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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概念的负重之旅

更新时间:2011-12-06 19:25:29
作者: 孙亮  

  

  十四世纪前期,英国经院哲学家奥卡姆(William Occam)提出著名的奥卡姆简约律(Law of Parsimony),反对在哲学领域滥增实体,提倡如无必要,尽量利用现有概念建设新理论。然而这一著名的“剃刀原则 ”并未遏止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抽象概念库加速扩展。一方面,社会现实日益“纷繁复杂”,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而研究者依赖技术方法的进步不断发现原本难以把握的数据和信息;另一方面,就社会科学而言,各个主题领域的研究逐渐脱离对宏观普适理论的追求而趋于系统化和细化。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概念在质量和数量上的提高功不可没。

  然而新概念的速度毕竟无法、也不应完全等同新数据和信息的发现速度。在这个意义上,著名政治科学家萨托里三十年前提出的“概念拉伸”论仍可借鉴。

  萨托里指出,概念的形成必然先于并决定资料的分类和数据的衡量。概念依其内涵(具体特征)和外延(适用范围)的不同而处于“抽象之梯”的不同层次上,外延愈广,内涵必然愈狭窄。社会科学研究的“抽象之梯”有三个主要层次:适用于各个社会单位(如国家)的普遍概念,应用于不同单位的集体(如地区)之间比较的中层概念和理论,以及局限于特定国家或社会的狭义理论。萨托里批评当时西方比较政治学界存在着在各个阶梯之间随意转换概念而不顾内涵和外延的有机联系。尤其是把西方现有的中层概念提升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抽象层次而忽略限制其内涵,在这种“概念拉伸”的过程中,概念失去区分数据的本义。

  概念拉伸问题之所以顽固,部分原因在于概念必须旅行。首先,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便是将自特定时段和地域经验抽取的类别和定义应用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其次,对于这些类别和定义的理解必然随历史和社会情境乃至个人体验的不同而不同。概念的生命力必然部分决定于其灵活性和普适性——好的概念如同好的旅行者,能克服时区、海拔和风俗的不同,而又保持自身作为外来者所独有的观察和分析能力。拘泥于概念的“特定背景”和“精确性”意味着彻底放弃任何社会科学领域的比较研究。

  然而如何分辨肯定意义上的“概念旅行”,给予抽象概念和具体现象同样的尊重,和否定意义上的“概念拉伸”和扭曲?

  概念,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的抽象类别,并非浮游于逻辑的真空。概念缔造并生活在三层关系的交界处——同理论的联系,同其他概念的联系,同具体经验的联系。这些关系覆盖于广泛的社会情境之下,而后者对我们选择何种研究方向,设定何种研究课题,如何定义概念常常具有极大影响。概念的创造受社会历史背景的制约。历史上对于“种族”、“民族”的概念变迁同殖民时代和民族国家初创时期的管理和政治需要紧密相连;美国历史上对于“黑人”与“白人”的法律界定亦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立法和司法斗争,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政治法则和社会意识发生根本转变才得以解决。同时,概念是否能得到应用和普及,也取决于它是否能同时在“专门的语言圈(专家集体)”和“日常语言圈”内同现有通行的理论、其他概念和经验范围融合共处。

  在当代西方以及受西方影响的比较政治学界中,关于“民主”的内涵与外延的论证可引为概念的历史包袱的注解。“民主”的定义自身固然抽象于西欧和北美部分地区的早期历史发展经验,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研究和实践者而言,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概念的评估标准和手段亦受到其背景条件的制约。西方研究者将政治权利的法律保障(包括选举、公民权、政府责任制度)及其社会预期作为民主的“标签”,但在实际研究中,这一概念不仅受非西方国家中经常出现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在政治暴力不存在的情况下不能统一的“怪象”困扰,亦无法解释为何在现代欧美,民主制度的成熟性和公众政治冷淡程度成正比。研究者的解决方法之一是概念的革新和修正。首先是缩小内涵以扩展外延,如发明“有限民主”、甚至“专制民主”的概念,但奥卡姆泉下有知,当会发问:民主和非民主的基本界线到底划在哪里,哪些内涵必须保留而使这些概念有分析意义?其次,即使原始概念的移植并无异议,其具体衡量和评估标准仍可能因不同历史和社会背景而不同。

  概念旅行时面对的第二个挑战可能比历史社会背景的差异更为重要。概念形成和理论构造过程经常紧密相连。首先,许多概念不仅仅是“伪装的概括”,更是伪装的理论。在政治学领域,这些看似中立概念的理论常常伪装得并不复杂。例如,民主研究中的“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和国际安全研究中的“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概念都可称为独立的理论。它们具有完整的理论前提和因果(反)假设:前者将参政能力归结为文化因素,后者将“合作”与“安全”并立而挑战现实主义学派关于“国家追求安全而不能合作”的理论核心。将这些背负沉重理论包袱的概念应用于不同的案例时,必须避免预设其理论前提为真,否则概念旅行不能达到检验理论或分析现实的目的,而可能成为循环论证而使研究课题“短路”。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常常被低估。尤其在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今,政府治理和学术研究的范式逐渐趋同,政治学方法研究中的概念拉伸问题对政策分析和制定提出的挑战特别值得注意。

