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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对话王炯华:马克思的三位中国圣徒

更新时间:2011-12-14 20:19:34
作者: 向继东 (进入专栏)  

  但由于交通原因,直到23日,各地代表才全部到齐。这天晚上八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书城寓所宣告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日本东京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的派遣参加了会议(但包惠僧晚年坚持说自己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选出的正式代表,而不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会议推举富有组织活动能力的张国焘任会议主席。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以及尼科尔斯基,共十五人。

  

  向:会议期间毛泽东是否显得很活跃?

  

  王:据我看到的史料。开会时,各地代表们互相交换意见,都认为应当在各地从事组织工人运动,但对于党的工作如何进行,却没有多加讨论。那时候,与会代表都还年轻,还多少带有一点罗曼蒂克,相互见面时总要谈起恋爱的故事。但“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5]

  

  向:从李达这几句回忆看,我觉得,毛当时和与会者有一种明显的隔膜和距离,也许还夹有一点自惭形秽——别人要么是留洋的,要么是名教授;毛内心里,却又是瞧不起这帮书生的。

  

  王:很可能是这样。

  

  向:下面你谈谈中共一大后的陈独秀吧。他做了党的书记是否就回上海了?

  

  王:一大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决定在陈独秀回上海前,由周佛海任代理书记。闭幕后,周佛海、李达、张国焘三人就举行了中央局第一次会议。当时,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经费。开会时,各地代表也都说筹措经费不容易,因而中央也无法要求各地分担费用。于是,他们将一大的情形及新中央局所面临的困难写信告诉了陈独秀。因暑假即将结束,周佛海就要去日本继续学业,他们就催促陈独秀赶快回上海主持工作。8月中旬,陈独秀才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上海专任党的书记。从此,中央局就在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办公。这时,李达已辞去中华书局编辑,是自由职业者,其夫人王会悟是上海蒲柏女子学校教师。

  

  李达后来还回忆一大说,马林、尼科尔斯基几乎每周都要约集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三人开一次会,听取他们开展工作的报告。李达的工作是每周都有书刊出版,他所担任的宣传主任,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著作者兼编辑。张国焘则把他每周所接触到的两三个工人的经过,用佶屈的英语,作冗长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却很少,因为当时的工运,主要都在京汉和陇海两铁路方面,汉口段由武汉支部主持,北京段由北京支部主持,中央只派出一人到郑州主持,所以上海方面就没有多少可以报告的事。

  

  那时,陈独秀不住在自己的寓所,另外找了个女人住小房间。他除了隔几日来和李达等人会面外,大家都不知道他的住所。他究竟每天做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除了到李达寓所取几封信回去作答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工作。所以与马林他们开会,报告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他后来还与马林大吵, 要闹独立。陈独秀说,“每月只拿他们两千多元(共产国际每月给党的津贴),事事要受支配,令人难受。中国一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这样,陈独秀接连几个星期不来与马林会面。

  

  向:当时李达对此是怎么看的?

  

  王:李达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如不与国际相联系,简直太闹笑话了,所以他和张国焘几次去劝陈独秀。但陈独秀个性倔强,坚持己见,好不容易才劝来他和马林会面。

  

  向:我看过罗章龙1979年写的回忆说,“马尝称仲甫为‘火山’,又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仲甫与马因争论,致使会议不能进行,我当时任三大中央常委会秘书,只得宣布暂时休会。马林心平气和去邻室抽烟,陈仍余怒未消。片刻后我说:‘时间已到,继续开会。’马问:‘火山是否熄了?’我说:‘熄了!’马林说:‘革命党头脑应该冷静。’时润之也在场,会议结束后,润之提议,以后开会,大家不能发脾气。我们均支持,作为公约。”[6]罗章龙对马林的回忆基本上都是正面的。

  

  王:据张国焘回忆,马林这个人确实也不是很讨人喜欢。张国焘说,李达自己也不大愿意与马林打交道。那是因为马林“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虽然“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戆头,恰好碰个正着”。[7]

  

  张国焘还回忆说:“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活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已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分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8]这也许是马林不能与陈独秀们共事的原因。

  

  向:李达后来脱党,据说就因为和陈独秀闹翻了。

  

  王: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去湖南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到了1923年暑期,李达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对国共合作事宜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国共合作既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际需要;但是怎样合作和采取什么形式合作,无论是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见。就共产党来说,当时担任党的书记的陈独秀,他考虑中国革命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因而采取了后来被称为的右倾立场,主张共产党全体加入国民党,全心全意做国民革命,等到将来条件和时机成熟以后,再做社会革命,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次革命”。但李达却坚持他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的立场,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本身应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

  

  这时,陈独秀就以家长制作风来对待李达。李达后来回忆说:“暑假时,我去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谈起这个问题,他是主张党内合作的,似乎已经由他决定了。他问我的意见怎样?我回答说,我是主张党外合作的。我的理由还未说完,他便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好像要动武的样子,幸亏在座有一两位同志劝住了。我心里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但他在当时已被一般党员尊称为‘老头子’,呼‘老头子’而不名。我当时即已萌发了脱党的决心。”[9]

  

  向:要是没有这次分歧,李达就一定会留在党内吗?

