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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监复:中国农村潜伏着十大隐忧与危机

更新时间:2011-12-15 00:03:00
作者: 姚监复 (进入专栏)  

  ”英国费雷德•皮尔斯预测:“到2050年,水资源匮乏将使世界上的粮产区从现在的北非、中东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缺水国家发生转移。随着全球河流干涸,谁养活世界人口将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李永久:《水的悲歌》,《经济参考报》2011年5月9日)联合国估计,21世纪中叶,60个国家的70亿人口面临缺水问题。如不投资建设灌溉系统,减少水浪费,亚洲所需粮食的1/4将依赖进口。面临世界性水资源短缺前景,中国形势更为严峻,因为我国水资源总量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只有2200立方米。由于我国处于季风区,降水量季节间不平衡,集中于7-9月,春旱秋涝,而且地域间不平衡,北方地多水少,全年缺水量约400亿立方米。需采取南水北调和过量开发地下水的特殊措施。近年由于全球气候出现异常,我国旱涝灾害更加严重。水资源短缺的同时,浪费严重,水资源利用率为50%,远低于以色列的80%。在改革开放以后,集体修建水利设施难以为继,钱正英认为包产到户以后,水利设施遭到人为的破坏。而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重视特大型水电工程,忽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病险水库的治理。直至2011年的一号文件,以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为主题,首次提出水利建设“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要求在未来的十年内,水利投资4万亿元,计划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亿立方米内。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是毕竟晚了,2011年南方遭到严重的旱涝急转的灾害,农民和农业损失不小。更值得重视的也是抓得晚了的问题是水资源遭受到严重污染。

  

  7、农业资源受到严重污染,农业自身也造成面源污染

  

  农业资源遭受严重污染,农业生态环境保育明显滞后。在对待治理污染源的问题上,有一种认识是极为错误的,就是把污染源由城市转到农村也当作成绩。前些年《北京日报》头条新闻介绍北京市城区治理污染成就很大,已经把污染源都由北京市区转移到农村郊区了。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农业生态专家石山向《北京日报》写了封信,反对这种向农村转移污染源的错误做法,更不应说成是经验和成绩。但是,这封正确的批评的信,没有在报上刊登。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中央电视台揭露过,东部污染环境的一个企业,竟然搬迁到自然保护区里面,向沙漠中排污,这是破坏西部环境。又如珠三角地区在农村发展拆船业、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等污染大户,在增加了GDP和企业收入的同时,造成了珠江三角洲的重金属严重污染,而这是极难消除、化解的难题。DDT一类农药的污染将长期残留于土壤中,也会被农作物吸收,留下了出口的隐患,很可能,外国可以应用WTO的规则,以保护本国生物和人的健康为名,提高进口农产品技术标准,以含有氯化物农药为由,禁止我国某些农产品进口。

  处理工业和生活废气、废水、废物对农业的污染以外,农业自身也形成严重的面源污染,化肥过量使用和利用率低的原因,每年约1000万吨氮素流至农田以外,占水系氮污染总量的57%,造成面源污染。黄河、长江、珠江每年的溶解态无机氮达97.5万吨,其中90%来自农业,主要污染源为氮肥。同时,造成太湖等48个湖泊的富营养化,蓝藻丛生,造成鱼类缺氧死亡。

  黄河、长江的水样本中,四分之一污染严重,甚至不能用于农业灌溉。黄河干支流有30%的河段,4457千米为V类水质标准。海河流域V类和劣V类水质面积达60%。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70%。我国目前农村还有2亿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尚待解决。其他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华北西北地区的沙尘暴、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东北黑土地土壤土层迅速变薄、林区草原的建设开发很不得力。60亿亩草原的资源尚待合理开发等等农业生态保育工作亟待认真开展。如果中国农业生态环境在我们这几代人几十年中就将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青山绿水变成荒山恶水,后人将会责怪我们这一代人是历史罪人,为了GDP和眼前利益破坏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空喊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口号,而实际行动毁灭了几千年中国天地合一的人与环境的和谐生态。

  

  8、公益性的农业科技被错误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导致农业科研工作落后于生产需求,理论研究薄弱的局面。公益性农业科技建设受市场化导向的科技体制改革影响,严重滞后。

  

  《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明确规定农业科技工作为公益性事业,理应得到国家支持。但是,从1980年代的科技体制改革中,忽视了农业科技的公益性特点,对农业科技单位未加区别对待,提出来“断粮断草”的政策,逼向自负盈亏、取消或减少事业费,以适应市场需求。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使一些研究短周期、可开发商品性成果的农业技术工作获得一些经济效益,得以维持或发展,如研究、生产杂交种子、农林产品加工、农业工程装备等单位。但是,研究周期很长、有社会效益而没有近期直接经济效益的理论研究、软科学研究的科研项目,受到严重打击而削弱,如林种选育一个新树种,需要几十年试验研究,不可能近年自负盈亏,农作物、畜禽新品种的培育也需要十几年的持续不断的试验。因此,近年来大受称赞的杂交水稻是1970年代文革期间就立题、组织大协作攻关打下基础的,并非科技体制改革后才开始,立即取得成果的短平快项目。市场化自负盈亏的政策,直接摧毁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直接向农民收费、养活自己的设想是难以实现的,低收入高成本的农业不同于工业企业可提供专利技术的咨询费,农民习惯于国家无偿的技术服务。因此,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出现了“网破、线断、人散”的可悲局面,反而被科技领导有关部门认为是改革成就。而美国向农民直接提供无偿技术咨询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员,工作在最基层,身份却是联邦政府农业部的公务员。因此,农业的病虫害、畜牧业的传染性病害缺少基层的预测预报和及时防治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平时不养消防队,一旦发生灾情,就不好收拾,损失巨大。据前些年统计,发达国家农业科技工作强度(国家农业科技经费与农业总产值比)为5%以上,世界平均在1%,30个最不发达国家为0.5%,而中国大陆只有0.27%。近年有所提高,但不适应农业发展,出现了外国公司的农产品种子占领了我国市场,如青椒种子大部分被美国公司垄断,以至于有人说北京青椒肉丝的价格,由美国人确定。急需加强农业基础理论周期长有社会效益而直接经济效益少的农业科研项目的投入,加大对官方与民间的(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及私人的农业科技工作的人财物力支持,特别是公益性的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的保障。

