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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扬:检讨三代学人学术积累传承的前提

——时间跨度为一百年1911——2011,与“辛亥革命”同步

更新时间:2011-12-17 11:10:23
作者: 张志扬 (进入专栏)  

  业已给人类带来了危机与风险,亟待非西方文化智慧予以调整救治。于今,“资本主义永久的乐观主义”不复存在,甚至“科学主义永久的乐观主义”也不复存在。“科学造成的危机只能由科学解决”被形象地描述为“一条自己咬着自己尾巴的蛇”。人们应该重新思考充满各种风险的地球究竟该如何生存下去?再也不能让西方“技术理性”说了算,盲目地牵着鼻子走。这就使得我们对“第二代学人的历史命运”亟需留有时间深入反省。我这样说是基于三种事实所构成的三种原因。

  一是“毛泽东”。他虽然去世了二十五年,但他留下的“思想”、“文字”、还有“文革遗产”,绝对不是像“死狗”或“死物”那样可以随便打发到博物馆或存放到故纸堆里尘封起来置于不顾的。关键还不在于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里程碑”(马克思“创造理论”、列宁“夺取政权”,毛泽东“巩固政权”),尤其在于他对待西方思想的态度,即将马克思主义融合到中国文化精神中去使其成为复兴中国文化的“导因”——这尤其值得人们深思。

  二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的限定词“中国”越来越具有独立的意义。单就“共产党”而言,它多少总会保留其固有的意义,一旦它完全变成无义无名了,这个政党也就被衡量出不过一个“党国垄断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执政党而已;单就“中国”而言,我们当然期待复兴的中国文化精神终究会赋予“共产党”以新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和之义。

  三是“中国文化类型或种性”。最根本地决定着这个民族文化种性不同于“西方民族文化种性”、“阿拉伯民族文化种性”、“印度民族文化种性”等等的发展模式与特征,并把这种特征参与到世界多元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去,以承担并调治“西方民族文化”发展模式给地球人类带来的危机与风险。

  再插一句。我说的“中国文化类型或种性”,显然是一个多元论概念,它归根结底不会重蹈形而上学一元论决定论的覆辙,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路。马克思主义说到底仍然是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高形式,属于西方惯有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思想范畴。不清理这个根本的思想属性,我们就难免走上西方道路一再重复的“剥夺者被剥夺”的“永恒轮回”的“强力意志”死胡同。 对西方亦步亦趋的日本就是“剥夺者被剥夺”的极好证明。

  至于这一代学人中的主要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如何清理、如何评价,暂不属于本章的目的。恕存而不论。

  4、第三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第三代学人的历史命运当然就是“改革开放”了。

  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一个“悬置法”非常奏效,那就是“不谈姓社姓资,先摸着石头过河”。说穿了,这仍然是一种“救亡”式的危机处理措施!但不等于这个措施任其自生自灭,它背后的“主语”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坏说,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维护;好说,是在权变中始终不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主义方向”。因本章宗旨不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恕以下述方式从略。

  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应该如何判断其性质?暂时难正面定义,但先做排除法或许能显示其意义范围。

  不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实验的“反资产阶级复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毋庸置疑。

  不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毋庸置疑。

  不是“完全自由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应“毋庸置疑”。

  官方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就其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而论,可以试描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按“共产党”性质,它应该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顺利过渡到“全民社会主义社会”,以实现“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消灭阶级包括垄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也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形。三种可能都有:

  一种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被“硬结”的可能性);

  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社会”或“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

  还有一种是归属于中华民族“大而化之、和而不同的德性天下”,即,让各民族自决,独立而互补。此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颇类似康德应然的“永久和平”,它或许永远高悬独照,以限制“权力意志”的浪漫与媚俗。能否实现,还要看人类历史的偶然机遇。

  我效法后者为上。再回到现实中来。本文所取的姿态,仍然是给予相当宽容的空间与时间,甚至在这一段时空中,同样不得不宽容地忍受许多非常残酷的事实。人类历史中,不管哪一种文化、哪一个民族,在其生存发展图强的过程中,没有不经历血腥事实的。差别或许在于,在内部保持相对平稳,而在外部用血腥屠杀侵略来弥补其内部的需要,从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大不列颠英帝国到今天的美利坚新罗马帝国,哪一个不是这样在外部世界进行血腥的帝国殖民侵略或屠杀土著民族起家的?且不说英国资本原始积累中的“工人阶级状况”早就稽录在案、令人发指了。

  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不能靠外部掠夺,只能靠内部的各种类型的“剪刀差”残酷剥削位势较低的劳动力完成。靠工资吃饭的劳动者尤其是农民进城打工族无疑在其中忍受着资本原始积累时的那种景象:“每一个铜板都滴着无产者的鲜血”。这已经是用不着马克思那样的智慧就能一目了然的事实。以前都骗不了谁,今天网络世界难道还能骗得了谁?

  历史的冷酷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陈述的就是“事实”与“界限”。这不是为任何一方——西方和东方——的意识形态辩护,这是必须在“忍受与活动”中承受的历史事实,“战争”还在其外。只是,人民的血,不能白流!即便需要“忍受与活动”,其中“活动”就是要用政治改革的方式尽快缩短非人性的不正义过程,加强人民监督的“问责制”,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上有效制衡官僚腐败与两极分化,否则,“忍受”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同归于尽者,岂止“亡党”!

