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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国良:社会主义国家历次改革的特点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11-12-10 15:40:54
作者: 蒲国良  

  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造成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以苏联和中国为例,苏联的改革除国内各种压力外,还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和抵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使得赫鲁晓夫本来就显得捉襟见肘的改革举措更加举步维艰。中国则从“以苏为鉴”开始改革探索,经过与赫鲁晓夫的论战而阴差阳错地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坚定捍卫者。社会主义阵营中两个大国、两个大党在改革探索中没能形成合力和良性互动,而是彼此掣肘,相互羁绊。东欧国家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受到苏联的压力和钳制而无法获得重大突破。

  4.这一时期,苏联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走出来,其他各国的革命胜利不久,弥漫于各国党内的浪漫主义情绪和思维方式依然相当浓厚。在这种气氛里,无论是建设还是改革,人们在考虑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原则——其实很多属于虚幻的原则,其次才是活生生的现实。以抽象的理论约束现实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去修正和发展理论,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建设和改革本身。

  

  四、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

  

  1976年,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掀起了社会主义国家新一轮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改革浪潮。1982年11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继任的安德罗波夫重新开启了苏联改革的闸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改革势头进一步强化。随之,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复兴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改革收效不大,没能扭转各国经济发展的颓势。1988年以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体制改革也逐渐失去其原本含义,演变成了制度转轨。中国、越南等国的改革则顶住了苏东剧变造成的巨大压力,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次改革浪潮的主要特点如下:

  1.改革不再局限于政策的调整,而是从一开始就把改革的矛头指向了制度本身,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不完善的。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确定要改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各项管理制度,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所确定的改革目标也是要改造旧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在这次改革浪潮中,政治体制改革被作为改革的目标明确确定下来,而且被视为衡量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

  2.改革的参照系从改革一开始就与以前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改革所指向的多为政策失误,最多是要纠正或清算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路线错误,但基本不涉及制度本身,也从不怀疑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这次改革浪潮兴起的背景是:资本主义制度不管有多大问题,但二战后几十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野蛮的、残酷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文明的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多么美好,但现实生活中却问题不少,甚至出现了重大挫折和曲折。两相比较的反差极大。过去即便提出超英赶美,也是认为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上暂时领先,而制度是腐朽的和没落的,超过它是轻而易举的,即便要花点时间,也从不怀疑这种赶超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而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坦然承认自己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包括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指向在理论上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实际操作上却是大量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现实中的发达国家逐渐取代理想中的制度设计成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参照物。

  3.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就深度而言,它触及基本制度层面,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在认识与观念上则整个地颠覆了几十年来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其广度而言,它基本上波及世界上除极个别国家之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并波及大多数国家的各主要社会领域。

  4.在这次改革中,大多数国家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一个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政治反对派运动。各个国家的反对派运动对各所在国改革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构成了推动各所在国改革合力的一部分,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有可能充当改革的先锋和先驱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政治反对派又对各所在国政权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往往是各国政治动荡与社会不稳定的始作俑者和策源地。

  5.改革所酝酿出来的社会气氛不断膨胀,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对改革本身造成了压力,甚至成了改革顺利进展的破坏性力量。长期以来压抑的社会情绪一旦被唤起,便会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对社会进步的幅度越来越失望,对政府的敌意越来越强大,社会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一旦引导失当,这种由改革本身所培育和催生出来的社会情绪往往会由社会改革的助力演变成改革的破坏力量,引发巨大的社会震荡,甚至导致政权的覆灭。

  6.在改革过程中,一些国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复杂和混乱。随着改革的推进,各阶层的代表者、各种政治集团纷纷登台亮相,合纵连横,分化重组,这种混战更增加了改革的难度与风险。改革的极端复杂性对改革的决策者和领导者的自身素质与领导能力提出了极高的甚至是非常苛刻的要求。而且,各国的改革基本上都程度不同地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曲折、挫折、反复乃至搁浅、失败。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等一些国家闯过了难关,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了剧变。

  

