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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我最热爱的是中国”

更新时间:2011-12-06 19:45:33
作者: 唐晓峰  

  

  二十世纪初年,有一些外国学者凭着纯粹的学术意志,来到社会激变的中国。他们宣讲西方学术,探索中国问题,艰苦调查,著书立说,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被我们忘掉了。美国大地理学家葛德石(或作葛利石,G.B.Cressey)就是其中被忘掉的一位。

  一九二三年,葛德石自欧洲启程,取道北方戈壁荒途来到中国,赴任上海沪江大学(英文名称为Shanghai College)地质系教授,旋任该系主任,组建新式地学教育。他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写给美国众朋友的公开信中说:“ 我一个学期要上四门课,总共十一学时,差不多有一百名学生。”“过去两年来,我主要致力于组建工作和安排讲座,从现在起,我应多做些研究了。”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的六年里,他多次到中国各地进行地理考察,“旅行凡三万哩,除云南、四川、西康、新疆和福建外,足迹所至达二十余省”。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无序,葛德石的地理考察,因“匪乱和内战,屡为阻障”。例如一九二六年,“我本想到内蒙古多做些工作,但由于战事而未果。我又打算对滦河做地质考察,此河从蒙古高原流下,至天津北部入海。工作本进展顺利,但到七月十三日(不是星期五),我突遭五六个歹徒袭击,工作遂告中断”。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间,葛德石三次油印了一份关于中国地理的书稿。后将书稿完善,配以图表、照片,以The Geography of China(《中国地理》)为名,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二年即将出版时,逢日本侵入上海,底版被毁,所有图幅及照片全部损失。”此时,葛德石已经返美,在西拉丘兹(Syracuse)大学任地质地理系主任。复经重事编纂,书稿再成,于一九三四年改在纽约出版,名为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押 a survey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中国的地理基础:这片土地和其人民概述》)。

  葛德石的书在美国出版后,在中国遂有反响,因受重视,“盗版”书不久问世。据侯仁之师回忆,一九三六年先生于燕京大学留校任教,须讲授中国地理学,参考书以葛德石的著作最佳,但原版难求,只能找到非正式翻印的劣版。因一直喜爱此书,先生直到留英期间(四十年代后期),才在英岛购得原版(已然是第八次印刷版),当时的订购单与发票至今与书同为珍藏。

  葛德石书原为英文,非正式的中文译本早便流传,且不止一种。直到一九四五年,此书总论部分(前六章)的中译本正式出版,译者是薛贻源,书名为《中国的地理基础》,由开明书店印行。薛氏在译序中说:“总论部分,译者于肄业师大地理系时,承系主任吾师黄海平先生的鼓励课外译读和训诲,即将初稿完成;去冬原著者葛德石教授代表美国国务院访华,于来所就任本所研究员时,得机面请教益,特将译文重加整理出版。”“至于分论部分,系由吾师谌稷如先生译出”,“定名为《中国区域地理》,将另行出版”。所谓分论部分,即第七至二十一章,均为区域地理,包括十五个大区: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山东辽东热河山地、满洲(东北)平原、满洲东部山脉、兴安岭、中亚草原与沙漠、中央山系、长江平原、四川红壤盆地、江南丘陵、东南沿海、两广丘陵、西南台地、西藏边陲。此分论部分于一九四七年由正中书局出版。

  葛德石《中国的地理基础》一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采用了十五个自然区(见上)的划分方法。此前关于中国的地理著述,多利用已有的政区为区域框架。政区尽管分辨明确,易于指示,但于环境与经济方面,却相当混乱。葛德石指出,“一个农夫生活在河南或在山东的事实,其在地理上的意义,远不及他的农田是在肥沃的平原或在多石的山地。农民更关心的是谷物的适当雨量,而不是省会的名称”。所以对中国景观区域的划分,宜舍弃政治的界线,而依据环境与经济的特征。葛德石的十五区分法,早先在本书的沪江大学油印初稿中便已提出,正式出版时更臻完善。

  不过,应该说,舍弃政治界线而取环境特征的中国区域划分方法,并不是自葛德石始,即使在洋人中,一九○八年夏之时(L. Richard)的《中国坤舆详志》(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就已经用了自然区划法。所以准确地说,葛德石的贡献在于,他的划分更为合理,而其所合之理正是地理学中很要紧的一点,即人与地的关联性。

