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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记录与表述:中国大陆一九九○年代以来的独立纪录片

更新时间:2011-12-03 10:32:11
作者: 郑伟  

  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动作线。?

  以上三部作品,堪称独立纪录片的扛鼎之作。它们奠定了独立纪录片在中国大陆发展与突起的稳健基础。这一时期诞生的其他优秀作品,还有吴文光的《流浪北京》续集《四海为家》,李红的关于四个安徽打工女在京生活及心灵观照的《回到凤凰桥》,季丹、沙青在西藏持久拍摄的《老人们》和《贡布的幸福生活》,冯艳记录长江三峡沿岸村落的《长江之梦》,以及汪建伟于一九九九年最后完成的《生活在别处》等。?

  独立纪录片作者与电视台的合作关系由来已久,早期的开拓者即出身于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独立制作者为电视台制作节目赚取拍摄资金。而电视媒体,也在积极创造机会,寻求与独立作者的合作,以促使电视节目艺术质量的提高。一九九三年,在《生活空间》开播初期的调试阶段,蒋樾的一部纪录短片最终确立了栏目风格及节目形态;一九九七年,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纪录片部出资三百余万元,筹拍《时代写真》系列纪录片。在圈定的十位导演中,就有多位独立制作者参与;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美术星空》等栏目,也一度成为独立制作者的聚集地。?

  继吴文光由日本NHK(放送社)提供拍摄资金之后,一九九八年,李红的《回到凤凰桥》(曾获一九九七年山形电影节“小川绅介奖”)被英国BBC公司以二万五千英镑的价格收购。这是大陆独立纪录片中首次被国外电视媒体购买的作品。同年,段锦川、蒋樾在北京成立川林樾影视公司,这是国内少有的独立制作纪录片的专业公司。凭借着与媒体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以及对国外的纪录片收购渠道的经验积累,合同化商业化的运作在探索中逐渐步入正轨,并为此后“作品预卖”方式的形成做了必要的铺垫。?

  一九九九年,由“疯狂英语”发明者李扬出资,张元创作完成《疯狂英语》,这是一部艺术水准和商业利益双赢的纪录片。特殊的创作动机,使得《疯狂英语》更像是一部宣传片,片中多次出现李扬演讲时台下一呼百应的群众场面,有着明显的“煽动”特征。但由于导演游刃有余的控制以及独特的叙述视角,作品呈现出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一“形象工程”的出场,为“疯狂英语”的宣传推广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

  蓬勃兴盛:一九九九年以后自一九九六年起,某文工团演员杨荔钠就端起数码摄像机,焦点对准了她所居住的青塔小区内的一群老人。历经两年半的拍摄,她在一百六十多小时的素材中剪出了自己的首部作品《老头》。这部纪录片风格朴实、细腻,对老年群体的真切关注,赋予了作品浓郁的人文品质。片中,老人以“扎堆”的方式排解着心中的寂寞和郁闷,生命边缘的诸多问题却依然难以回避,不单单是对他们日常生活的生动捕捉,随风飞扬的落叶、大雨中的惊慌等诸多影像细致自然地做了隐喻,洗练的画面传递给观者一种难以言表的沉重。《老头》的出现,让业内人士感到惊叹。而没有经过任何的职业训练,一部便携的数码摄像机使杨荔钠完成由观察者向记录者的成功转换,这一现象同样受到了相当关注。?

  稍晚于杨荔钠的拍摄,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图片专业的学生朱传明自三年级开始,即利用一台借来的家用HI8摄像机,开始断断续续地记录一个弹棉花匠的务工生活。弹匠来自湖南农村,迫于生存的压力,虽年轻却不得不承受太多的艰辛和困苦,忽明忽暗的理想也一再被现实远远抛到了身后。作者以朋友的身份,倾听了弹匠的内心独白,并捕捉到了一个个生动的情节瞬间,比如弹匠去某高校找同学的遭遇,与哥嫂一家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短暂欢闹……作者将成片后的《北京弹匠》处理为黑白,尽管作品像质较为粗糙,但斑驳的画面依然传递出一种真切而饱满的生活质感。?

