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谢卓婷:论张承志的文化身份焦虑

更新时间:2011-12-05 10:40:21
作者: 谢卓婷  

  

  宗教的真根据在于出世。张承志在宣布自己已皈依伊斯兰教成为哲合忍耶教派中的一员后,不仅是他自己觉得“力气全尽,我的天命履行了”(《离别西海固》),便是旁观者,也都几乎有理由认为,这在荒芜的英雄路上流浪了多年的旅人终于找到了他最后的“黄泥小屋”。特别是《心灵史》之后,张承志更是明确宣布他将“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1]时人们更是认定,从此,张承志留给这个世界的将只会是一个倔强的沉默的背影。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就从《心灵史》后不久的1994年始,张承志却一口气推出了《清洁的精神》、《荒芜英雄路》、《绿风土》(再版)、《大地散步》、《牧人笔记》、《鞍与笔》、《以笔为旗》等历史文化批判散文集。此外,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还以日文出版过《红卫兵的时代》、《从回教看中国》、《内蒙古大草原游志》(后为中文版《牧人笔记》)等三部文集,甚至在沉寂之后的新世纪之初,张承志也相继推出了他的散文新作集《谁是胜者》以及《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可以这么说,宣布皈依并从此与汉儒文人智识阶层毅然决裂的张承志并没有停止他的文学发言,相反,自1992年以来,张承志其实已进入了一个“后《心灵史》阶段”的散文创作高峰期。然而,张承志这种言与行的极端矛盾并没引起人们的多大关注,因为在他一篇篇形同向世俗宣战的战斗檄文里弥漫着的那一股“恶意十足的辉煌”,(此为张承志评莫言语,实为张承志的夫子自道)[2],把人们的注意力给强行转移了。可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旗帜般的呐喊与鼓呼之中却也有着某种难以掩饰的虚弱与空茫,正像张承志对鲁迅先生的理解,那是一种“类病”的忧郁和执倔(《致先生书》),这种“类病”的心理隐痛对张承志来说其实由来久矣。

  

  一、模糊的身份确认

  

  “我是那样深爱着大自然。我有十足的资格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我是美丽新疆至死不渝的恋人”,“如今我是都市的牧人,无马的骑手,公开的教徒,自由的作家—我还闯入绘画的殿堂,放浪于美丽的色彩之间”(《放浪与幻想》),“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文学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作家”(《语言憧憬》)……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张承志这样的表述:“我是……”“我能……”“我已经……”“我一定……”斩钉截铁的肯定句式充满了自信和骄傲,如同在每一个重要的关口他都找到了真理,得到了独悟和启示,可是,几乎就在同时,他却又总是在不停地怀疑、否定着自己:“我总是顽劣地坚信,我应该有另一个形象”,“为了相信—我怀疑着,只能向前”。在张承志这里,自我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复杂无序、抵悟争斗的矛盾体:一端是极度自信近乎自恋的无限膨胀和陶醉,一端则是极端痛苦,几近绝望的彻底否决和遗弃,狂热与冷峻,偏激与自戕,在两端之间张承志都使了最大的力气,所以他有被撕裂的痛楚。事实上,从一个红卫兵到一个哲合忍耶战士,张承志一直就没有走出过这种伤魂的矛盾与困惑。

