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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珏:沈从文与北京

更新时间:2011-12-08 21:13:57
作者: 王晓珏  

  且大可嘲笑。然而这点素朴态度,事实上却必定将是明日产生种种有分量作品的动力来源。不要担心沉默,真正的伟大工程,进行时都完全沉默!”

  

  要解读沈从文人生中这又一次的重大转折,关键在于厘清沈从文的文学观和对现代性的理解,是如何在他的物质文化史与博物馆研究中得以表现并继续了下去。沈从文所理解的历史绝非僵死的中国数千年文明的博物馆化,而是一种现代的、活生生的历史。而博物馆的现代意义正在于此。现代博物馆不仅是现代美育的基础,是文史的结合和一种新的对历史文化的认识,而且,博物馆研究可以促成现代文化和古典文明的熔接。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博物馆的建立都是现代的产物,是现代启蒙思想的反映。回顾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博物馆的产生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启蒙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欧洲现代史上最具标志意义的卢浮宫博物馆,正是在一七九三年从一座标志皇权的宫殿转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这不仅仅是一场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更是十八世纪以来百科全书运动和启蒙思想所促成的一种新的观念。博物馆所代表的是整体的文化遗产和系统的经典范畴,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象征。 在中国,博物馆同样是现代性的产物,其建立同样是现代革命的成果。辛亥革命之后,首先于一九一四年将清宫外朝各殿阁,如文华、武英、太和、中和、保和各殿,开辟成为北平古物陈列所。一九二五年,在清室搬出故宫内廷后不久,便组织成立了博物院理事会,变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而民国以来最早设立的公立博物馆为历史博物馆,辛亥革命结束后,教育部马上在国子监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着手建立历史博物馆,一九一八年迁至天安门内故宫前部端门至午门一带。以端门为正门,包括午门楼上,“计正楼九楹,左右各三楹,东西两观、四亭、两庑共为百间,分为十大陈列室”。对于沈从文而言,“这座过去象征政治权威的午门楼”变成了历史博物馆,是有着深刻意义的,是以艺术代替政治的最好象征。

  沈从文于一九五一年正式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之前,在一九四八年的《收拾残破》中,沈从文如此概括博物馆研究的意义,“题目是‘收拾残破’,私意从此做起会为国家带来一回真正的‘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不是为装点任何强权政治而有,却是人民有用心智,高尚情操,和辛苦勤劳三者结合为富饶人类生命得到合适发展时一点保证,一种象征!”所以,现代博物馆是现代美育的基础,是一种新的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在写于一九五四年的《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中,沈从文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历史科学必须结合以文字书写的文献与文物实物,综合文字、绘画、金银错器物、漆器、丝绸、砖瓦陶瓷等艺术的各类。 沈从文全集最后五卷的历史研究,正是他独到的历史观和现代美学思考的最清楚的表现。正如他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引言》中所言,“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给人印象,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独特的历史观和历史书写呢?沈从文有关文物和博物馆的思考是他历史和美学思考的一部分,同时组成了他有关现代性思考的重要内容。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历史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历史,生命是他的关键词汇。他营造的记忆和文学世界正是他历史观的最好的表现,在这一点上,他与尼采、柏格森、普鲁斯特和本雅明一样,是现代主义的历史书写者。尼采,沈从文的数位精神影响者之一,在对历史与历史学作出重要思考的《不合时宜的思考》之二中写道,必须打破十九世纪后半期窒息一切的、纪念碑式的主流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观,如此,方能产生一种富于生命力的历史,由此最终促成现代文化的生成。一九五一年,在结束了长达一年的革命大学的学习后写下的题为《我的学习》的检查中, 沈从文审视了自己四十多年来的思想历程,他坦然承认自己所固守的是尼采式的原则,即,“脆弱文字将动摇这个虽若十分顽固其实并不坚固的旧世界,更能鼓励年轻一代重造一个完满合理的新世界”。

  当然,尼采所批判的十九世纪后期的那种纪念碑式的历史史观和研究方法,是应当时德国民族国家建立的需要而产生的,目的在于以一种文化整体性来弥合社会现实的种种分裂和矛盾,并赋予民族国家的建立以一种文化上的合理性。尼采的历史和文化批判深刻影响了沈从文对中国语境所作出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思考。对沈从文而言,历史是生命瞬间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的表现所形成的整体,而非仅是二十五史等所谓正史所记录的满纸战争杀戮和宫廷阴谋。时间只有具体到各种东东西西才有意义。“要说明时间的存在,还得回头从事事物物去取证。从日月来去,从草木荣枯,从生命存亡找证据。” 历史更在于花花草草、坛坛罐罐的点滴艺术与文化之中,因而,历史更是艺术文化史,而非政治的工具,无论是帝国政治还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早在三十年代,沈从文就在自传中记下了他最早的有关历史和艺术的启悟,“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认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惟有这些承载了生命神性的东西才是永久的,才是人类历史真正的组成部分,并将超越肉体而永久存在。因此,这五卷物质文化史,细观之下,是文字,是图像,是符号,是音乐;同时,它们也是历史,是笔记,是散文,是小说,总而言之,沈从文后半生所经营的是融历史、艺术和文学为一体的一种别样的历史。

  四十和五十的转折年代,当北京又一次向现代化迈进,沈从文在这历史关键时刻从文学到历史,从文学想像世界到物质文化研究,回应其时势压一切的革命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代“大叙事”。“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沈从文在物质文化研究中谱写出另一种历史,敷衍出另一幅现代性图景。一九四九年之后,当社会主义现代化话语统领一切的时候,天安门城楼是一次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的中心,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头像悬挂的地方。而在天安门内,沈从文在午门城头上,在数以百万计的文物和历史积淀中书写他的物质文化史,经营他的独特的现代性,沉默地回应纪念碑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叙事。天安门内,午门城头所寄有的这方艺术与历史的空间,或许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层层现代性绝妙的写照。

  

  (《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二○○二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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