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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对话王炯华:马克思的三位中国圣徒

更新时间:2011-12-14 20:19:34
作者: 向继东 (进入专栏)  

  

  【原题:马克思的三位中国圣徒——王炯华教授谈李达和毛泽东、陈独秀】

  

  王炯华是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他从事李达研究二十多年,出版过《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等多种。最近,他的新著《李达评传》(2001年度“国家社科研究项目”)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又见到客串讲学的王教授,并特约进行了两次长谈。以下发表的就是经过王教授本人审订过的访谈录。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读过你的大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印象很深,如今你又出版了《李达评传》。可以说,你是国内“李达研究”最权威的专家了,你最了解李达。我想请你专题谈谈李达和毛泽东、和陈独秀之间的恩怨。

  

  王炯华(以下简称“王”):真正作学问的都不是当权者,可以威风八面,所以权威谈不上。你要我谈李达和毛泽东、陈独秀的恩怨,其实说恩怨也谈不上。

  

  向:那你就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吧。

  

  王:那还是先谈李达吧。马克思主义从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到现在已经历一百多年了。李达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

  向:李达是湖南人吧?

  

  王:李达是湖南零陵(今永州)人,1890年10月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1913年,他从京师优级师范考取留日官费生东渡,后因病辍学回国。1917年春,他第二次东渡,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他想学成后报效祖国,可国家战乱频仍,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使他深感迷茫和苦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李达开始从日本报刊和书籍中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似乎看到了祖国和民族命运的转机,于是在日本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给上海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发表。1920年8月,他从日本回国,就开始进行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活动。

  

  向:筹建中国共产党你能谈得更具体一点吗?

  

  王:1919年7月,身在日本的李达,寄给国内发表的文章中就有建党的思想。1920年1月,李大钊著文呼吁创建工人阶级的政党。2月中旬,李大钊在送陈独秀离京赴上海途中又相约建党之事。李大钊对陈独秀说:“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吧。”4月初,联共(布)派魏金斯基(又译“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使者身份等来华,随从翻译是俄籍华人杨明斋。魏金斯基来华后,取了个中国名字“吴廷康”(一说伍廷康,笔名魏琴)。 魏金斯基一行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同李大钊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问题。李大钊很高兴,并介绍他去上海找陈独秀。4月下旬,魏金斯基一行便到上海与陈独秀商量建党事宜了。

  

  在魏金斯基的帮助下,1920年5月,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以新青年社为中心,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经常参加座谈讨论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沈雁冰、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讨论中,多数人认为中国有建立共产党的必要,应立即着手建党。但戴季陶、张东荪等持反对意见,不久他们便声明退出。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8月,李达从日本回国到上海,拜访了心仪已久的陈独秀。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谈得非常投机,在组织共产党和社会革命等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于是,他就寄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的亭子间。

  

  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8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共产党”这个名称,是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确定的。陈独秀向李大钊写信询问是否叫“社会党”,而李大钊回信说就叫“共产党”。第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为书记,拟定了一个类似党纲的东西,叫“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同时单独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赵世炎、周佛海、李季、袁振英、刘伯垂等人也陆续加入。每次开会时,魏金斯基都来参加。

  

  向:后来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间闹矛盾,据说是为经费的事情?

  

  王:是的。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时,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东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并主编《新青年》。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虽然每月只用二三百元,却也难以筹措。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书社,生意还不错,李汉俊给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陈复信没有答应, 而且连李汉俊主编《新青年》每月一百元的编辑费也不按期支付。于是,李汉俊认为陈独秀私有欲太重,两人为此闹起了意见。尤其是,陈独秀、李汉俊还为党章草案发生了严重分歧。

  

  向:陈独秀这个人很有个性。

  

  王:众所周知,陈独秀虽然是民主斗士,但他自己却并不那么喜欢民主;相反,他那时是主张共产党集权的,也就是集中。他寄给李汉俊的党章草案提出党的组织采用中央集权制,工人组织则主张产业工会。李汉俊是主张分权的,也就是民主。他认为陈独秀的党章草案是要实行党的独裁,他以“不能拥护陈独秀独裁”为由,根据自己的意见,也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给陈独秀,主张党的组织采用地方分权制,工人组织则主张先组织职业工会。陈独秀看了非常气愤,便一面写信与李汉俊激烈辩论,一面写信劝李达反对李汉俊。

  

  向:李达按陈独秀的意见做了吗?

