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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谁说韩寒不读书

更新时间:2011-12-26 14:53:16
作者: 杨早  

  

  一

  

  先说说韩寒的观点。

  韩寒的观点一点都不新,总括起来一句话“革命不如改良”。掰扯革命有暴力非暴力之别,在这个问题的语境下没什么意义。在“革命/改良”的二元对立结构里,是否有意识地使用暴力,是否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就是二者的分野。

  有人说,天鹅绒革命呢?是啊,还有光荣革命,也叫革命。说清这个问题需要使用到语源学,讨论译词的变迁,我看就算了吧。既然革命已经像起义、小姐一样,在公众脑海里形成固定印象,你要干什么跟历史不一样的事,不如另外起个名字。

  在中国一百来年的历史中,革命还是改良,一直是非常纠结的问题。今年大家都说,你看辛亥革命挺好,没死多少人,帝制终结,共和建立,政权也转移了,国家也没有分裂。但是想想辛亥后的历史,就不太能高兴得起来。这段历史的尴尬,就在于民主试验遭遇惨败,暴力革命又贻害无穷。

  转到了今天,大家一看,今天跟一百年前,好像啊。这就好比上次你打关没打过去,复活了重启了又来到这儿,怎么打?参数设置要不要变?要不要去哪儿装备个血包?这是现在最纠结的问题,我们可以向历史要什么?我们的现实比百年前有什么进步?

  “中国人素质不适合民主”,一百年来不断有人说。孙中山后来搞出军政训政宪政几个时期,也是觉得中国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普遍民主。有人说这是精英对民众的低估,又有人反过来说“立即民主”是对民众的高估。现在村绅自治也是热门的话题。总之讨论还在热烈中。

  韩寒从生活感受出发,觉得中国人还没法适应大民主,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有人说你看香港台湾怎么就文明了?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文明进程与之前的统治秩序是有关系的。香港、台湾的社会文明程度,不能说全是殖民的结果,但也跟殖民社会的强制文明脱不了干系。以中国现在互相投毒、老人不敢扶的伦理状况,要说突然无政府了,社会能自发建立自治秩序,以最小成本穿越过渡期,我是不太敢相信。

  韩寒的意思,是中国跟捷克没法比,所以天鹅绒革命不现实。这就是个观点,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这种想法比较符合一般人的直觉。当然这样说比较泄气,不过一百年来中国经常从某某国那里汲取经验,获得曙光,到现在反倒什么都成了中国特殊国情。这也是很吊诡的事。

  总之,历史如果能说成小葱拌豆腐,那指定是不可信的。可信不可爱,可爱不可信,你要是想忽悠民众,那肯定拣可爱的话说。如果大家都来说真话,那么凭感觉说话,虽然不够严谨不够学术,但不是坏事。讨论问题最好都像搞历史研究一样,分“信”“疑”“释”三派,允许人去尝试破冰,也允许人站一旁悲观怀疑——各自的片面深刻达到相对平衡。

  

  二

  

  韩寒的《论革命》《论民主》写得没有以前的文章好,写得有问题。这一点我没有异议。为什么没有以前好?因为他以前的文字大多是反讽,是消解,或就事论事,属于常识写作,容易叫好。而这两篇因为要提出一些观点,属于建构,这就超出了常识写作的范围,再用韩寒习以为常的笔调,就容易露破绽。

  我注意到这两篇文章的特别之处。以前韩寒几乎不使用“大词”,更不提及历史。这倒不意味着韩寒真不读书——一个聪明而求智的人不读书,我才不信哩。只不过一来韩寒之前讨论的话题不一定需要引入理论与历史,引入反而可能造成阅读障碍,二来韩寒娴熟的“闲话腔调”跟理论与历史之间比较互斥——因此说韩寒是“当代鲁迅”简直是鬼扯,二人的下笔就完全不同。

  然而《论革命》《说民主》用到了理论与历史,笔调还是韩寒习用的问答式闲话,这几乎就注定了这两篇文章的力不从心。不过,排除各式各样的阴谋阳谋论,就韩寒个人而言,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信你去读沈从文的早期议论文字,连舌头都捋不直的感觉,到老这人也没能写好论说文,所以你也可以放言“可惜从文不读书”。可是你不能说一个人擅长什么,就只能去干什么。一盘生意我们或许应该追求效益最大化,一个人,还是有权也应该探索各种可能性。韩寒过去基本不谈书不谈历史,可能是天性厌恶引用,也可能是配合受众的策略,很成功。但一个而立之年老是重复自己,跟拒绝长大的郭敬明有何区别?

