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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珏:沈从文与北京

更新时间:2011-12-08 21:13:57
作者: 王晓珏  

  

  以沈从文来谈北京,也许大家会觉得不甚切题。首先,沈从文并非北京人,而是一生以“乡下人”自居的湘西凤凰人,甚至还不是纯粹的汉人,混合有汉、土家和苗族的血统。如果说这样以地域作为界定人的标尺,未免太过狭隘,犯了当年鲁迅在“京派”“海派”之争时写的《南人和北人》中所嘲讽的褊狭与小气,那么,似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与北京不甚相干。他的文学创作鲜以北京为对象,亘古如斯的湘西似乎是他所经营的惟一主题。然而,沈从文与北京之间的联系却是紧密而奇特的。且不说从一九二二年离开湘西到达北京,入住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六十一号湖南酉西会馆,直至一九八八年在崇文门东大街二十二号楼的寓所谢世,沈从文先后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大半生的时间,经历了北京/北平的历史沉浮变迁。最重要的是,沈从文无疑曾是北平文坛的中坚人物。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在北平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以及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八年底在北平编辑《大公报·星期文艺》、《经世报·文学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和《平明日报·文学副刊》四大刊物期间,沈从文培养和集合了北方一批青年文人。他的文学和历史观念的形成,也与这座以其独有的方式交汇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息息相关,且与之就现代性的理解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话。这种现代性的对话不仅反映在文学领域,更表现在对北京古城改造、古都文物和博物馆研究中现代和传统的接轨问题,以及如何融文物、文献和文学为一体进行历史书写等方方面面。

  首先要讨论沈从文四十年代有关文学和艺术的思考和实验性的写作,这些有关语言表述形式与困境的思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自觉的一次现代主义尝试。

  创作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年间的《边城》一直被视作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最高点。此处限于篇幅,无法讨论沈从文早期的写作。但我以为,任何对《边城》以及其他有关湘西的作品的解读,都应注意“在京城写《边城》”这一特殊的时空框架。对沈从文而言,一生萦绕笔头的湘西,不仅是对乡土留恋难去的乡愁,更是一种对都市现代生活的对抗。湘西是他永远无法真正到达的所在,他的记忆或文学虚构基于一种前历史的乌托邦式的时间与空间,并试图以这种时空建构来击破现代社会的“同一的空洞的时间”(本雅明)。所以,沈从文一直坚决地反对在北平和上海文学界出现的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现象。这一观点,无论在三十年代的“京派”“海派”论争期间,还是四十年代在昆明写下的一系列文论中,都十分清晰地一以贯之。

  沈从文对文学思考的侧重面在三十年代末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完成《边城》后不久,尤其在四十年代僻居云南呈贡县期间所进行的“内省”,从文学的功用与性质问题转到对写作本身以及艺术对于生命的意义的思考。在这“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的八年间,他经历了深刻的语言表达的困境以及其后更深的主体危机,并以《看虹录》为实验性写作探讨了新的语言表达和新的文学形式的可能性。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十分少有的一次现代主义语言和审美危机的自觉和体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运动中,对语言和主体性危机的体悟和思考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不断异化的现代体验,主体越来越深陷于语言和审美的困境。其中标志性的文字首推世纪末维也纳现代派文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钱德斯阁下的一封信》,其中深入探讨了现代境遇中文字以及各类艺术表现力与自然的关系,文人的失语症等语言和表达危机。

  在《烛虚二》的题词中,沈从文写道,“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生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沈从文认为,在自然万物生命之中存在着超越具体时代政治和生命个体局限的永久的美,这种美无处不在,却又稍纵即逝,难以固定和捕捉,所以,他名之为“神”,为“圣境”,为“抽象”,为“生命之火”,为“最高的德性”。在沈从文看来,惟有超越具体“食,性”之“动物原则”之上的“生命”才能感受和捕捉到这种美和神性。所以,只有克服“贴近泥土”的遵循“动物原则”的“人”,才能靠近和得到真正的“我”,从而认识真正的“人”。这也正是他在六十年代写的《抽象的抒情》的题词“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深刻意义所在。