  在当今民主和民主化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市民社会”,亦是政治学界在历史时间和空间中“旅行”经验最为丰富的概念之一。一方面,不同传统的思想者指出对社会组织方式的研究必须从社会政治经济特征和冲突的性质开始。对早期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和洛克而言,市民社会是极权君主国家的对立面,包括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活动的全体,其根基为私有产权。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从传统国家分离而成为私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层,但其不稳定和冲突性需要国家的管理。《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马克思明确把市民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政治和经济活动。二十世纪,意大利革命党人格拉姆齐提出市民社会同作为政府的国家同样是阶级斗争的领域,作为“革命智识分子集体”的共产党必须通过对受压迫阶层的宣传和组织在市民社会建立反压迫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十八世纪,托克维尔著成《美国的民主》,注意到美国社会中众多独立于国家而由公民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在日益中央化和官僚化的现代国家和个人之间起到反映和捍卫个人自由,同时保障民主政府不受过多个人意志干扰的作用。“市民社会”由此跨越大西洋,而其原始的以经济和社会基础为重的定义逐渐转为社会的自发组织密度。

  托克维尔对于美国的社会组织程度和民主模式之间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并无结论,并提醒后人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独特经验意味着其民主模式不能移植到欧洲政治和经济冲突激烈的等级社会。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崛起,以社会组织密度为标杆的市民社会概念迅速踏上了环球之旅。当今西方相当一部分市民社会研究偏重于以简单统计手段计算社会组织和人口比例作为民主质量的参数,而忽略不同社会和不同团体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相异,从美国乃至欧洲大陆移植的标准及其理论含义可能并不适用。

  在通行的“市民社会”逻辑中存在两类严重的缺陷。首先,历史证据表明社会组织程度和民主并无直接和必然的联系。魏玛时代的德国存在着大量等级制度严格的社会团体,在国家社会党崛起和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被后者迅速地吸收、同化和利用,成为纳粹德国社会控制的工具。拉丁美洲“二战”后出现的官僚集权政府,如墨西哥的制度革命党和巴西的历届军政府,亦通过承认某些专业团体和劳工组织的垄断地位和特权而控制阶级和社会冲突,成为现代“国家合作主义(state corpo-ratism)”的典型。某些市民社会研究者因此试图修正原有概念,引入“半市民社会”或“伪市民社会”概念,但同“有限民主”相似,这些“带形容词的市民社会”概念不能解决“根本区分”问题——哪些“市民社会”的内涵是维持这一概念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所不可妥协的?最终,这一再定义的过程仍然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我们必须重新面对上文所提出的研究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的挑战。

  其次,在马不停蹄的负重之旅中,“市民社会”沿途被赋予的各个特征常常相互矛盾,使研究者进退维谷。如林兹和斯特潘关于民主化的著名研究中,两种不同定义的冲突处处可见。作者一方面延续托克维尔的传统,将“市民社会”定义为民主的特征,衡量民主质量的标准;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形式和实质必须放在具体经济和社会背景之中研究,在比较南欧和拉美国家的具体经验时,又吸收早期“市民社会”对“社会”的重视,将其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并立为民主的前提。换言之,民主与“市民社会”,何为因变量,何为果变量,因概念的混淆而造成了理论的混淆。

  九十年代初期,政治学者波特南在《管用的民主》(Making Democra-cy Work)中通过对于意大利地方政府的比较研究,将市民组织程度、社会资本积累和民主治理联系起来。批评人士对于此书对史料的利用非议颇多,并指出波特南的数据表明民主管理的质量更多取决于当地社会主义政党在社会组织中的领导作用,但波特南的著作对西方政府和基金会的政策导向产生极大影响。西方各类对外援助机构纷纷将大量人力和物力投入支持中东欧和前苏联的非政府组织(NGO)建设,然而由于这些项目偏重于NGO的形式而忽视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对社会组织的结构、社会基础和运作方式的影响,其结果,尤其是对于普通大众的民主参与和权利保障,并不尽如人意。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包袱转化成了意识形态包袱。我们虽然不能将各类建设“市民社会”的努力一概谴责为学术的“东方主义”或政治阴谋,但必须认识到,在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十年后的今天,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概念、范式及其隐含的理论和政治假设正日益迅速地在各国研究界被接受和传播,其结果一方面是理论的丰富成熟,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概念的拉伸反而对民主化的研究和实践产生消极影响,同样值得忧虑的是,对西方理论和概念利用中的这些问题引起过度的反动,即借助文化相对主义,以地方经验的绝对独特性和不可概括性反对一切借助现有理论和概念研究本国历史和当代的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一立场本身可能代表了对“文化相对性”这一西方概念的全盘接受。

  概念的生命力在于其“旅行能力”。概念所背负的历史、理论、甚至意识形态的包袱相当沉重,但概念之旅——也即社会科学工作者个人的旅程——必须继续。如果以相对主义为理由放弃概括和综合性的研究,在客观上等同于割让理论领域,将自身社会和人民的体验消解为“独特”的历史,甚至掩藏了结构性权力的“叙事”。我们的社会科学界正从“以范式为主”,固步自封于某一当时理论的时期,转入“以问题为主,理论为辅”,从自身社会的历史或现实问题出发,同时采集西方理论内容和概念而加以批判的吸收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多谈些问题,少谈些(学术的)主义”是我们正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责任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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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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