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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均:从亚述学的进展看西夏学的得失

更新时间:2011-12-09 21:04:58
作者: 唐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提要:本文通过对亚述学学术立足点和研究方法论的初步体会,重新审视了西夏学的发展道路和研究得失,着重指出了在西夏学研究中语文学的基础地位和文化人类学思维模式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夏学 亚述学 语文学 考古学 文化人类学 历史编纂

  

  作者简介:唐均(1974—),四川江安人,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亚非语言文学。

  

  *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研究员、聂鸿音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吴宇虹教授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拱玉书教授的热情指导;笔者谨此向四位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

  

  西夏学(tangutology)的历史,若从1804年甘肃武威发现番汉合璧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清人张澍据其碑阴所刻之汉文西夏年号“天佑民安”正确断定碑上番字为失传已久的西夏文算起,至今已有将近两个世纪了;但真正意义上的西夏学学科,则当以1908—1909年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领的探险队在内蒙古黑水(khara-khoto)地区获得八千余件西夏文文书并运藏彼得堡为其发端之时[i]。

  西夏学发展至今,在语文、考古、社会历史三大基础性板块学科的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学科进展渐趋缓慢的现实考验。认真探究其原因,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缺陷,乃是我们的西夏研究一般都疏于同国际上已有充分发展的类似学科进行比照、切磋以汲取其有资于自身发展之思考角度和方法体系;而放眼世界,我们却发现,竟然有不少成就卓著的研究领域可以给目前的西夏研究提供相当程度新颖意蕴的启发和借鉴!亚述学就是一例。

  所谓亚述学(assyriology),乃是得名于近东地区公元前两千年代早期存在的古国亚述(assyria)的一门人文科学。它诞生于十九世纪国力正盛之欧洲诸强在近东两河流域地区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历史了。而其分支如苏美尔学(sumerology)、赫梯学(hittitology)等,到目前为止也各自成为世界文化、历史研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次级学科。

  从最早的公元前三千年代立国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并首创泥版楔形文字(cuneiform)之苏美尔人(sumerians)开始,中间历经以闪米特人(semites)为主延祚近两千年的阿卡德—巴比伦(akkado-babylonian)文明(亚述人的创造即其北部分支),所涉地域西臻东地中海、东越伊朗高原,时间下限直至公元前三世纪伊始的古波斯帝国以及随后的巴比伦希腊化王朝时期。如此广阔的时空范围之内容物皆为亚述学研究的对象,个中原因则是基于上述所有古国民族流传至今的文明记录均采用了书写于泥版上的楔形文字之缘故[ii]。当初楔形文字的运用一如今天的英文,一度成为国际通用语文,甚至连基本与之同时起步但却一向独立发展的埃及文明以及对后世西方文化影响巨大的希伯来文明均受其文书文献的强烈影响。

  自古希腊文明以降,上千年来欧洲语言研究的精髓,主要就是集中在侧重考证记录与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之书面材料的语文学(philology)方面;当然,由于十八世纪以来建立在比较语言学基础上长足发展的西方语言学到今天已是完全改观,传统的语文学也早已逾越原来仅仅关注历史的藩篱,philology一词在很多场合已具有指代立足“传统”谱系分类语言学研究基础上之语言研究科学的现代意义。这种基于原始印欧语构拟研究而成熟起来的共时、历时经历充分表明:语言研究只有深入到语音层次的构拟分析,才有可能在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更为趋近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煞费苦心钻研此类“古董”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亚述学即始于研治中近东地区闪米特及西雅利安诸语之语言学家们的艰苦努力,其真正确立又完全立足于考古学对碑碣遗址的研究和语文学对书面文献的解读——单纯的考古学者或语文学家要么只给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三维空间的物质填充,要么仅局限于该地远古居民形而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重建;亚述学家则必须一身兼两任[iii],并应当在此基础上,随着亚述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具有自己学科特色的系统理论,以便指导本学科各方面具体研究工作快捷、迅速、有条不紊地开展进行。然而即便是以此原则来具体衡量发展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亚述学界,我们仍然不无遗憾地看到,亚述学家们依然过分偏重于具体而微的语词考据索隐,却鲜有学者自觉构建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尽管如此,亚述学界历来崇尚并遵循的楔形文字语言解构之细致考据为基础、同时贯彻各领域遍地开花的文化人类学精神的研究思维模式,却对该学科研究的进展十分有利。

  西夏学的起步,如前所述,其实也完全重复了上述过程。西夏语文的基础性研究,是西夏学向纵深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上,这项工作早在西夏时期便已由西夏人自己蓬勃开展起来了,当时对其母语语言文字的研究,虽然受同时代业已成熟之汉语语文研究的影响甚为明显,却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其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表征民族立国之新创文字的规范和推行[iv]。这与现代意义上的西夏学研究并无多大直接关系。只是其“研究成果”——譬如字典《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迄今有幸遗存得还相对完整,这就大大便利了我们今天对其民族特质的准确领会。

  今天,西夏语文的基本研究方法则是语文学的比较分类;其比较范围限于同一内容的番汉文本之间、不同的西夏文文书之间、一件文书的不同部分之间以及同一时期西夏文记录和相应的其他历史纪录(主要是汉文记录)之间[v]。这在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内,往往只有助于字词意义的获取而无助于语音的构拟[vi],从而难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必要的语言比较研究工作。有趣的是,对亚述学的“立身之所”----楔形文字的研究,却经历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过程:早已高度音节化的楔形文字及其所记录的阿卡德语、赫梯语、(特别是)古波斯语等屈折语又多有以表音文字记录且研究较为充分的亲属语言材料,使得这些死亡几千年的语言其语音体系至今已有一个基本公认的标准,这就为今人探索几千年前的古人不复存在的形而上世界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手段。既然亚述学者能以此借鉴来推动亚述学前进,那么,西夏学者又应该怎样面对亚述学在语音构拟和语言比较方面的优势呢?