  1红卫兵。对于过去,张承志总是极力护卫的,哪怕是那段在别人眼里看来并不十分光彩的红卫兵经历。正因为对暴力的年代所怀有的持久的留念和充满快感的想象,张承志常常被漫画成一个死不悔改的红卫兵。作为红卫兵符码的发明者,张承志对红卫兵的“青春和叛逆性质”确实作了最坚决的赞颂,在他看来,那种如痴如狂的对伟人的崇敬,和那种对特权阶级刻骨仇恨,从而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造反精神,以及他们义无反顾地行走在当年红军长征的路上体验的“英雄一样的美”,原是可以为未来的年轻人提供一种“底色”的。正是基于这种充分的肯定,在为日文出版的《红卫兵的时代》所作的汉语说明中,张承志无不自豪地向世人宣称:“值得阿Q一下的或者说值得申明的,只是我相信这是第一本关于早期红卫兵运动的正确的总结之作”,在他看来,正是那一部分“坚决地与官僚体制决裂了的,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找真理的中国红卫兵—才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象征”,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有人心、人道、对人的尊重;一开始就有底层、穷人、正义;一开始就有叛乱、造反、青春、反体制的底色”(《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相对于红卫兵运动总是被人们指证为中国现代历史上一处耻辱败笔的这一公认的社会事实,张承志的判断当然是一种超然的价值提升,是被带上了浓厚主观色彩的张承志式的价值判断,从这里确实不难看出张承志有一种很深的“红卫兵情结”。但是,单纯的意义的抽取并不能遮盖历史的本质追问。对那样一场曾深深触痛过历史神经的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张承志其实也并不缺乏清醒的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最早是在《北方的河》里借主人公“他”的自识来加以表达的,当“他”听到“她”在十二岁时为被打的父亲洗身上的血迹时,“他”沉默了,虽然庆幸于自己是从未打过人的红卫兵,但“小姑娘”曾经背负过的“那么沉重的苦难”,使“他”得到了“宝贵的修正”,所以他才会感到有这样沉重的心情:“不过,我愿意也承担我的一份责任”。至于《金牧场》里大段大段关于红卫兵武斗场面的描写,则更是将那场激情加人性之恶催化出来的历史的梦魔揭示得真实而残酷:“凶狠的暴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以牙还牙象狂飙一样向恶魔发展”,“拳头、自行车链条、木棒象雨点。击打肉体的钝硬震着手掌,血溅起来了。心里的恐惧象鱼跃出水面又潜入水底。尖叫和愤怒在发泄着皮肤以内的一切的一切”,“人在搏斗中突然变了一个。哪怕恶也罢,哪怕恶、凶恶、残忍的恶、畜生的恶……”这一切终于使“我”不由得“头晕”,不由得干脆承认:“我也许太年轻。我不但不懂得世界不懂得历史不懂得人生,而且根本上不懂得什么叫做革命”。应该说,这样的幡悟和自省正是张承志自己对那个迷信时代的一次客观而深入的总结。

  如此一来,他的所谓“红卫兵情结”实际上也就建立在了一片脆弱的历史浮冰之上,而更本质的痛苦是,对于这种脆弱性的认识,张承志并不比别人少。

  2.知青。在对过去的取证中,也许草原的意义远比红卫兵历史来得肯定而且足以说服人心。张承志所有的文字中,草原是最美的一章。美,而且充满了母性的温情。是草原使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忽然地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也是草原让他成为了一个唱着古歌长调在奔驰的骏马上体会自由、青春、爱情的青年,更是草原那零下四十多度的奇寒和奇寒中不屈的底层牧民给了他走向成熟的艰忍。作为文化移入者的知青的身份被张承志饱含深情地置换成了“草原义子”,而对草原养育之恩的感激则凝成了他“为人民”的艺术呼喊。然而,正如对红卫兵的价值超拔一样,在牧歌式的浪漫抒情背后,草原经历的某种坚硬的历史质感也被轻轻掩去了。而实际上,撩开情感的轻纱之后,厕身民间的复杂本相在张承志那里表现得却也同样是那么真切而且深刻。草原粗糙、原始、野蛮的文化形态和受文明熏染的城市知青之间毕竟有着天然的隔膜,因为无法沟通更难以融合,所以,孤独也就成了知青的另一个代名词。《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在无法认同草原的自然法则后毅然离去;《阿勒克足球》里的黑衣青年以献出生命的方式才换取了牧民的理解与认同;《金牧场》中的吐木勒、蓝猫、李小葵、小遐、越男一个个也都是散落民间、衣不蔽体、穷困潦倒的孤独者,在“一天苦似一天愈混愈惨”的艰难生存里,不用说青春、爱情、理想已变得毫无着落,就是人的最原始的生命欲望也因倍受压抑而产生了畸变。曾之,与现实的巨大的悲哀底色相比,那由古歌《钢嘎·哈拉》的悠长动人旋律、由纵马奔腾的自由浪漫、由朝霞般美丽的草原少女和博爱宽容的圣母额吉组成的草原,原本不过是一团因过于执着追寻而升腾起来的不着边际的“绿梦”。青春是“艰难、贫穷、寂寞又充满不安宁的颠簸”,乌珠穆沁大草原在知青真实的心底里原来是那么“低贱而疏远”,以致于让他们不得不哀叹:住在草原本身就是他们的痛苦。这是张承志自己在《草原小说集自序》中也不得不承认的:“由于对草原母亲的善意和避讳,我没有敢向洞开的真实试探”。

