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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初:“失语”的中医

更新时间:2011-12-11 11:29:52
作者: 邓文初  

  

   自晚清海禁大开以来的一百六十年,中国社会始终处在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风云际会之中,西化还是本土?激进抑或保守?信守传统或者走向现代等等的争论,无非是被挤压在中西夹缝中的摇摆。如果要给这样的摇摆找一个风向标的话,我以为有两个天然标志,那就是“读经”——东风压倒西风的信号;“骂中医”——西风压倒东风的表征。

   在《丁文江印象》一书中收有那位自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一首“寿高梦旦联”: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自然,这是一首谑联,当不得历史文献去解读。但其中提到的几件事却颇可索解,如“说官话”乃是提倡国语运动的通俗说法,“知难行亦难”指胡适与国民党就孙中山的知行观发生的冲突。“骂中医”更是“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这运动的主角便是丁文江,此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等一批学者。

   傅斯年天性纯真,所以并不掩饰自己对中医的态度。吴相湘在他的《民国百人传》中说傅“为近六十年来对‘国医’理论做正面彻底批评之先声”,虽有“过誉”之处,但在骂中医的激烈程度上,傅的表演确实最为精彩。梁实秋的《胡适先生二三事》中记载有傅的一则趣事,说他一见到孔庚就“脸红脖子粗”,有一次在国民参政会席上与孔庚相对大骂几乎要挥老拳(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附录317页)。对这一事,与傅同为五四运动领袖的罗家伦的记载虽有为朋友讳的嫌疑,但却不失生动,不妨照抄如下: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孟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的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孟真不过,于是气了在座位上骂孟真,骂了许多粗的话。孟真也气了,说是:你侮辱我,会散后我和你决斗。(见《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印象》,13页)

   “骂中医”当然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背后是西化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激烈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引出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次大的中西医争论,并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生活的安稳。

   中医的危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此期间,中西医的学理讨论溢出医学界而进入言论界,并进一步触动了政界乃至整个民国社会,饭碗问题与学理问题交织一起,学界人物与政界人物互为激荡,将一场本可以局限在学理层面的讨论闹得沸沸扬扬。中西医之争,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一九二○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一九二九年的取消中医案的争论;一九三四年发生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论;一九四一年发生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傅斯年、孔庚之争。

   一九二○年的论战缘于余云岫在《学艺》第二卷四号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这一文章,被《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读出了对中医的“鄙薄蔑弃”之意,杜亚泉当即在《学艺》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一文,同样遭到了杜亚泉的批评。这次争论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尽管像章太炎、吴检斋等人均在私下场合就中西医问题与论战双方多有探讨。

   一九二五年前后,中西医问题的论争趋于激烈,直接引出了此后的废止中医案。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下属的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这一事件引出了一次全国性的大争辩。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四百多人聚会上海,通过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决议。关涉到数万中医生存的废止中医案,闹腾几遍医界与政界,官司打到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那里,最后是以一纸议案出台,又以一纸命令取消了事。意识形态的喧嚣盖过了学理的探讨,生存权的争夺淹没了话语权的争夺。

   第三次争论由傅斯年在《大公报》上的星期论文引起,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傅的文章《所谓国医问题》引发了半年多的争论,论争场地集中在《大公报》与《独立评论》。参与论争的有天津中医公会,也有具有西学背景的学人。《大公报》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八月十八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号、一一八号、一二○号及一二一号刊发了一系列文章。但这次争论的硝烟并没有弥漫到政界,没有触及社会底层的神经。

   而以傅斯年为主角的这场“骂中医”的戏还没有唱完,学界的硝烟在六年之后终于弥漫到政坛。一九四一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湖北参议员孔庚的议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引发了傅孔冲突,在此后的第二次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孔庚继续提出内容大体相同的一系列议案,并得到四川参议员曹叔宝的附议。于是傅孔冲突便由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坛之上的辩驳演化为人身侮辱。

   中西医冲突自然是自晚清以来中西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西不同视野的交汇中,作为国学的中医始终是被动的,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

   一九二○年余云岫的发难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学的”,但他至少认可中医的实际疗效,只不过将这种疗效从中医的基础理论剥离出来,归入药物的范围,因而,余云岫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的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做分析与研究。可以说,在余云岫的叙述中,对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是持“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的;而对于中医的药物作用,属于科学研究范围之内的,则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余云岫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极端,据《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第五七五页日记记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晚上胡适与陈方之、余云岫一起吃饭,饭桌上大谈中医问题,“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有研究之价值”;“此中有矿可开,但开矿者必须新科学家,绝非旧医所能为”。

