说,所以法律哲学有能力超越体制,分析现行法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28]

  西方法哲学的不同流派对于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基础、应用目标等做出了不同的论断,或者在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解读。[29]这些论断和视角对于分析和思考国际法问题经常具有启示意义。与此同时,国内法理学研究的很多命题对于国际法的发展也很有借鉴意义。所以,学习和汲取法哲学的既有理论,对于深化国际法的理论研究十分重要。就目前而言,探讨权利本位、人本主义、自然法、法律发展理论在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上是否具有可适用性,如果可以适用,应当如何应用,都是值得认真对待并深入分析的。具体而言,这种路径分为两个方向:

  1.以法哲学的基础理论分析国际法的问题。这是一种以国际法为核心的基本进路。这种进路比较侧重于以国际法为本、以法哲学为用,在这种观点的持有者看来,法哲学的理论、视角、方法是用于研讨国际法问题的工具,通过对这些工具的运用,更深刻地分析国际法的问题。这属于国际法问题研讨的法哲学层面,一般国际法学者会从这一进路分析问题,其目标是更为深刻、透彻、有力地说明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张文显教授提议采用语义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反思方法进行部门法哲学的研究,[30]对于国际法研究同样有启示意义。比如,Teson在其1998年的《国际法哲学》中,分析了康德理论与国际法的关系(主要是民主国家、自由与和平、权威与法律实施等问题)、主权与干预的关系、国际法与博弈论及道德的关系、罗尔斯理论与国际法的关系、自决权、集体权利、女权主义等极端理论的挑战等一系列问题;[31]彼德斯曼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分析国际和平的历史与未来;[32]Carty在2007的《国际法哲学》中则分析了碎片化(不成体系)时代国际法的理论的位置、国际法律人格、美国法律文化与集体安全、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法的影响、对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抵制等问题;在分析的过程中采用了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新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neo-Marxist geopolitics)、社会民主宪政理论(social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存在主义现象学(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等哲学立场和方法,并由此阐释了哲学对于国际法这一法律体系的重要性。[33]我国学者对于国际经济法的价值、国际经济法的范畴的研究,都是在使用法哲学的分析框架去研讨国际法的尝试。[34]我国学者也提出,通过将本体哲学思想引入国际法哲学研究中,试图区分国际法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的研究,从而透过国际关系现象把握国际法的本质,更好地促进国际问题的解决与国际法的良性发展。[35]

  2.以国际法为例证阐述法哲学理论。这是一种以法哲学为核心的基本进路。与上一种进路形成对比,这种进路侧重于以法哲学为本,以国际法为用,国际法的实践突破或者困境、案例、国际法领域的学说都是论证某种法哲学观点的材料。这种进路的目标是构建起一个包含国际法的法理学体系,主要是法理学者进行研究。边沁、奥斯丁、凯尔森、哈特等法理学者都分析过国际法的问题,[36]其初衷都不是为了建构国际法的体系,或者形成国际法的理论框架,而是用其自身的法哲学理论框架的论述逻辑来涵盖国际法的问题。在这种理论体系中,国际法是法的一部分,而他们的理论是用来说明法律问题的,所以当然可以说明国际法的问题(奥斯丁是个例外,他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国际法不符合这一条件,所以他认为国际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而仅仅是实证道德[37])。法理学者Robert George在分析自然法及自然权利的过程中,也专门研讨了国际法、国际秩序的问题,[38]其目的是非常明确地证成一个包含所有法秩序的自然法体系。当前,国际法的重大问题、前沿问题有很多,例如国际法的法律属性、国际法的遵循机制、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国际法与国际社会、国际法与法学理论、软法、国际法的实施、国际法的体系(一元还是多元)、国际法的发展史、国际社会中的法律与权力、国际宪政民主与国际法治、WTO中的法律与合法性、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国际知识产权法的合理性、自决权、弱势群体(少数者)的权利、国际难民法、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焦点,[39]深入的思考均可以用来对于法哲学的既有学说、观点予以佐证或者反思。

  (二)构建国际法哲学的基本体系

  国际法的不成体系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事实,[40]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对于理论的依赖,但这并不一定是个好现象、不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状态;[41]更不意味着国际法的理论也必须是碎片化的。虽然很多国际法的教科书都归纳了一些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即作为总论部分的国际法学,但这些大多仅仅是对历史以及差异颇大的国际法原则等问题所进行的说明。其中最主要的主权原则实际上经常与国际法这一概念相矛盾,主权原则的推演往往与国际法的实施发生冲突。[42]这一事实就要求国际法通过法哲学的梳理和建构形成一个比较整饬的国际法基本理论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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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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