  

  二、精神在押之旅的物极必反

  

  问题: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

  一百年来,三代中国学人不断裹挟在一次接着一次的大历史浪潮中,几乎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不要说思想被别人“囚禁”,还找不到停下来反省的契机。因而,每一次大的历史事件,都不能说产生了相应的堪称匹配“成事”后的“记事”,不管是描述性的,还是论理性的,以致有人不得不提出这样的惊诧:“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

  现象:西学中学的双重断裂

  恕本文只限定在学术层面。一种现象即双重断裂——“西学”西学化了、“中学”也套进西学范畴及其逻辑中——深深地隐伏在中国学人意识的表层之下,根子还是在“救亡与启蒙”的复调结构上。

  1、对启蒙的启蒙

  表面看来,“救亡”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正因为如此,为了“救亡”而动用的一切手段都聚集在“启蒙”上。“启蒙”始终是“救亡”的实质性内容。

  与此相反,有一种流俗的看法认为,“中国历来都是‘救亡’压倒‘启蒙’,直到文革之后,才把‘启蒙’的真正意义显露出来”。这种看法有意无意默认了一个前提,即先验地认定了“启蒙”,在思想上只能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个人主义—工具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三位一体,在政治上就是美国式民主及其生活方式,如果民主的本质就是生活方式的话。然而更深地背景则建立在这样的哲学根据上:西方“启蒙”的现代走向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普世法则,人类都必须走上西方“启蒙”的道路。换成明白的话说,“启蒙”即认西方为真理:功利主义的技术理性、个人主义的欲望原则、资本自由的政治经济学、强权即真理的主奴辩证法、以西方马首是瞻的霸权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启蒙主义即殖民主义。

  如果“历史真理”真的如此,毫无疑问,上述“救亡压倒启蒙”论是绝对正确的 。中国没二话可说,永远跟着西方走下去就得了。

  可惜,谁提供这样“真理”的保证呢?它们的理论吗?它们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理论!你拿不出证据来。西方形而上学史的战场上永远堆满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真理”之“头盖骨”。事实吗?无非“强力意志”的事实。不错,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事实就是科学技术的事实,但英国衰落了;二战后,美国领先了,但谁能保证它不衰落,别人不领先呢?这无非是“剥夺被剥夺”之“强权真理”的事实而已。哪有什么谁永远占住真理这回事?哪有什么西方永远占住真理这回事?历史哲学的面具太多了——少来这里谈“真理”!

  中国即便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可以与西方一争高下、决一雌雄,重复“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也来执西方的牛耳……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永恒轮回”?即便如此,那也不过是中国跟在日本之后彻底变成“西方国家”的一个明证。物以类聚。可中国民族文化的志向更在高远。

  如果以前是“真理”把我们引向了西方,现在应该是西方道路的全面危机与风险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开始不再像“反头道人申公豹”那样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了。回到自身来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历史,即我们非西方民族文化类型或根性中,隐含着另一类可以救治西方带给人类风险的智慧。这可是我们中华民族拿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教训。这是后话。

  二十世纪,是我们把西方等同于真理的世纪。我们被他们打败了,“成败论英雄”就是最直观的证据。我们成了西方主人的奴隶,我们只能按“主奴辩证法”那样向主人学习,所谓“只有弃置自身才能赢得自身”。一百年来,我们“赢得了自身”吗?

  2、第一次启蒙

  “第一次启蒙”获得的成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转变成‘东马’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它导致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苏联东欧消亡了,“社会主义阵营”坍缩了。意味着什么?

  一直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思维方式,既然“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就只能回头来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又回到二十世纪初的“救亡”与“启蒙”的复调结构中,还是认定“西方即真理”。当然也有一个变化,中国毕竟取得了政治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独立的国家实体,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前提,但究其实,它却像个极不稳定的“魔方”,千变万化地适应着各种取向者的思想前提。

  (甲)坚持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认定它是“资本主义复辟”。

  (乙)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人,认定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隐含着两种倾向:(1)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叫“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叫“国家资本主义”,并无实质性差别;(2)一种是最终仍然走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实现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

  (丙)坚持自由主义的人,认定这个已经独立的国家虽然无需“救亡”了,但“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还必须按西方的“自由精神”更彻底地实行“政治改革”,使其完全转向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完全走上“普世的”西方自由民主道路。所以,他们自然“强迫遗忘”了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面目”,而突出的只是他们的“自由民主面具”。或者他们在知性上是真诚的相信人类历史“只能如此、必须如此”。就像另一类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也“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一样。他们都是坚定地传承西方历史一元论的决定论者。

  (丁)还有一类人,不承认西方道路的唯一性,也不承认任何一元论历史决定论,因而认定西方道路走到了尽头,必须让非西方民族文化智慧兴起调整救治西方给人类带来的危机与风险,走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道路。

  等等。上述四种,可以归并为两种:“西方道路”(甲乙丙)与“东方道路”(丁)。其中各有相互渗透的地方,如,毛泽东坚持“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邓小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都可能隐含着(丁)的取向。不比其他“全盘西化”。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在人类历史上,代表了非西方的“可希望变数”,即希望让地球真的变成适合人类居住的“智慧星球”,而不是像现在被西方引向的“智能性的行星工场”。这也是后话。

  3、第二次启蒙

  时间中的进程要缓慢得多。

  八十年代出现的“第二次启蒙”,几乎自发的踩着“救亡与启蒙的变奏”节拍走。随着改革开放前奏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二次启蒙大体分为三个步骤:一“翻译”,二“述评”,三“创造”。前两者愈演愈烈,几乎成为我们知识、学术的主体。后一者,至今尚未到来。

  第二次启蒙比起第一次启蒙来,不仅规模大得多,还最终事实性地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乃至学术体制。所谓与西方“接轨”,毋庸讳言,几乎带着“全盘西化”的倾向,至少开初的自发性如此。当然,迅速获得西方现代知识眼界而取得的“进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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