   到了一九二九年,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在建议废止中医的西化派看来,中医,不管是其理论还是其实践,都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科学的对立。中医被等同于迷信与巫术,行医者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中医对西医的论争,成了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见张鸣:《旧医,还是中医?》,《读书》二○○二年六期)。将学理的争论,泛化为意识形态的争论,将科学作为宗教信仰来对待,显示在当时的语境中唯科学主义的话语已经成为主流。有趣的是,受过严格的实验心理学与生理学训练的傅斯年,在面对中医的辩驳时,也免不了科学主义的独断与霸权。一九三四年傅在《所谓国医问题》中,将中西医的学理之争,放大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大爆发,文章开篇很能代表西化派的中医观: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的最可使人气短的,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匪患虽了不得,然如政治有办法,不怕不能解决,日本的侵略虽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前途仍是枉然!(见《独立评论》115号傅的文章)

   傅斯年通过追加罪名到中医头上的方法,企图从道德层面取消中医的合法性;同时,他也采用妖魔化的手段,将中医归入“医卜星相”的行列,并提议政府在取消中医之前,将中医划归“内政部礼俗司”管理。可见,在西化派的话语中,中医问题是没有资格进入“科学”视野的。科学被赋予了道德的优越性,科学由此变成了“唯科学主义”。

   不能说傅斯年对中医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没有一点的学理因素,但在唯科学主义的观照之下,一切学理的探讨都必然被扭曲。在傅面对的中医的辩驳中,中医的实际疗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对这一问题,傅斯年的办法是,通过对“疗效”一词的语意拆解,将“疗效”纳入西医的“治愈”这一“统计学的名词”的范围,“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做报告的”。因为“治愈”必须做统计学的分析,而中医显然没有这样的“科学”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疗效,所以中医所谓的“疗效”也是不可信的。这样,傅斯年将一个硬技术问题化解在话语的分解中,从而在话语层面而不是在技术层面取消了中医惟一立足的依据。

   胡适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这场论争,但在一九三五年给《人和医学》写的序文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医的看法。他从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角度,指出中国文化比之西洋文明落后了两千年,中医还处在西洋文化的巫术时代:“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在胡适看来,中医注定只能与“骈文、律诗、八股、静坐讲理学”等放在一起,只能处在“非科学”的黑暗之中,万劫不复了。

   科学不要中医,但中医不能不要科学。在中西医的论战中,其实从一开始,双方便处在不平等的地位。

   在一九二○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中,杜亚泉是辩方。杜少时从父兄学习中医,后又自学西医,兼备中西医汇通的医学知识,在论战中,杜不赞成余的否定中医的观点,但他却认同以阴阳五行附会一切是庸医所为,中医有数千年的经验,长于心灵体会,科学的对象是机械的,不能把握心灵的细微之处,世上的科学,除了物质方面以外,凡是精神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非靠机械试验才能成立。

   杜的这种将科学的研究范围归入物质,而将精神与社会从中分离出来的科学观,实是此后的科玄论战的先声,也说明在杜的时代,中学、中医医理还拥有自己的合法的话语权,但即使这样,杜在论战中还是采取了以科学话语解说中医学理的策略。他说,中医对于疾病,总以“阴阳不和,血气不和”做解释,其实,以西医的术语来解释,就是所谓的“循环障碍”,一切疾病都是循环障碍的现象。中医讲“血气”说,而所谓“血”即西医的“血液”,“气”在自然界可以解做“自然作用”,在人体生理上可以解做“神经作用”,中医所谓“气以行血,血以摄气”的说法,其实就是西医的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的互动。这种以西医术语框架中医医理的做法,开启了此后中西医论战的基本格式,可谓影响深远。

   中医自有一套理论构造与历史传承,阴阳五行的学理可以追溯到《尚书》、《黄帝内经》、《素问》,药物学可以在传说中的神农与历史中的孙思邈、李时珍的著作中找寻源头,临床试验可以祖述三国时的扁鹊……然而有趣的是,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却“忘掉”了自己的话语,而是费力地求借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什么?

   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举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的文章的遭遇为例。

   傅斯年的文章在《大公报》刊发后,首先便引起了天津中医公会的不满,八月十八日陈泽东受天津中医公会的委托写一反驳文章《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投《大公报》,被拒;又投《独立评论》,当时任主编的胡适同样拒发,其理由是:“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

   如果你还记得吴稚晖的“把线装书丢到毛厕里去”的新文化运动口号;如果你还记得陈独秀的以科学之是为绝对之是,你就会明白,在“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科学话语语境中,中学即是旧学,国粹就是垃圾。新旧的差距,就是进步与倒退、科学与迷信的差距。所谓中学、所谓国故、所谓经典、所谓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在“五四”时代所建立的话语霸权之下,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惟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

   在这样的语境中,要保住自己的生存地位,惟一的方法就是向科学话语投降,归服到他的门下。

   但中医却始终在寻找突破口。

一九四一年,当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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