  不管如何,韩寒圣诞几篇文章让人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复杂。说实话,我已经看厌了教主每出一文,粉丝皆举手赞颂附和的“自我红卫兵化”景观,更看厌了各方老年中年拼命要招安年轻一代,恨不得颁给韩寒一个中国脊梁奖的急切嘴脸。被神化或符号化的韩寒,就会变成说不得的韩寒,一点儿错误都不能犯的韩寒,也就是停止生长的韩寒。这种景象本身就既不民主,又不多元(按照桑德尔的说法,中国人如刘瑜嚷嚷的“自由”,其实应该被称为多元)。

  

  三

  

  我们要牢记鲁迅的判断句:专家多悖,通人多浅。常识表达而今大行其道,所以不少公众看见砖家叫兽们就烦,似乎知道常识就知道一切。而大部分的“公共知识分子”,看似百姓的代表,社会的良心,其实他们的见识,只足以保证在某些具体个案中获得如愿以偿的启蒙效果。说白了,如果不是某党某政府的颟顸无能相配合,他们哪能凭借敢言就暴得大名?这一点又跟晚清极度相似。

  当敌我分明的时候,反对总是有效的、大快人心的。但当对手一旦消失,光是敢言就很麻烦。自辛亥至五四,言论自由基本无问题,各派人马,包括在清末最受欢迎的,民初最受欢迎的,还有努力成为最受欢迎的年轻一代,都在给中国开药方。深受实验主义影响的胡适觉得不对味,要求多讨论问题,少谈点主义。被李大钊等迎头痛斥,那意思也是嫌胡适之不读书:纲张才能目举,主义没讨论明白,怎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从这之后,中国的政治环境越来越糟,什么主义都不起作用。现在很多人羡慕香港、台湾的人口素质。香港有什么主义?有自由没民主的殖民地,照搬“祖家”的制度。台湾今年大选辩论,谁也不拿意识形态作文章,都在讲民生经济。只有这块土地上,才出现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老百姓打死不明白的玄妙口号。

  说到底,还是不同场域的问题。在公共领域,任何问题都必须化约为公众的切身感受与常识,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一是每个人的感知(我自由吗?这个国家民主吗?),一是经得起拷问的程序正义。不读书也能要求民主,不懂法也能主张自由。

  至于在知识场域,不读书确实有问题,不要说没资格发言,有时脚都伸不直。问题是公共领域原则不要加诸知识领域,事事必须常识化表达,知识领域的傲慢,也没有必要带进公共领域来。韩寒《说民主》提到文人要扮演“一颗反向墙头草”,最多也只适用于公共领域。

  今天韩寒发表了第三篇《要自由》,李承鹏也发表了《民主就是不攀亲》。韩寒的前两篇文章,和李承鹏这篇很不认同的回应文章,都有点高举高打,谈到中国现实就缠夹不清。缠夹不清是对的,因为历史与现实是如此复杂残酷,一篇短文就能说明白,只有两种可能:(1)这是理论到理论的智力推演,仅限于共享背景的攻受双方;(2)这是为了忽悠民众做点什么。如罗家伦揭示的那样,发动民众,一要简单,两句话说明白,二要容易,一举手就能做到。

  《要自由》的所谓“讨价还价”,要自由的动机很个人“我,和我的媒体朋友”,列举的理由很国家:“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这看上去很像清末立宪派的进言: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反之则两伤,顺之则两利,伏乞皇上皇太后垂察。立宪派要君主立宪,韩寒要文化自由,其实都是要改参数,看看能不能改善一点是一点,是不是可以不让中国堕入周期律的轮回。这是一个公共领域的话题。所以我说,不管读不读书,概念对不对,这种恐惧是真实的,这种要求也是真实的。

  这就足够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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