  这其中很明显带有弗洛伊德关于主体思考的影响。当然,有关主体思考是十八世纪末以来浪漫派最中心的问题。而沈从文的思考则更进一步。他认识到这种美是没有具体形式的,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如何用具体的形式保留和重现这种流动无定的抽象,成为困扰沈从文的最大的问题。他认识到,这种美的境界,“似乎用文字颜色以及一切坚硬的物质材器通通不易保存(本身极不具体,当然不能用具体之物保存)”。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更坚固的材料,更完美的形式”来捕捉和保留这种抽象的美,却又清楚地意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所在。这种美的“生命之火燃了又熄了,一点蓝焰,一堆灰”,“凡能著于文字的事事物物,不过一个人的幻想之糟粕而已”。因此,他说,“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不如音乐”。如何运用和经营文字,使之可能保存和重现这种由幻想而来的形式流动不居的美,成为这一时期沈从文关注的中心。而小说《看虹录》是他在这一方面所尝试的最重要的文字实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在此做一次文本细读,而这样的细读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可以引导我们注意沈从文是如何以情欲来书写艺术,如何经营句式和文本结构,运用隐喻和转喻,从而模糊和消解主体与客体、作者与读者、各种具体感官之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以一种流动的形式来再现一种流动的美,保留瞬息即逝的神的印象。在自传体散文《水云》中,沈从文视这部作品为“就中且无一个文字”,“一本完全图画的传奇”。

  这种超前的思索和尝试,自然不易为时人所理解。沈从文对个人的主体经验的强调与当时一切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基调自然是大相径庭的,那么,《看虹录》被视为“颓废,堕落”和“追求肉欲的色情文学 ”,在当时的情境下自不是什么意外之事。一九四八年底,郭沫若加置的“桃红色的反动文艺”的罪名,成为沈从文最终不得不退出文坛的最致命一击。钱理群所谓“沈从文所热衷的‘实验小说’,至少在一九四八年前后的中国文坛,还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甚至危险”。诚哉斯言。其实,在此之前,国共内战的硝烟已使沈从文再没有可能继续这种文学试验了。但是,他对艺术与生命关系的思考,却在他抗战后又一次主持北平文坛时继续了下去。

  这种思考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如何以艺术代替政治,以美育为中心进行北平故都的市政建设,为故都带来真正的“文艺复兴”。在一九四七、四八年间,沈从文以巴鲁爵士为笔名发表了一组北平通信,就如何改造这个古都,包括改进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美术专科学校等等,作出了一系列的构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字为《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 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假托先贤之口,在北平营造了一个艺术的理想国。这个艺术的都市,请参与设计了联合国大厦的梁思成任副市长,主持都城保护。警察局长则由戏剧导演或音乐指挥,其次由园艺专家来担任,而教育局长则应为工艺美术家。北海边的草地上建起六组白石青铜像群,纪念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建筑、电影六部门半世纪以来的新发展和新贡献。以美术、音乐、艺术等来管理这个城市,以美育陶冶民众,综合美术与科学,作为人类新信仰的基础。当然,如此的理想国只能是一介书生的梦想而已。历史的反讽是,梁思成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果然参与了北京的城市建设,只是,他那些有关保留和开发城墙、在北京西面新建一城以适应新中国首都建设的需要等设想,不得不退让于社会主义纪念碑式的政治中心设计的宏伟蓝图。

  第二层有关北平故都重建的设想见于沈从文对北平博物馆和文物研究的思考和批判。一九四八年前后,沈从文写了一系列有关文物和博物馆改进的文章,对文化史以及现代博物馆的性质和意义做了深致的阐发。就中国三十多年来对文物的研究态度和对博物馆的利用,沈从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弊病:或近于旧时玩古董字画的风气,或一味地追求西方艺术,忽略了传统美术,使博物馆成为堆积中国传统艺术品的没有生命的所在。如何改进博物馆和文物研究,结合传统和现代,使博物馆不再只是文明的桎梏、僵死的文化分类权威,是沈从文思考的重点。

