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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国良:社会主义国家历次改革的特点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11-12-10 15:40:54
作者: 蒲国良  

  另一方面,既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改革方案,决策者就应当彻底抛弃改革问题上的浪漫主义,脚踏实地地推动改革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改革方案制定和实施问题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固然有冒险蛮干之嫌,但明之可为而不为,在改革条件已经成熟的条件下,在改革呼声几乎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却讳言改革,或者口惠而实不至,推托延宕,其危害更甚。纵观社会主义改革史,后者给所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决不逊于前者,甚至较之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4.社会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需要其他领域的相应举措与之相配合,实践表明,单项独举、一枝独秀是不可能最终获得成功的。反观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各次改革,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经济改革没有得到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动。例如,苏共20大之后,政治生活方面开始解冻,在此背景下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序幕。但是,一方面,经济改革本身不是以扩大市场机制作用、增加人民经济自由权利为方向的;另一方面,政治体制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过度集权的层面上,所谓的民主化,更多体现出来的不过是一种民主作风。而在一个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无论是理论的探索还是实践的探索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样,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反过来描制经济体制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后来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化,用政治改革淹没甚至取代经济改革,实际上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历史表明,经济改革的政治色彩太浓,并不利于经济改革,甚至会冲淡经济改革的主题。说到底,仍然是没有形成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匈牙利的改革先是由于政治民主化过程太急太快引起社会不稳定,最终酿成流血事件,后来的经济改革则是在缺乏政治改革的背景下悄悄进行的,因而也受到许多限制。结果匈牙利虽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模式,但却没有建立起适应经济体制要求的政治体制。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表明:“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2]此外,没有观念的更新与理论的创新相配套,也会使得改革难以为继。在开始改革旧体制的时候,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旧的因素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无论哪个方面有所创新都非常不易。如果观念的变革与体制改革能够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改革的步子就会更大一些,改革的过程也会顺利一些。但实际情况往往是,由于长期形成的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带有文化专制主义色彩、以行政强制干预为主要管理方法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的存在,理论的创新异常艰难。改革所必需的理论探索、舆论准备都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常常是单项独举、孤军深入,结果常常是某一具体领域的改革因为受到其他领域的掣肘而最终失败。这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5.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的是既要强国,更要惠民,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动机与效果背离,手段与目的脱节。也就是说,首先存在一个改革的代价由谁来承担,谁应该是改革的受益者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更快地增强综合国力,更好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的目的是要国富民强。所谓国富民强,一是说改革在不断提升国力的同时,更要注重公民社会的培育,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问题。改革就是要强国富民,强国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惠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倘若老百姓不能从改革中享受到实惠,甚至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受害者,那么,即便改革暂时达到了强国的目的,这种改革仍不能说是成功的,也绝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同时,改革的受益者也不应该只是社会上的少部分人,而应该是整个社会,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始终与人民的利益休戚相关,离开人民民主,离开改善民生,离开社会公正,离开尊重人权,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反观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不少国家在改革中都出现了一些人或者某个特殊利益群体假改革之名,行聚敛财富之实的现象。这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最应该支持和拥护改革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可能会站到改革的对立面。

   6.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是建设和改革的领导力量,它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表明,与时俱进是永葆执政党活力和创造力的关键。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必须及时完成角色转换,适时地改变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切实有效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使党内民主制度化,规范化,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特点及各所在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陶醉于革命年代的辉煌,沉溺于战争时期的领导方式和思维方式,固守以大规模社会动员为特色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最终只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构筑的理论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日益变化的现实,不能对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执政党的理论就会失去吸引力和号召力,而失去吸引力和号召力也就意味着执政党本身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领导体制封闭僵化,党的创新力和活力也会日渐枯竭。这样,执政党就会最终蜕变为一个保守、僵化的官僚利益集团,其失败是必然的。期望这样一个政党领导改革走向成功,当然也只能是幻想。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表明,改革的成功与否,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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