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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国强:新兴大国的对外开放新战略(一)

更新时间:2011-12-09 19:46:27
作者: 隆国强 (进入专栏)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对外开放的一个里程碑。鸦片战争以后,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在努力探寻国家富强之路,中国对外开放充满了波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中国对外开放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对于评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十年时间可能还不足够长,但是,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自我反省与总结,才能少走弯路。因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之际,回顾“入世”十年的发展状况,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当前与未来中国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展望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正式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这与中共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一致的。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为基本取向的国际组织,因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除了接受它所倡导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之外,也对进一步开放中国贸易与投资市场作出了一揽子承诺。从国际社会的视角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接受现有的主流国际规则,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因此更具可预见性。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回顾过去的十年,我们可以看到,其影响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实现了更加快速稳定的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加入世贸组织前,1978年—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6%,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年,即便遭遇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仍达到了10.45%,这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20年相比,这十年中国经济不仅速度更快了,而且增长更加平稳了,经济的波动程度大大降低,稳定性大大增强,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仍有9.1%,比本轮增长最快的2007年降低5.1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年度最高速度与最低速度的差距分别是11.1个百分点和10.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入世后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原因是多方面,其中,“入世”后大幅度提升了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我国能够在全球而不是局限于国内进行资源配置,回旋空间大大扩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国参与全球分工程度加深,会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因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会降低。诚然,外部冲击会加大一国经济的波动性,但另一方面,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比仅依靠国内市场的空间更大,有利于降低波动性。究竟哪股力量的影响更大呢?入世十年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揭示,相比封闭经济,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提高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不是加大而是降低了。其实,系统论在理论上早就证明,大系统比小系统更加稳定,开放系统比封闭系统更加稳定。

  第二,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中国从世界第六大出口国迅速跃升为第一大出口国,占全球市场的份额提高了5个百分点,增加了一倍。不仅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一些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提高。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产品协议令电子信息产业(ITC)成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中国充分发挥优势,参与电子信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尽管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低附加价值的环节,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2位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大国,而且也涌现出了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新兴跨国公司,正在快速向高附加价值环节攀升。中国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在信息服务外包(ITO)、商业流程服务(BPO)等新兴服务贸易的全球市场上,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更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些国人曾经担心会因加入世贸受到严重冲击的行业,如汽车、农业、金融服务等,并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结果,相反,有些产业的竞争力还得到了大幅度增强。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中国的银行业非但没有受到入世后大幅度开放市场的冲击,反而从入世前的“技术性破产”境地,经过大幅度改革重组,实现了凤凰涅磐,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变成世界上赢利能力最强的银行,在全球最大和最赢利银行中名列前茅。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没有明显增加,个别著名外资金融机构经过几年的试水后,甚至退出了中国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所以能够促进产业竞争力的增强,一是因为“入世”大大地拓展了外资准入的范围和程度,国家按照世贸规则修订了相关法律,增加了我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因而增加了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外资的进入既增加了竞争压力,又带来了新的技术与管理的示范。二是市场开放大幅度增加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三是入世推动的大范围高强度改革,理顺了体制机制,开放与改革给国内发展带来多方面的红利,例如,“入世”后的前五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提高速度远远高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从而增强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四是入世后我国综合国力快速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我国企业通过“走出去”在全球主动配置资源的能力大幅增强,整合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力地增强了竞争力。 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额位列世界第5位。 “入世”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有序推进对外开放,而不是保护,才是增强一个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力地推动了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修订了2300多份法律法规和数十万份政府文件,不仅大大推动了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与国际惯例并轨的涉外经济体制,而且大大推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很多世贸组织的规则通过国内法律的修订成为了我们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从而大大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改革道路的一条独特经验,这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达到了巅峰。

