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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论当前的高收入群体

更新时间:2011-12-07 09:52:58
作者: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55人。如果按照2006年的每家私营企业有业主2.55人的比例计算,那么,到2007年中国私营企业业主共有约13272750人。而上面说了,2007年申报年收入12万以上的只有约163万人,而这163万人的构成,大多数是工薪阶层,不是私营企业主,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并没有申报年收入12万以上的个税。

  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收入状况如何呢?根据2006年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私营企业主的个人年收入平均为18.6万,私营企业主的家庭年收入平均为25.99万。所以,根据全国抽样调查私营企业主自己填答的问卷,私营企业主个人的平均年收入是超过12万的。因此,中国的高收入群体,如果按照年收入12万的标准,估计是超过一千万人的,而不是申报的163万人。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笔者所作的小样本的高收入群体调查的结果。这次调查的职业群体或阶层,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五种:私营企业主、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职员。本次调查发现,高收入群体主要是前两种人:私营企业主和高层管理人员,虽然在中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中也有一些高收入者,但是,与前两种人群比,比例明显下降(见表1和表2)。

  小样本调查的数据显示,88.6%的私营企业主和75.6%的高层管理人员,年收入是超过15万的,而如果将10~15万的人也加上的话,两个数据分别达到了95.4%和92.3%,所以,私营企业主和高层管理人员确实是属于高收入群体,这与我们一般的社会印象也是一致的。该比例与上述全国工商联关于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也相近,所以,看来,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法》将年收入12万以上的人视为高收入群体,还是比较准确的。当然,上述小样本数据也显示,中层管理人员也有将近半数达到了年收入15万元以上的水平,要注意到,很多情况下,中层管理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的界限并不是壁垒分明的,所以,也可以将中高层管理者合在一起视为收入较高的群体。相比之下,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则明显不如中高层管理者,所以,虽然专业技术人员在9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也有明显上升,但是,如果与中高层管理者比较,收入还是要低很多的,所以,专业技术人员在总体上还算不上是高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的年龄、教育与社会来源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高收入群体的年龄特征,也就是年龄对于收入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完全没有体现市场竞争的原则。当年,无论是国营单位还是集体单位,无论是事业单位还是国家机关,奉行的都是统一的等级工资制度,涨工资也要等国家颁布统一的命令。

  这样的体制类似于一种“年功制”,大家论资排辈,年轻人收入较低,年龄越大、资历越老,则收入越高,老的不退后面的人就永远上不去。这样,收入与年龄的关系是正相关关系,用图像显示两者的关系就是从左下到右上的不断攀升的一条斜线。老一代占据高位,年轻一代只能处于低位。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笔者曾根据数据研究发现,年龄与收入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变化,在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年轻人收入高,而中年人和老年人收入低的现象。该数据的获得采用了严格的PPS 抽样入户问卷调查方法,是有代表性的。该数据证明,一个由年轻人构成的新生代,他们的收入居然超过了其他各年龄层②。20~30岁的年轻人的收入居然高于其他各年龄组,中年人组和老年人组的收入均低于年轻人组。与改革前相比,这是一种完全逆转的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此种现象呢?笔者认为,这与90年代中期体制转型造成的大量中老年人的失业下岗密切相关。换言之,由于引入了市场机制,有竞争力的年轻人突显出来,有学历、有文凭、会外语的年轻人进入到高收入的外资企业或新型产业,而中老年人由于技术老化,遭到淘汰,总之,不能适应社会剧变的中老年人的相对收入剧减,于是出现了上述的情况。那么,目前的状况又如何呢?

  此次小样本的数据显示,年轻人占据高收入位置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此次调查的高收入群体中,中年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仅占13.2%,中年人的两个组:31至40岁的占35.0%,41至50岁的占39.6%,两组合计为74.6%,占了绝大多数。而51至60岁的年龄组仅占了11.7%.可见,高收入群体中,年轻人与老年人比例均很低。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判断,我国体制转型的特殊时期已经度过。我们知道,在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收入与年龄的关系一般是一条中间高、两边低的倒U 形曲线。也就是说,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收入较低,45岁左右的中年人收入最高,老年人收入又有所下降。

  这反映了收入与人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密切相关。中年人的经验丰富、竞争力最强,因此收入最高。所以,仅从年龄与收入的关系看,我国已经进入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阶段。此次调查的五个职业群体,年龄与收入的关系如下所示(见表3)。

  其次,我们考察一下高收入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是高教育水平的人收入高,还是低教育水平的人收入高?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始的时候,个体户、“万元户”、私营业主刚刚崭露头角,社会上曾经出现过高收入与低教育的强烈反差现象。那时候,从事个体户、工商经营的多是一些低教育水平的社会群体,受教育较高的干部、知识分子等一般都还在体制内就业,收入反而比较低,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到了90年代中期,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高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我们先看看最明显的高收入群体——私营企业主的受教育情况。90年代末以来,我国私营企业主的受教育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与过去那种私营企业主文化素质比较低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课题组1993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当时私营企业主的文化教育程度是: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的仅占5.5%,其中仅有0.6%是研究生毕业,大学专科毕业的占11.7%,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毕业的合计占35.9%,初中毕业的最多,占36.1%,小学毕业的占9.9%,还有1.0%的人是文盲。③这种情况到了新世纪则有了彻底的改观。根据全国工商联2004年关于私营企业主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其所进行的2998个有效样本的全国抽样调查中,全国私营业主的文化水平比1993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的占20.7%,为1993年的几乎四倍,其中5.7%是研究生毕业,为1993年的将近十倍,大学专科毕业的占31.1%,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毕业的合计占33.6%,初中毕业的占12.9%,小学毕业的仅占1.7%,④这种文化素质水平大大高于我国在业人员的平均水平。