  

  王:这也很难说,况且历史从来是不能假设的。李达原本是很尊重陈独秀的,从日本回上海就寄住在陈独秀寓所,又在党的筹建时期受陈独秀之托担任党的代理书记。现在见陈独秀这样独断专行,大失风度,他也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直返长沙,脱离了他亲手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说,李达脱党主要是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又受不了陈独秀家长式的霸道作风。

  

  李达后来——特别是革命胜利后,屡次检讨。1949年12月,他重新入党时沉重检查了自己“当时脱离组织的动机”,说:一是不满意于陈独秀的鲁莽暴烈的草寇式作风。说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无研究,在1922年党的二大前,他所发表的东西,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的水平。在陈独秀和张东荪论战中,陈对于张东荪主张中国要有资本的话,作了如下的反驳,说:“蠢才,我们反对的是资本家,不是反对资本。”(见《新青年》第六期)说这样话的人,他配做共产党的领袖吗?至于陈独秀在二大以后所发表的东西,主要是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代笔的,他自己并无主见,以蔡、张、彭等人的意见为意见,陈独秀只是领着所谓“老头子”的头衔而已。二是不满意张国焘的阴谋诡计的伎俩。三是不愿意参加示威行列。四是不愿意做国民党员。五是要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愿分心于他务。六是他自己当时患着肺病。七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负担颇重。八是在主观上,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最后李达归纳说,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重,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这是当年离开党组织的总的原因。[10]

  

  向:我觉得李达所检查的八个方面的原因,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又表明他实际上是看不起陈独秀的。

  

  王:就是看不起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而不仅仅是陈独秀的霸道作风。

  

  向:李达所谓陈独秀的“反对资本家”而“不反对资本”就不配做共产党的领袖,从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说是有道理的,但从市场经济来说却未必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资本家不仅不能划等号,而且还是可以分离的。

  

  王:李达也有其局限嘛。但是另一方面,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来说,又常常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李达、陈独秀毕竟都是书生,陈独秀不行,李达也未必行。他即使留在党内继续做党的领导人,不是陈独秀,也很可能是瞿秋白、李立三。李达自己也认为,实际上他的长处是做理论研究。而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理论准备不足,它一成立又立即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理论研究显得十分薄弱。李达脱党,但并不脱离革命,更不离经叛道。从李达一生看,他脱党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

  

  1928年冬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李达坚持著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在上海和北平的大学讲坛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货币学和社会进化史等课程,成为蜚声学界的“红色教授”。这一时期他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社会学大纲》等专著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上肇著)、《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卢波尔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等著)等译著。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给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带信说:“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1949年5月,李达在中共华南局组织的护送下,由长沙转道香港到达北平。5月18日,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会见李达,并握着李达的手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得好好谈谈喽。”李达先说了他这次北上的经过,说:“我离开岳麓山时,乘坐的还是国民党兵站的汽车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李达还不负程潜重托,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势,转达了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意思,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向:湖南的和平解放,李达是立了大功的。

  

  王:这是肯定的。李达与毛泽东会面,还说了大革命以后的情况,后悔自己没有跟他一道秋收起义,一道上井冈山,表示自己愧对党,愧对毛泽东,现在虽然已届花甲,身体也不大好,但一定要为建设新中国尽绵薄之力。

  

  毛泽东听了,充分肯定了李达始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但也批评了李达脱党的错误。毛泽东说;你早年离开了党组织是一个错误,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但是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思想上没有离开马列主义,这是有益的事嘛,党是了解你的。只要是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你可以重新入党,我愿意做你的历史证明人,你去找找刘少奇和李维汉,请他们做介绍人。随后,1949年12月,李达便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且不要候补期。

  

  向:李达因此很感激毛泽东吗?

  

  王:李达对毛泽东的关切,一再表示感谢。后来一说到这件事,他总是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毛主席没有忘记我,党没有忘记我。是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

  

  毛泽东还特地询问了王会悟。但因他早已与王会悟分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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