  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可追溯到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在保靖替陈渠珍整理古籍、旧画、陶瓷文物,并为之编目。一九二二年到北京后,沈从文住在前门外湖南酉西会馆,常在附近的琉璃厂、前门大街、出售和制作各种手工艺品的廊坊头二三条等各处观看文物古董,在他眼中,这不啻为“中国文化博物馆”。而东骡马市大街的各家镖局,天桥形形色色的地摊市集,更是“一个明清两代六百年的人文博物馆”。从三十年代,沈从文开始以个人的力量购买并收藏各种文物、瓷器、锦缎、丝绸、古籍等等。抗战结束后,北京大学筹办博物馆专业时,沈从文更凭着自己的文物鉴别知识,四处为博物馆买文物。

  一九四八年,针对内战炮火对历史文物的破坏,沈从文指出,问题不仅仅在于呼吁和平,保护文物,“重要的恐怕还是社会多数学人对于历史文化广泛深刻的‘认识’”。故宫博物院建立二十四年来,工作单单停留在“点验”,“保管”,“陈列”三事上,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北平各大学文、史、美术、人类、社会、建筑和博物馆各系科共同合作,使研究和陈列并重,学术与现代工艺生产结合,脱离玩古董字画的旧习气,发展成现代的博物馆,“成为国家民族复兴一种象征”。

  而且,博物馆必须和现代手工业生产结合起来,才是现代与历史最好的结合方式。在参观了一九四八年“双十节”在午门城楼上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后,沈从文感慨景泰蓝、琉璃料器、灯彩香药、象牙、刻玉、剔红堆朱漆器等各种北平传统手工艺品生产与制作的水准低落,呈日渐衰败之势,从中看到这个城市过去的光荣已经日就衰落。他认为,如何发展和改进北平的手工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个深一些的新旧接触与重造问题”。如果不改变眼下对文物美术的态度,“不知活用与现代问题接触,即拥有国宝十万件,其实亦了无意义”。所以,真正的文物保卫,艺术革命,“特种手工艺复兴”,关键在于“文物艺术古典与现代化接触问题上”。只有深入研究艺术文物,并以之为现代生产所用,才能“使‘现代文化’与‘古典文明’重新熔接,旧有的光辉复燃烧于更新创造中”。

  这些文章写于内战炽烈之时,其时的政府自然不会有闲暇顾及于此。历史的意味深长处在于,在一九五一年沈从文从文学转向历史之后,这些观点不但继续在其后一系列的文章中被加以阐发,更为他本人所身体力行。

  沈从文在一九四九年经历了人生最凶险的一次精神危机,自杀获救后,离开北京大学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此退离文坛。这一转折,当然是历史政治变化下的悲剧,但是,其后也隐含着更深一层的现代性美学的危机。上文论及的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构想和思考,他所强调的艺术的自足性、独立性和主体性,自然是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所倡导的文学艺术的政治化和大众化背道而驰的,沈从文以审美和主体性为中心的现代性也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话语所要彻底摧毁的。也许没有人比沈从文自己更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冲撞和悲剧的必然性。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成为围城,七日,在给一个叫吉六的青年的信中,沈从文写道:

  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那么,进了历史博物馆,沈从文也就从此成了历史了吗?文学创作毕竟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沉默不等于终结,收入去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二十八至三十二共计五卷有关物质文化史研究的皇皇巨著,应该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这位北方文坛巨子在长年沉默中达到的又一次突破。在思考中国终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自己可能面临搁笔沉默的命运时,沈从文写道,“从五四起始,北方文运传统有个一贯性,即沉默工作。这个传统长处或美德,有一时会为时代风雨所摧毁,见得寂寞而黯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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