  其实,在西夏学研究早期,为数不多的欧美学者却成就斐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深得自己文化氛围中比较研究法的真传而能下意识地加以运用[vii];深受西方治学方法影响的民国学者如陈寅恪,在其《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一文中就西夏文“众生”、“无上”两词所作的简略讨论,既援引相应梵文原词及多种对应汉译,又兼及西夏语言特点,虽失之简约,却颇具比较研究之神采[viii]。这种具有比较性质的条理化思维虽然并不是从亚述学中借鉴的,但不谋而合的作法带来的显著效果,难道不能激发我们有意识地归纳总结,从而使这类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更能为我们自觉地运用?

  像亚述学、西夏学这类“以地(族/国)名学”之学科,一个典型的共同特征便是其学术研究皆以具有地域(民族/国别)特色并能反映其原住民形而上活动(metaphysical activities)之载体材料(主要是民族文字文献)的批量发现和系统研讨为滥觞。欧洲人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好奇其实由来已久,郑重其事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但在楔形文字的解读毫无真正成就之前,任何痴迷的研究者,无论是勤奋的绅士还是饱学的使节,其精致的描摹和大部头的撰述对今天的亚述学而言,几乎都是一堆堆废纸。直到十九世纪初(1802年),天才的德国中学教师哥特芬(g. f. grotefend)在偶然研读辗转传到西欧的古波斯帝国首都波斯玻利斯(persepolis)铭文基础之上确认了记录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异于西方字母文字之音符文字特性并释出部分符号的音值[ix],以此为开端,由爱尔兰牧师欣克斯(e. hincks)、英国军官罗林森(sir h. c. rawlinson)、法国学者奥佩尔(j. oppert)等人带动的钻研以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为代表的一大批古波斯文字新旧材料的风潮,直接促成了该种文字在这一世纪中叶的基本成功释读[x]——而古波斯楔形文字却又是楔形文字体系内音素化程度最高、因而也最为简单的一种,加之贝希斯敦铭文等好几种文字材料都是所谓“巴比伦语”(亦即阿卡德语方言之一)与其他民族语言书面记录的合璧形式,在利用研究较为深入的古波斯语来破解楔形文字时作用巨大;所以,借助当时已为比较语言学透彻研究的闪米特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的成果[xi],欧洲人终于在十九世纪末成功释读出阿卡德语这种古代中近东地区使用最为普遍的语言,亚述学便是在此基础上正式诞生的。随着一篇篇泥版文书的解读,上古西亚居民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重现于世,不仅彻底推翻了以前异族记载的歪曲与含混,使今人能在考古实物和本民族文献的基础上重建这一段漫长而重要的历史,而且使在西方文化中影响巨大的《圣经》(主要是《旧约》)里许多神奇怪诞的描述获得了相当的历史背景依托。作为近现代腾飞的欧洲科学技术之源泉的古希腊科技思维也意外追溯到了更为久远的渊源[xii],立足于此的亚述学,其重要意义已不言自明,其演进脉络也昭然若揭。

  同样能够说明问题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西夏研究的第一高峰期以刊布原文和汇集资料为其主要特点(也兼及部分专题性的探讨),但对西夏文字的构造、西夏语语音、词汇及语法的探讨颇乏全面性、系统性[xiii],这就意味着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除了语文学方面堪为后来作铺垫[xiv]以外皆与西夏文重新发现以前的杂史研究一样难显突破性。而今天的西夏学研究,无论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外,尽管已成功识读的西夏文字占其总字数的相当部分,但西夏语文的娴熟运用与西夏学的全面探讨似乎还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前者往往执着于纯粹的文书翻译而罕于从事就原文径直探究西夏特质的工作,而后者最多也只就利用前者的现代语译文进行研究,前者不可避免的错误由是被因袭,而后者却往往易于将这类错误发挥、演绎出某个“崭新”的荒诞结论——提出西夏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观点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xv]。

  这类学科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则是学科研究的综合化和国际化,也即借助不同国家的研究力量并广泛采撷各个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进行“地毯式”研讨,这样一来,效果往往出奇制胜,结论也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亚述学从其诞生至今都是国际合作、多学科参与的结晶,前已论及,兹不赘述;而具体论及西夏学,我们可以认为,学科研究的国际化(实际上也就是近现代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积极引入)和跨学科专家对涉及西夏民族、语言文字、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的全面探讨,则是其学科体系得以成形并能继续发展的两个先决条件[xvi]。由此不难理解,虽然由于科兹洛夫黑水城探险的意外丰收,使得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俄国人中涌现了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这样的西夏研究大师级学者,但真正的西夏学——正如聂历山本人也承认的那样——此时并不存在,而至多只有被称为“西夏字学”或“西夏语学”并以此为主体的国际性西夏研究的一时繁荣[xvii]。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当时的苏联才出现了以克恰诺夫(е. и. кычанов)、苏敏(м. в. софронов)、克平(к. б. кепинг,原译柯萍)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在其独有的丰富藏品基础上专攻西夏研究的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具有相当份量的研究成果并附以部分西夏文献原件的刊布,其研究涉及到有关党项西夏的各个方面,这才能够被视为苏联西夏学学科的正式确立。

  但若具体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又发现了两者的差异:亚述学的特征在于基于语文学之上兼及考古学材料的历史重构和人类学探讨,西夏学重视的则是在语文学基础上的文献整理和历史分析。细究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背景文化和背景学科的存在与否及其影响力的大小是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之所在。亚述学所依托的文化背景是人类文明曙光乍现之时众多民族集团在亚、非、欧三大洲会聚之处纷繁芜杂的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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