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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探查“潜结构”:三个红色文本的精神分析

更新时间:2011-12-08 16:32:56
作者: 张清华  

  

  对于“革命文本”的精神分析,本身有似于一种“解构主义阅读”。这样的例子也如欧美学者经常做的那样,比如对“革命者”的道德状况与个体动机进行探查,结果表明某些政治人物的极端个性与政治作为,实则是出自一些无法言喻的隐秘的无意识的驱力。这方面的例子有美国人威廉?布兰察德着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还有的干脆更绝,是对大量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与人物描写进行无意识结构的分析,认为这些内容都是出于某种“色情动机”或“性想象”而进行的伪装。其例证是美国人阿尔伯特?莫德尔所著的《文学中的色情动机》(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当然,更为经典的是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家保罗?德曼等人的思路,将早期的启蒙革命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做了无意识分析,认为那不过是“辩解”(保罗?德曼:《解构之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究其实,还是老弗洛伊德“文学是力比多的升华”理论的翻版。我们当然不能如此“刻毒”地去对待上个时代的政治化文本,但对于其无意识内容的分析一定是有必要的,它一方面可以解析出这些文本中“有意思”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会使我们以往对它们所做的惯常的解读面临“被颠覆”的境地。

  不过在我看来,精神分析是确立“文本复杂性”的一把钥匙,而文本复杂性则是“文学性”的基石,没有文本复杂性的作品显然不能说是有深度模式的作品,没有深度便谈不上文学性。因此,当我们面对那些传统上认为比较好的红色叙事或革命文本的时候,便要极力搜寻其无意识深度中的某种可能性,这样才能真正在当代的语境与价值规则中确立它们的意义。这是本文的出发点之一。

  此外,即便不考虑这些动机,精神分析式的解读也具有“纯形式的乐趣”,即这种解读可以纯粹是为了“好玩”,是一种“追寻复杂性的游戏”。当我们从这样一类文本中看到无意识内容像多年后的一个反叛者那样“潜伏”其间的时候,也会由衷地产生一种历史的会心,乃至一个不由自主的微笑。

  

  一 《洼地上的“战役” 》:用于洗刷冤屈的“白日梦”

  

  195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3期上的《洼地上的“战役”》,是路翎引起最大争议的作品。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都是一个感人的小说,它超越了一般的战争题材的描写,而触及了一个复杂的情与理冲突的人性主题。很明显,它受到了来自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写作思想的蛊惑,刻意把一个革命题材做了深化的心理性处理,使之彰显出了人性的深度。然而,在崇尚简单政治的年代里,这样一篇“追求复杂”的小说是注定要遭到挫折的。

  小说主要设置了三个人物: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班长王顺,朝鲜姑娘金圣姬。中间的战斗和生活场景也相当丰富,但故事的主干是一个爱情纠葛。按照纪律,任何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都不得与朝鲜妇女发生爱情与婚姻关系,但偏偏,这个漂亮活泼的朝鲜姑娘爱上了志愿军新战士王应洪。她热情大胆步步紧逼,王应洪则小心翼翼退守回避。这个秘密被班长看在眼里,他及时地提醒了王应洪,王应洪则表示自己一直牢记部队的纪律。但毕竟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这个令人痛苦的感情问题开始折磨着他——巨大而本能的情感欲望、幸福感与军人的纪律性之间,开始了激烈的矛盾。当残酷的战斗来临,金圣姬将一双袜套、一副绣了两朵红花和他的名字的手帕塞给了他。军情紧急,王应洪来不及把它们交出就上了战场。在战斗中王应洪负了伤,他拿出金圣姬交给他的爱情信物,向班长王顺坦白,王顺却出于他的同情和理解之心,以及随时有死亡可能的战场环境,让王应洪自己保存。显然,他一是出于对王应洪伤势的担心,希望这信物能给他带来更多精神的力量;二则也是出于人之常情,希望这件事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秘密。这完全是在正常人性范畴之内的、一种美好的战友情谊。不过,随后战斗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王应洪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他神往着这个美丽的姑娘,同时又深深地为自己违反了纪律而自责,最后,他决定在战斗中牺牲。这样,就既在心灵的意义上保全了他们之间纯洁的爱情,同时又不会造成“违反纪律”的事实。他勇敢地冲向敌阵,用一颗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随后,王顺把王应洪的遗物上交组织,并得到许可去看望金圣姬母女,姑娘强忍悲痛接过了信物,王顺将一张王应洪的照片送给了他。一场违反战争纪律的爱情,最终变成了一个令人感动和伤惋的传奇。