  葛德石的书,以“人类的遗产”一节开篇,他写道:“中国人民生活的根基,深入到土地里面。细心耕种的田园,徒手收获的农作,以及土筑的屋舍,在在显示着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葛德石的地理区域划分,以人地关系特征为指标,观察人如何“渲染”了大地,这最终体现为文化景观。重视文化景观,正是美国地理学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是理论传统的引导,另一方面可能产生于同工业化的美国景观的对照,葛德石在中国感受到人与环境的和谐完美:中国“文化景观的种种方面,曾经过了一次进化调和的广泛过程,几乎在每个地方,人们在很久以前,业已尽他所有的工具,来利用自然的富源了。……中国的人生活动已与自然环境完全相适应,我们应用生态植物学的名词,可称之为最理想的‘群落’”。这里,葛德石并非是空发议论,以他在中国“三万哩”的野外观察与情景体验,上述言语应是发自内心。

  同样是因为野外考察,他常常发现旧有地理“文本”上的问题。例如在蒙古高原考察时他发现:“许多蒙古地图上都画了不少并不存在的城市,好像作图的人不愿意留出一大块空白的地区。另外,他们参考旅行者的记录,在地图上标满了地名。许多地名是河谷或牧场,也有一些只是井或者不重要的寺庙。其实城市仅仅分布在沙漠的边缘。有一次笔者来到一个地方,在一类标注已成规模的城镇的地图上,这个地方总要被标出来,但那不过是一个电报亭,只住着夫妻俩和一个孩子。还有一次,我用了好几天去找一座在最好的地图上指示的城市,可那座城市早在好几个世纪之前就被成吉思汗毁掉了。”(265—266页)

  充分的考察体验与大量的文献整理,构成了写作《中国的地理基础》的基础。在总论中对中国地理形势的宏观把握,在分论中对十五个大区的贴近描述,令一个广袤大国的复杂地理呈现在不同的视野中。科学理性,使本书对中国的优点与劣点并举,在批评方面,并无忌讳。然而,与研究对象的亲近性,又令作者对他所描述的人文大地日渐生情。这是地理学的特点,也是地理学家的特点。我们注意到葛德石在“原序”中脱口而出的一句感慨:因为本书要冷静地对待中国的各方问题,“著者对中国的真诚的友谊,或已难为人知了”。

  其实,葛德石“对中国的真诚的友谊”正溢于书表。书中对中国文明的赞美与对中国现代更新的信心,在在可见。葛德石所亲历的中国,正值内乱频发、外患不止的时代,但他在“理解中国”一节中却告诉读者:“目前是不足作为批判中国的代表时期。”“今日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报纸所通常报告的战争和饥馑。经济的、社会的和智力的改进,较之过去军事的和政治的演变,重要得多。中国变动得慢,对于她正有所觉悟的世界新秩序,做完满的适应,也许还需要数十年。而她的结局之为坚忍不拔,那是无可疑的。”

  在后来的生活中,葛德石对中国的热爱之情,执著未减。他在西拉丘兹的住所,本是一座典型的洋房,却在门廊添立了两个中国式的红漆大柱。今天故人已去,但红柱在绿色小丘之间仍十分显眼。葛德石曾说:“中国所表现的艺术和生活的优美,似乎可于北平(北京)得之……住在北平一年,乃是一种世界的最精选的经验。”不知道他选立红漆大柱是否就是受了北京建筑景观的影响。胡适于一九三九年访问过西拉丘兹,并在葛德石家聚会,应当就在这里。

  “二战”期间,葛德石曾任美国国务院驻华文化联络代表,居重庆,与中国地理学家常有来往,并被聘为中国地理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一九四四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十周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通过葛德石发来贺文,中国地理学会亦经葛德石回函致谢,信中讲,“葛德石是我们真诚的朋友,他在中国的不算长的时间里,已访过许多地方。他同中国的大多地理学家均有交往,并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美国地理学界的工作”。在信上署名的理事有胡焕庸(主席)、翁文灏、竺可桢、涂长望、张印堂、黄国璋、李旭旦(秘书长)等,这都是中国地理学界的泰斗。

  中国抗战胜利后,葛德石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致中国人民的长信,祝愿中国走出战争创痍,抓住历史新机,振兴民族事业。我们不知道这封个人书信是否果真传达到中国民众,但信中情感的真切,足以动人。这封或许并未发出的信件原稿,现保留在西拉丘兹大学档案馆里。