  笔者此次小样本调查,针对的对象都是收入比较高的人,从总体上看,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但是,在这个高收入群体内部,如果比较不同的职业层,就会发现并不是收入越高的人受教育程度就越高,相反,收入最高的私营企业主,如果与其他职业层比较,反而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见表4)。

  表4显示,在高收入群体内部,教育与收入并不是正比例关系,相关检验也不具备正相关的关系。与中层管理人员相比,高层管理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反而要低一些,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时代背景所致,即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是近年才出现的,而占据高位的管理者多是过去受的教育,其学历往往比新一代人要低。而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比私营企业主和中高层管理者明显低很多,但是其受教育水平却高很多。所以,在高收入群体内部相互比较,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并不突出。

  最后,我们看看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作为最高收入层的私营企业主他们来源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呢?如果比较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就会发现,改革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上面对于教育的分析一样,改革初期,传统地位较高的群体很少有进入到个体户和私营工商阶层中来的,最先敢于从事市场经营的多是社会的边缘群体。

  而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则发生了根本的改观。1993年的调查证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私营企业主来自农民和工人的比例比较高。农村私营企业主中有53.5%的人过去是农民,城镇私营企业主中,来自工人的占25.2%,来自农民的占17.2%,两者合计占42.4%.那么,21世纪以来,私营企业主主要是从哪些职业、阶层转来的呢?根据2004年和2006年的调查,我国私营企业主在开办私营企业以前从事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工作的所占比例明显提高。2004年的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下海”前有15.6%的是机关企事业负责人,有10.4%是一般干部,有14.2%是国有集体企业承租承包人,有2.8%是村干部,有1.4%是县处级干部,有13.0%是专业技术人员,有10.6%是供销人员,以上这些从事各类管理、专业技术型职业的人占到了私营企业主总数的68%.⑤而2006年的调查证明,来自干部、国有或集体企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供销员和个体工商户的,合计占私营企业主总数的67.4%.这样的一种职业来源的演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改革开放30年来,私营企业主构成的重大变化。

  

  高收入群体与住房

  

  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老百姓开始有财产了。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也使得老百姓的财产有了更加具体的法律保护。

  什么是老百姓的财产呢?最主要的就是住房。我国城市居民的住房从改革前的公有住房为主体,到今天的住房私有化,经历了一个艰巨的转变过程。从改革初期的“试点售房”、“提租补贴”,到后来的“以售代租”等等政策,中央政府曾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城市居民的住房改革,但是,真正有实质意义的住房改革还是在1998年。这一年,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的出台为标志,明确提出了取消和停止福利分房,代之以货币分房,当然,由于体制的惯性,福利分房的真正刹车,在各地很不一致,又延迟了大约两年时间。总之,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单位福利分房基本被全面停止了。

  而原有的公有房屋、单位房屋,绝大部分按照工龄和贡献的不同,折价卖给了单位职工或住房的居住者。从此,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从公有化时代,进入了私有化时代。根据建设部公布的“2005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我国城镇住宅的私有率,2002年大约为72%,到了2005年私有率已高达81.62%,那么,这些私有化的住房是被什么样的人占有的呢?数据显示,多数还是通过房改卖给职工的“房改房”.据统计,到2003年底,全国的房改房面积约有80亿平米“,房改房”占全部住房总量的67.54%.在不同的城市,情况略有差别,但“房改房”至少占到住房总量的一半以上。换言之,现在大多数老百姓拥有的住房,是来自房改,也就是,过去是公房,现在职工支付了比较低的价格而成为住房的所有者。所以,房屋改革的获益面还是比较广泛的。

  当然,与此同时,人均住房面积也有了很大的上升。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为6.7平方米;在住房体制没有变革的80年代,虽然也有增长但是速度比较缓慢;到了90年代,住房体制市场化以后,人均住房面积有很大增长,2000年达到20.3平方米,而到了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到28.2平方米。同时,住房的质量、设施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3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中,提出住房基本供应结构变为:“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房”.由此显示将大部分居民家庭的住房需求推向市场解决。于是,商品房逐渐成为居民获得住房的主要渠道,当然,这并不排斥“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等半商品性质的房屋。这样,城镇居民的住宅就由过去的政府或单位提供,转变为居民个人购买。

  从表5可以清楚地看到,90年代以来,商品住宅越来越多地不是像过去那样被单位或政府购买,而是被居民私人购买。1991年在销售的住宅商品房中,个人购买的还仅占33.73%,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个人购买的比例一路飙升,2003年达到96.43%,也就是说,很少有单位或公家购买商品住宅了。2004年以后,我国城市住房价格开始急剧上涨,目前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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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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