  第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增强了国民的开放意识与规则意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精英层开始睁眼向洋看世界,先是开展洋务运动,着眼于学习西方的器物。但甲午海战后,国人认识到,仅仅学西方的器物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学习先进的制度,从而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后,早期的共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一些知识精英认识到,学习器物与制度还不够,还要学习西方的文化,从而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对于长期封闭的中国而言,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制度和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均是十分重要的,而制度与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从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到最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入世”之路长达15年,中国政府将这一漫长的谈判进程演化为对全民普及WTO知识的过程,变成启蒙开放意识与规则意识的过程,如此大规模地教育普及世贸知识,在全球是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全民开放意识与规则意识的树立与强化,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国民,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中国未来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与世界实现共赢,将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总体上实现了趋利避害,有几条重要的经验:

  第一,准确判断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坚定不移地坚持有序扩大开放,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牢牢把握战略机遇,防范开放的风险。中国对外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把握一个机遇,即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产业跨境转移的机遇,发挥了一个优势,即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实现了一个目标:出口创汇。

  第二,把对外开放的压力作为推进改革的动力,始终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来增强国际竞争力,来应对挑战与冲击。

  第三,用政治决断消除各种阻力,用宣传教育凝聚全民开放与改革共识,政治决断与社会共识形成良性互动。

  第四,把对外谈判与自主推进渐进式开放有机结合,通过渐进引进国际竞争压力增强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成功地避免了谈判结果对国内市场产生过大冲击。

  第五,认真履行对外承诺,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教训与启示

  

  回顾加入世贸谈判与后来的发展,我们也有一些值得总结的教训与启示:

  第一,准确评估我国产业的竞争力特别是提升竞争力的潜力,对于确定对外开放战略与开展对外谈判,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加入世贸之初,国内对汽车、农业、金融服务等一些“弱势”产业会否受到外部竞争冲击充满了担心,加入世贸后十年,这些产业非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得到未曾预料的长足发展。这一方面得益于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我国政府与企业的改革与调整。另一方面,是否存在着事前对我国“弱势”产业增强竞争力潜力估计不足的原因呢?事后看来,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从世界各国看,担心开放会冲击本国的“弱势”产业是阻碍一国推进对外开放的主要原因,往往因此放弃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 “弱势”产业往往倾向于利用各种话语权来阻挡进一步开放,有时甚至会用极端的语言来“吓唬”决策者和公众,而不愿意通过改革和调整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因此,准确评估本国“弱势”产业的竞争力和对开放的承受能力,准确把握导致其竞争力较弱的原因和评估提升竞争力的潜力,对于一国决定对外开放的目标、进程和时序,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牢牢树立发挥比较优势的理念。一国从比较封闭走向比较开放的进程,就是不断深化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实质是将资源配置向具有比较优势部门集聚的过程,这正是深化全球分工来提高效率的真正含义。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拥有国际竞争力,美国如此,中国亦如此。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就意味着,扩大开放必然会带来结构性调整,资源将从比较劣势部门更多地流向比较优势部门,提高整体的效率。因此,能否通过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来获得总体利益,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结构调整与利益补偿机制,将资源(最重要的是劳动力)从比较劣势部门顺利地转移到比较优势部门,开放的获益部门要能够充分补偿受损部门。如果缺乏这种机制,个别部门就可能阻碍开放的进程,丧失扩大开放的巨大收益。一些国家因农业部门反对开放而难以获取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整体利益,这样的事例应该成为我国的镜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国的比较优势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变的,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本质上是一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结果。

  第三,扩大开放需要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有效的协调机制。加入世贸时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曾感慨:美方代表团背后坐满了智库与业界人士,为谈判提供支撑,而中方代表团背后空空如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我们从实战中培养了一批涉外经贸人才,但是,与当今中国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需要相比,具有战略思维、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人才更显匮乏。一个国家如果不愿意投资于涉外人才培养、智库研究,软实力的匮乏必然会令其硬实力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在这种状态下,投资软实力的边际收益将是巨大的。部门间的有效协调也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加入世贸谈判时,由高层领导人领衔达成了部门间的协调,但这是一种临时而非常态的部门间协调机制,这一机制随着加入世贸谈判的完成而消失。如果一个部门、一家大企业就可以因自身利益而阻碍一个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这充分暴露了现行协调机制的低效,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本报告是中国发展基金会组织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后的中国”研究课题的总论部分,作者感谢中国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不妥之处由作者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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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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