  五、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东欧和苏联的剧变意味着那些国家体制内改革的失败。苏东剧变,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打击,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但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最终顶住了国内外压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就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改革已逐渐成为既存社会主义政权的共识,即使最保守僵化的政权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缓慢地踏上了改革之路。东欧和苏联剧变20年来,虽然有关其剧变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苏东剧变后,中国、越南等国家在当时极端不利的国际背景下,没有退缩,没有停滞,而是坚定不毅地继续推进本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最终不仅稳定了政权,而且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老挝、古巴、朝鲜等国的改革二十年来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虽然各社会主义国家国情不同,改革面临的问题各异,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也各不相同,但各国的改革都进入了自己的关键期。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地暴露出来,重大战略机遇期与危机高发期携手而至,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越南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其“发展奇迹”也开始遭受通胀困扰,宏观状况出现不稳定态势,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朝鲜、古巴在苏东剧变之后也都面临着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以改革求生存、求发展的迫切任务。

  3.各国的改革步子更加谨慎、务实,都极为重视改革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受东欧和苏联剧变的影响,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压力相对增大,加上改革进程中引起的国内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甚至尖锐化,各国在改革路径选择上较之20世纪80年代都要谨慎得多。尤其是苏东剧变的进程也表明,理论上讲,改革有助于化解矛盾,改革的目的也是要消解社会危机,但在现实中,如果措施失当,改革过程中也会出现社会动荡,甚至改革本身也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便成了当前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4.各国的改革与建设逐渐形成相互融合的趋势。经过建设与改革较长时期的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在对改革与建设关系的认识上,大都经历了一个以革命的方法搞建设,到以革命的思维搞改革,再到以建设的思维搞建设的复杂嬗变过程,不再把建设与改革视为截然分离、前后相继的两个过程,而是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常态社会里,建设与改革本来就是一个铜钱的两面,是二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的良性互动局面已经或正在形成。

  

  六、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探索的几点启示

  

  1.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常态,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不仅仅是应对社会危机的非常手段。一个制度要维持其生命力并保持正常有效的运转,就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校正。这种持续不断的调整和校正,就是改革。改革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常态,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历史反复表明,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经常的、正常的改革,矛盾就会积累,危机就会酝酿,动荡就会孕育,革命就会爆发。革命不过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旧制度形式的一种工具,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非常态。反观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过分夸大革命的意义,同时又曲解革命的含义,认为一场政治革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夺取了政权就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一种天然优越的社会制度。后来虽然在建设中屡遭挫折,开始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矛盾和问题,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探索,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改革只是被当成了消极的、被动的应对社会危机的措施,而不是积极地、自觉地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结果往往是,危机状况稍有好转,改革进程便会人为中止甚至发生逆转,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甚至根本不愿意去触及。等到矛盾累积下来,危机再次爆发的时候,再次通过局部的或表层的改革予以缓解。如此周而复始,社会危机只能是日重一日。更有甚者,一些执政者甚至在社会危机面前仍然否定改革的必要性,文过饰非,粉饰太平,抵制甚至压制改革,最终导致政权的崩溃,这些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2.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一个不断向深广推进的过程,也是改革的理论与认识不断深化与升华的过程。自20世纪2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开始,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迄今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路程。如果我们孤立地去考察2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成败,或者简单地评说40年代抑或50年代的改革得失,历次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总体上讲都很难说得上成功。如果换一个角度,把历次改革放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长过程中去考察,比较改革的历程便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史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不断向深广发展的过程,即从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最初的经济政策调整逐渐发展成为波及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社会领域的全面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认识、观念也都一步一步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在社会主义语境中引入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到50~7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全面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东欧学派脱颖而出,在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模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一探索在80年代的改革中进一步得到拓展和深化,到90年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终于破茧而出。

  3.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改革方案,决策者只能在不断的比较、选择、实施和修正中寻找较为可行的路径,不断地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社会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改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囿于一时一地的条件,人们在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往往不一定能够得到一种最佳的方案。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能不能建立起一种机制来保证及时地、不断地校正自己的选择。以20世纪20年代列宁去世之后的苏联为例,在当时激烈的党内斗争和理论纷争中,苏联选择了斯大林方案,这是当时各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即便是选择了斯大林方案,更多地吸收布哈林方案中的合理成分,而不是简单地抛弃它,并不是不可能的。列宁时期,布尔什维克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结果总能得到一个相对较好的、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案。而斯大林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列宁的胸襟和胆识,他用组织的手段把反对自己的人一个个清除掉,对他们的思想也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这里,不仅存在一个领导者、决策者的胸怀、眼界、胆识、魅力和高超的政治艺术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民主制度、决策机制的问题,因为前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后者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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