  

  王:李达觉得,党刚刚发起,只有那么几个同志,就闹起分裂来,不好。但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发起人,李汉俊又是相交颇深的留日朋友,李达似乎两边都不好说什么,只得周旋于陈、李二人之间,竭力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可李汉俊想不通,便不肯再当代理书记,把党的名册和文件统统交给李达,要李达做代理书记。李达自己也许并不想做,但陈独秀不在上海,李汉俊又不干,就只好勉强接手了。于是,李达从1921年2月起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全面主持党的筹建工作,直到一大的召开。

  

  这里还要说说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王会悟小李达八岁,浙江桐乡人。其父是晚清秀才,私塾先生。王从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并与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沈雁冰)同学。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还提到王会悟。1921年4月,王会悟与李达结婚。他们没有举行仪式,只在陈独秀寓所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沈雁冰、沈泽民兄弟和几位朋友。婚后,他们搬出了陈寓,租住在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后来,这个住所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名址。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集是由代理书记李达负责的,而一大外地代表的食宿和一大的会务,则主要是由他们夫妇联袂负责的。

  

  向:中共一大李达具体做了些什么。

  

  王:李达具体做的可多了。1921年2月李达代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以后,集共产党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除了负责同各地共产主义组织联络外,当然还要同陈独秀函商党的筹建事宜。到6月,除上海以外,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都已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东京留学生和旅欧学生中亦有党的发起活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还成立了工会组织,开展了初步的工人运动。因此,李达和陈独秀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已成熟。

  

  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来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马林(1883-1942)是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思·斯内夫利特。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14年在爪哇组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因同情俄国革命被驱逐出境。1921年受列宁委派为共产国际正式代表来华。他同李达接触后,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筹建情况,建议李达早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于是,根据以前的酝酿和马林的建议,李达与陈独秀联系,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他又与李汉俊商量,将会址安排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寓所——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李书城(1881-1965)系同盟会人。这时他一家人都去苏州避暑了,房子正好空着。

  

  向:李达与毛泽东的相识就是在中共一大期间,据说毛当时还不是党员。

  

  王:一大是李达通知开会的。他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因是秘密召开,所以通知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自然不便说明。其中李达给长沙共产主义组织的信是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毛泽东的。几十年后,1962年党的生日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两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1]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们是参加一大才成为党员的。所以李达在这次讲话中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

  

  向:据说李达这次讲话成了“文革”挨整的一个因素。这是怎么回事?

  

  王:李达回忆毛泽东、何叔衡来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其实他早在1957年党的生日时,就同武大哲学系的青年教师说过。不料李达这次在湖北省委党校讲话,终于在“文革”中被武大历史系某教员揭发而出了大事,说他不仅否定毛泽东是党的缔造者,而且公然抬高自己。

  

  向:你觉得李达是在抬高自己吗?

  

  王:李达这样说,不排除有自己表功的一面,但更重要的还是推崇毛泽东。1949年他在其自传中谈党的一大时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的作风,在这时已经显露了端倪。”1958年,他又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出席参加,这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光荣。”

  

  事实上,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时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写信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陈仲甫”即陈独秀。这表明毛泽东知道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共产党,也表明他本人或长沙方面当时还没有组织共产党。易礼容在1979年回忆《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中说,“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只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是对的……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2]

  

  向:我也看过易礼容的这篇文章。易在文章中还说,“毛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长沙。他回来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他说要成立共产党。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三十个人,救七十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我说:瓜熟蒂落,就干吧。”几天后,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就在清水塘决定了要成立党。他们三人就被叫做“三人小组”——时间是1921年九、十月间。 [3]

  

  王:1945年毛泽东在筹备党的七大时回忆党的一大也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部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4]毛泽东这段朴实的话语讲到“小组”,显然是比照苏联共产党说的。

  

  向:我们还是说一大开会吧。

  

  王:说是20日开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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