  3.学者、作家、教徒。对这三重身份的表述在张承志那里更有许多纠缠不清的结。作为一个崇尚心灵自由的有着浓郁诗人气质的人,他对那种封闭死板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连篇累牍的学院学会式“哑科学”深恶痛绝,因此,他“终于不愿意再弄这种学问,并且从职业上告别了它”[3],然而,实际上,他又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考古学、蒙古史和伊斯兰教研究才接通了他走向皈依的路,同时,也成就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作为一个作家,张承志也同样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把文学视作生命,并高举“美文”的大旗,自信,而且热情洋溢;另一方面,他又视文学为最粗糙的艺术,为了表达如潮般的神异感受,他总是不断地更换着形式:“有过中学生作文般的阶段;有过模仿小说的阶段;有过现代主义的合拍与寻找阶段”(《新诗集自序》),更有过把小说写成诗的决心,在他眼里,真正的艺术的本质只能是宗教,因而文学必须强调中介、解读和翻译,并要求对方是湿润的人心才可以去领受其中神秘的魅力,但是,从《黑骏马》到《心灵史》,这种求索实际上都已以失败告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没有在这长旅上寻得真正的‘道’(tarigati);包括更自由的形式。”[4]可以这么说,无论是为学,还是为文,张承志孜孜以求的都无非是一种直入内里的朴素、真实、鲜烈的“心灵模式”,而这种“模式”自然是要摈弃了任何实证的技术的操作和故作优雅的形式的表演的,但是,很显然,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和文学都显得勉为其难,不仅是张承志所痛恨的“方法论与文人优雅同堕落,图书馆与学报文章共萧条”(《心灵模式》)的时俗恶习使然,而是在任何客观的有形的领域,所谓无形的纯主观的事物其实根本就无法真正存在。那么,对于张承志而言,唯一的通向自由心灵的路径便只剩下了哲合忍耶的方式了。在《心灵史》的前言里,这位已完全融入伊斯兰背景之中的哲合忍耶战士感到了一种巨大的被收容的幸福和深刻的肉躯与灵魂被撕扯的疼痛,因此他断定:“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也许,此刻我面临的是最后一次抉择”。然而,这所谓的最后的自我宣判注定又是一次失言,因为,虽然因出于“天性”的缘故,不彻底的感性总与他形影不离,使他的确获得了神示,但是,悲剧却在于他又深知知识已经“毒害”了自己,使他“缺乏一种伟大彻底的感受能力”,因而“永远走不出那种教徒的步伐”(《语言的憧憬》)。所以,在西海固“最美丽”也“最不祥”的黑夜里,即使面对天命,张承志也产生了深刻的犹疑:“我要放弃这Farizo,我要放弃这苍凉千里的大自然,我要逃回城市的温暖中去”,哪怕离开后的结局只能是“再进污浊”(《离别西固海》)。

  应该说,张承志确实是个焦躁不安的人,他总是急于寻找、急于选择、且急于判断,为的就是给自身的存在寻得一个合理的确证。当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纳入他的心灵原则,或者说,他的宗教或类宗教的超越性价值立场时,他总能确信自己找准了什么,但是,这种立场只要有一点点向现实的偏移,所有确证便又一片模糊。

  

  二、血缘一社会一认知

  

  张承志是看重他的血缘的,他骄傲于他有一腔异质的回族的血,而且认定,如若没有血的坚持,他不可能走到今天。但是,在他的“红卫兵—知青—学者—作家—哲合忍耶战士”的人生历程和对这诸多身份角色的模糊确认中,这种一劳永逸的“血统论”遭到了怀疑。“一个人,除非他是按照某种文化的形式培养起来,并按照这种形走巨活的,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充分参予文化”[5]。这或许正是张承志总处在感性与非感性之间徘徊不定的原因。作为一个文化的个体,张承志当然不可能是个悬浮的存在,然而,这里的文化原本是多重的,除却作为先天内在的血缘文化因素和与之呼应的有限的后天回族文化习得,社会集体文化以及从学术中所获的智性文化对张承志人格的形成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其心灵原则和宗教价值观而言,张承志具有一种长期稳定而内在的“文化一致性”,而就其叛逆抗争、不合作精神而言,张承志又是一个具有坚决的抗拒“社会一致性”的“硬派”人物,这是张承志鲜明激烈的非此即彼给公众留下的普遍印象。而实际上,他的红卫兵、知青、学者、作家等身份选择都恰恰正是“社会一致性”的产物。

  与宗教信仰文化在张承志身上作为一种潜隐内在的文化律令激励个体的神圣要求不同,社会文化往往是一种超然任何个人创造的外部控制性文化指令,按杜尔克姆的理解,“和神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763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