  《洼地上的“战役”》称得上是一篇真正的战争小说,它对英雄的理解是这个年代中最深入的,它同时还真正阐释了“战争与和平”的哲理,对个人爱情、个体利益与国家政治和战争政治之间的冲突,在不经意的细节中做了非常富有悲剧内蕴的诠释。这个悲剧内涵在于,即便是正义的战争也具有迫不得已性,它仍是以牺牲人的生命和毁灭美好的感情为代价的。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事实上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仅此一点,便是路翎在小说中刻意增加的意识形态内容——诸如概念化的纪律强调、以及最后高昂的国际主义精神等等,所无法替代和压抑的。

  所以也难怪它会受到批判:不仅是因为无知的“误读”,还因为这个时代是无法容许这样的理念存在的——“纪律与爱情的冲突”,“个人温情主义战胜了集体主义”,“爱情已冲破了纪律的约束”,用“渺小的甚至是庸俗的个人幸福”,“代替了集体主义和阶级觉悟的巨大力量”,“堕如到主观主义、神秘主义的泥淖中”……因而,这便是一个“宣传了个人主义的有害的作品”。①但事实上,侯金镜的这篇批评文章中提及的有问题的段落,恰恰是小说描写得最好和最见深度的部分。在战场上,王顺和王应洪关于金圣姬的那段对话,还有王应洪决意牺牲时的那些内心世界的活动,都是真实感人的,正是这些内容,体现了路翎不同一般的艺术才华和写作功力。

  但上述分析无疑都过于一般化了,还是让我们来探查一下小说中的“深层结构”。假如说别的革命叙事完全是“在无意中留下了无意识结构”的话,那么这个小说几乎是唯一“有意识地深入到无意识世界”中的一个例子。这一点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没有“主观战斗精神”的观念意志的话,不可能冒这样的风险,去构造一个在小说中非常危险的“白日梦”。当王应洪带着他对金圣姬的想象、对志愿军纪律的忌惮、以及一个年轻人的心理躁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场敏感的无意识活动。作为一个初次深入敌后战场的新战士,他的紧张和兴奋导致了“意识活动的过剩”。这类描写在过去的革命文本中是不可能予以展开的。在这里,小说固执地对人物的深层心理进行了正面的刻画。“他用各种方法鼓舞着自己,可是他的思想活动好像也是很困难的”。“思想活动的困难”反映了他此刻心理有似“半梦境”的状态,其紧张的程度、以及期望有所“排遣”的冲动。这正如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分析的,“只要外界的神经刺激和肉体内部的刺激的强度足够引起心灵的注意,它们即可构成做梦的出发点和梦资料的核心,然后再由这两种心灵上的梦刺激所生的意念间,找出一种适当的愿望达成”②。接下来的梦境,便是这种“愿望达成”的结果:

  忽然地他想到,母亲到了北京,在天安门看见了毛主席,母亲拍着手跑到毛主席面前,鞠了一个躬,毛主席说:“老太太,你好啊!”母亲说:“多亏你老人家教育我的儿子,他现在到敌后捉俘虏去啦。”于是他又想起了金圣姬,她在舞蹈。看见了她的坚决的、勇敢的表情,他心里有了一点那种甜蜜的惊慌的感觉,他说:“你别怪我呀,你不看见我把你的手帕收下了吗?”可是金圣姬仍然在舞蹈,好像没有听见他似的;敌机投下炸弹来了,那个“人民军之妻”紧抱着孩子扬起头来,她的嘴唇边上和眼睛里都有着悲愤的、坚毅的表情;于是那个英勇的人民军战士一下子出现了,他的胸前闪耀着国旗勋章。……但忽然地这一切都消逝了。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爱的人以及相应的危险都固执地出现了,他原始的保护者母亲也出场了,特别是,梦境中还出现了一个性质含混的权威人物——“毛主席”。他究竟是制定纪律的“惩罚者的化身”呢,还是颠覆纪律、宽恕做梦者的“福星的化身”?一切都是以含混的状态出现的。小说中的王应洪发生了近乎漂移的“意识流”活动:激动、兴奋、神秘、恐惧……他似乎返回到十岁时试穿新衣的童年,但分明又是在此刻的战场——这暗示着他对战争本身的恐惧,试图“返回童年”的逃避情绪,这是其一;其二,他想到了金圣姬——这似乎表明他期望能够得到这份感情上的肯定和慰藉。但是这一想象马上使他感到了更大的危险——因为那同时意味着对铁的纪律的违反。怎么办?他只有期望“奇迹”发生,而奇迹发生的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得到最高权威的一个“默许”——母亲来到了天安门,有替他诉说“爱的冤屈”的意思,因为这一切既非他故意为之,同时又是这样自然地合乎正当人性,怎么就不能见容于眼下的环境呢?他希望他的保护者母亲出面为他解决,但她却只能完成情感的倾诉,无法更改铁的纪律。于是最“大胆的幻想”发生了,他看见了与“毛主席”站在一起的母亲,“毛主席”含糊其辞地接待了她,却没有明确表态。设想,如果这时“老人家”开口,那么也就意味着问题解决了,作为最高领袖他的态度自然远在所谓“纪律”的约束之上,但这里恰恰由于理智的控制,王应洪的梦境中没有出现这一幕(当然也是路翎所必须遵循的“政治正确”);所以,接下来的一幕就变得十足暧昧了——这是其三,他看见的金圣姬是作为“人民军之妻”在舞蹈着的。这个场景是先前的文艺演出中的一个幻影,金圣姬“抱着孩子”的形象,其实是王应洪此时所幻想的他们之间未来的家庭生活。不过,这仍然与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身份相左,因为她毕竟属于另一个国家,终将是“人民军”的妻子。

  接下来,他的行为便有了依据:这个梦促使他“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与处境:第一,尽管有母亲的“变相求情”,最高权威并未认可他与金圣姬爱情的合法性;第二,自己的身份无法改变,所幻想的未来生活其实是属于别人的;第三,自己可能已经犯下了无法原谅的错误。所以他在直觉中意识到自己必有一死,而死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唯一途径,不但可以化解眼前的尴尬,还能使自己由“罪犯”变为“英雄”——让“胸前闪耀着国旗勋章”。所以,他做出了“牺牲自己,让班长出险”的决定。表面看这是“革命战士的本色”,但在这里他确实有具体的心理逻辑在支配着。当这么决定的时候,他变得不再慌张了,战斗动作进行得异常稳健和专业。在腿部负伤后,他很自然也很主动地做出了牺牲的选择,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这个梦境中的活动,其所有的元素,“就愿望达成的观点来仔细推敲,每一细节均有其意义”③。王应洪在梦中象征性地与金圣姬实现了结合,且这一结合还得到了最高领袖的默认,它使这位十九岁的年轻人产生了极大的满足感,也加强了他的英雄主义的牺牲冲动。

  需要留意的还有王顺的心理活动。我不能不惊奇,路翎的小说中居然对王顺的无意识活动也有非常敏感的触及,这位与王应洪比更为成熟的班长,之所以对王应洪与金圣姬的事情格外关注,除了革命战士的“职责所系”之外,却也似乎隐含了某种不易觉察的内心活动,小说中写到了他对妻子的关系,写到他对金圣姬的关注,似乎有一丝酸酸的意味:

  班长王顺的心理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他也说不上来的感情。当他的班里的一个战士对他反映了金圣姬和王应洪之间的状况,并且认为王应洪可能已经有了超过了军队纪律所容许的行为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感情。他回想起了金圣姬纯洁、赤诚的眼光,这眼光使他困惑。……

  他是经过婚姻的人,并且有一个女孩。他一向很少写家信,总是以为他没有什么可写的,他觉得他对她们好像也一点都不想念。但金圣姬的神态和眼光,她在门前的田地里劳动的姿态,她在侦查员们走过的时候忽然直起腰来在他们里面寻找着什么的那种渴望的样子,就使得他隐隐约约地想起了那显得很遥远的和平生活……

  这段叙述不能不说是令人费解的。如果只是为了凸显王顺的“成熟”的话,那么只是写到他克服自己对亲人的思念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特意写到他的“模模糊糊的……感情”,而对家人却“好像一点也都不想念”?如果确定无疑地要写他与王应洪的稚嫩形成对比的成熟的话,这些笔墨是完全多余的——对于路翎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作家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涉笔这个含混不清的陷阱,除非他是铁了心要踩地雷,触禁区,准备好了遭批判。

  当然,如果按照“七月派”作家的习惯性心思,和胡风刻意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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