  一九四九年春,在里斯本大会上葛德石当选为世界地理学会会长。四月七日应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 C. Darby)邀请,到利物浦大学做名为“中国的前途(China's Prospects)”的公开演讲,演讲之后曾由侯仁之先生做答辞。那几天中令侯仁之先生最不能忘怀的是,演讲的第二天,葛德石又被邀做关于苏联的报告,当时葛德石正兼任苏联大地图集顾问,此报告为内部讲座,在报告之先,葛德石特意声明:我今天虽然讲的是苏联,但是“My first love is China(我最热爱的是中国)”。侯先生常常感慨,五十多年过去,这句话依然有声。

  一九五二年,因为在亚洲研究上的卓越贡献,葛德石被授予美国的戴维森勋章。戴维森勋章专为太平洋地区的地理研究而设,葛德石为获此奖项的第一人。一九七二至一九八八年期间,又有四人获奖。一九九九年,侯仁之先生为获此奖项的第六人。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葛德石“以一个从事了三十来年亚洲研究的地理学家的身份”上书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当时的美中关系,提出三点建议:一、台湾国民党没有希望再返回大陆,美国必须与共产党打交道。长远战略是将北京与莫斯科分别对待,莫斯科政治上可以影响中国,但要支持北京在经济上独立,不依赖苏联。这是需要的,也是可行的;二、在一年或多一点的时间以后,只要北京遵守最起码的外交礼仪和条约规定,美国就可以承认北京政权。实施程序可以是,先允许日本与北京贸易,然后美国逐渐同中国大陆直接贸易,在北京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美国不动用否决权,最后正式承认北京政权。与此同时,对美国公众做宣传教育。三、台湾问题。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只要台北与北京都宣称自己代表中国,就不可能有解决办法。美国将继续支持蒋介石,但美国显然也要进行一些调整。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Walter Robertson给葛德石回了信,向他申述了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毫无选择地要制裁中国的共产党政权,限制他们同自由世界的贸易,在政治上孤立他们。美国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合法政权,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共产党政权对内造成千万人的死亡,对外要占领整个朝鲜,欲将北朝鲜并入中国领土,要颠覆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按:这里我们且不追究美国政府哪来的这些“奇怪”想法)。对共产党中国的任何缓和,都会增强他们军备的经济基础,使他们无虑地进攻邻国。承认共产党中国,接受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无疑会提高他们的声望。另外,鉴于意识形态的联系与共同的利益,美国看不出在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有任何分歧。 美国目前的政策是,逼使北京向苏联索求苏联无法提供的援助,这样就会造成两者关系的紧张。

  三月十七日葛德石立即给Robertson回信,再次申诉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不赞成任何左派或右派的专权。我之所以给总统写信,是希望国际紧张局面能有缓和的一天。只要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建立基本的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美国就应当有所准备。

  用一句俗话说,真不知葛德石欠了我们中国什么,他竟如此“没完没了”地为中国操心。但是,对这样一位差不多半辈子把心放在中国的世界级的大学者,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倒是太冷淡、太健忘了。回想一九八七年我在西拉丘兹大学过春节。晚会规模很大,有一位美国男子,虽不会讲中国话,却对中国人分外热情,跟每个中国人都打招呼,他必讲的一句话是:“My father is Cressey.(我父亲是葛德石)”但 Cressey 是何许人?是他的儿子又如何?他对于中国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场的中国人没有一个知道的。几年前,我到上海,找到沪江大学校友会,这个校友会办得很正规,有牌子,有联络处,有专人值守,工作应是很认真的。但是,我查遍了“在校任职外国人名单”,竟没有葛德石的名字。问工作人员,也没听说过。我也查过一些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文文献,只在五十年代的《地理学报》上找到过一篇文章《葛德石反动地理学批判》,文中说:“在旧中国葛德石曾经挂着沪江大学‘教授’的招牌,干了多年的侦察工作。……葛德石巧于将这些反动观点,包藏在虚伪的关怀、同情与慰勉等好听的言辞当中,偷偷地进行毒害的宣传”,“华尔街走卒”葛德石“‘笑里藏刀’的暗害行为,实在较之公开的进攻更为可怕,更是可恨”。五十年代以后,在中国书报很难见到葛德石的名字了。

  如此看起来,是我们欠葛德石先生的太多了。问题是,像葛德石这样早年在中国治学,在内心植下对中国的热爱,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风潮中被当作帝国主义政治的陪绑,最后被中国新一代完全忘弃的外国学者,还有不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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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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