  

  9、城乡收入差距严重,而且今后还将继续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危险的社会矛盾,而且更危险的是今后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的差额绝对值将长期增大,而不是缩小。中央强调以人为本,农业为重中之重,农业一号文件反复强调增加农民收入是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则农民收入是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重要性提得不能更高了。但是,在农民收入的绝对值有所提高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值的差额在不断扩大,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将延续这个不祥的发展趋势。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1左右,考虑各种福利补贴的城乡差别,实际上为6:1或更高,台湾等地的专家认为,一个社会得以稳定的条件是,农民收入为城市居民收入的70%以上,即0.7:1。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构成了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潜在或显示的危险因素。农民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农产业收入,如1998年农民收入增量是72元,其中农业收入减少28元,非农产业收入增加100元;1999年分别是68元,-53元,101元;2000年是43元,-48元,91元,农民在微观上自力更生地以工补农、以商补农。

   2008年农民收入比1978年增加了4626.9元,但是,与城镇居民收入差额由209.8元增至11020.3元。而且由于基数大,即使增长速度一致(按7%计),这个绝对值的差额将持续扩大,到2015年预期扩大至18500元。不仅在“十二五”,而且在整个工业化期间,农村劳动力总量未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不能大幅度提高的历史阶段,工农、城乡居民收入差额将持续地大幅加大。这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相对贫困化,将促使城乡二元结构的负面影响不断增加。特别是贫困地区居民对两极分化的实际更为敏感,这是诱发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

  

  10、邓小平说:“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

  

  略举几例,只为了说明,三农难题现在只是破题,中国农业的选择性现代化道路在探索中,还在实践中学习。从农业看,没有形成说明中国模式和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道路。被称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包产到户,不过是回归常识,回归常态,回归中国井田制就开始实行、世界各国农民通用的经营形式。不必自卖自夸,过分宣扬。中国改革比苏联成功,不是由于我们比苏联干得更好,而是我们的人民公社、文革比他们干得更坏,特别是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连计划经济都冲垮了,从火山口的最低处往上爬,当然成就更明显。中国还有第一代农民,能够指挥农业生产,比起苏联高度机械化、专业化,只掌握一门工序的技术(如挤奶、开拖拉机等)的年青苏联农民,不懂农业,难以独立掌握家庭农场的生产,中国农民能发挥包产到户的政策威力。中国农民勤劳、勇敢、能够忍耐,可承受巨大压力,能比较过去,忆苦思甜,宽容地等待。但是,如果失去了必要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公平、公正的公民权利,他们也会上诉、上访、个体或群体闹事,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国的历史是官逼民反、农民才起义的恶性循环,以暴易暴的暴民造反成为新暴君的超稳定政治结构。在新的历史环境和十字路口,正视、分析、处理、缓解上述的三农难题,才能避免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的局面。要认真思考邓小平1990年7月3日的重要讲话:“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1317页》】邓小平指出的“九亿多人就要革命”的九亿多人,应当是指的中国农民。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起义、农民的革命。中国的建设,依靠剪刀差剥夺农民的资金和廉价劳力进行工业化。中国的改革是靠包产到户的农民提供廉价农产品、土地和农民工而成功的。现在,面临的是又一场悄然兴起的农民反抗和农民革命。因为,原来共产党代表农民的利益,才得到支持和拥护。而近几十年共产党不断折腾农民,剥夺农民的利益,必然遭到抵抗。

  上访、信访与群体事件中农民占成员70%,土地问题又占案件的60-70%,这是农民忍无可忍的由愤怒到报复的信号。如果当权者以暴力维稳,压制上访,认为“越级上访是犯罪行为”,而农民的正义的愤怒和怨气无处申诉、发泄,高压蒸汽不能通过减压阀外泄,那末不理性的暴力事件与群体事件抗争的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的语录“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甚至“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口号,有可能重新点燃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火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能异化为革命农民的正义口号,从国家农奴变为党自己培养的掘墓人。这不是耸人听闻的恐吓,江西农民对政府的爆炸声已经响了。因此,在高唱农业成就辉煌的“红歌”时,应清醒地看到隐藏于其中的风险、隐患与危机;在歌颂农村改革的伟大成就中,应看到伟大中的渺小面,不过是回归常识而已,“红歌”有可能呼唤起“红色风暴”、“红色农会”、“红军”和“红色革命”。现代化的前程是新的艰难曲折的万里长征。需要居安思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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