  一九九九年,《老头》和《北京弹匠》双双获得日本山形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尤其是便携式机器的使用以及个人化的操作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并引领了中国大陆DV纪录片创作的潮流。紧随其后的年轻实践者,如王芬、杜海滨等人都陆续有代表性作品问世……“一个人的影像”,开始成为独立纪录片创作的新趋向。?

  作为独立纪录片领军人物的吴文光,也在此时完成了他的DV新作《江湖》。该片记录了一个四处漂泊“在路上”的歌舞大棚的生活,田野调查式的跟踪及深入,使作者拍摄到了大棚成员的方方面面;而小型便携式的摄像机,则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更为自如的技术条件。?

  一九九九年冬天,一部十集纪录片在北京电视台播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片名叫做《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由旅日人士张丽玲自行筹资、策划并组织拍摄。这部作品历时四年,跟踪拍摄六十六人,采访数百人,用尽一千多盘素材磁带,斥资六千四百多万日元,堪称独立制作中的鸿篇巨制。片中主人公,从年过半百的“博士生”,到刚读小学的“小留学生”,无不以饱含酸甜苦辣的异乡经历,打动着观众的心。此后,该片又相继在上海、重庆、南京、香港等地播放,并再次引发收视热潮。该片总制片和总导演张丽玲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影视(纪录片)工作者,但纪录片创作的种种要素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真实的魅力,时间的累积,以及一种自强不息精神的传递……这部独立制作的纪录片作品,也博得了国内电视纪录片界专家学者的好评。显然,无论是对纪录片的本体思考,还是在纪录片的商业运作层面,这部作品提供了一些不可小觑的启迪。?

  几乎在《我们的留学生活》热播的同时,雎安奇的作品《北京的风很大》“横空出世”。二○○○年二月,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该片获青年论坛单元大奖。论坛评委会主席、著名电影史学家乌利息·格雷格尔在评语中写道:“来自中国的独立作品《北京的风很大》是一部非常实验而又极具文献价值的纪录片。”这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新奇不仅仅来自它的片名,还在于它近乎偏执的表述方式。“北京的风大吗?”出现在片中的人物纷纷遭遇了拍摄者这样的提问,问题之突然与怪异让他们猝不及防,面对摄影机,回答也是各式各样的。这样的拍摄让人想起真实电影创始者让·鲁什的那部闻名于世的纪录片《夏日记事》,只不过那部片子中所贯穿的问题是“你觉得自己幸福吗?”。尽管如此,《北京的风很大》似乎要比《夏日记事》来得更直接或更彻底,摄影机肆意游走,甚至在公共厕所内一个蹲坑的人面前,也要不轻不重地来上一句“北京的风大吗?”。在这里,偷拍与摄影机暴力显然与纪录片创作所倡导的职业准则已格格不入,但却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作者潜在的“颠覆”构想,片中还大胆运用了只有声音而没有图像的黑场画面。这部纪录片的一个重要意义,应在于用鲜明的探索风格体现出了一种实验性的独立本质。作品由一堆过期旧胶片摄制而成,片比为1∶1。?

  数码技术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影像爱好者有条件投身创作实践,机器大都采用DV摄像机。对于这些年轻的创作者来说,DV如同轻便的摄影枪,抑或一支自来水笔,为他们的影像表述带来了无尽的可能和希望。随即便有大量的DV纪录片作品涌现出来,尽管水准参差不齐,却推波助澜,在民间促成了一股不小的DV纪录片创作热潮。为数颇多的一批优秀年轻作者脱颖而出,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完成对纪录观念的理解与表达:冯雷的《雪落伊犁》,以诗意电影的纯净风格,完成对一个少数民族家庭生活的片断式记录;蒋志的《食指》,纪实影像中夹杂着主观阐述式的荒诞画面,对诗人食指不凡的心灵世界做了深入剖析和表现;《铁西区》的作者王兵历经数年,执著记录了东北某大工业区的工厂由盛而衰的过程,以及工人们在居住区的生活细节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既有一贯坚持的对边缘或弱势群体的关注,如以三陪女为主人公的《我不要你管》(胡庶)、表现京城前卫音乐人生活的《自由的边缘》(孙志强)、一对同性恋女孩的《盒子》(英未未);又有对主流社会的描述,如表现几名军人退伍前后的《今年冬天》(仲华)、反映农村基层选举状况的《拎起大舌头》(段锦川)、两个铁道工作人员的《幸福生活》(蒋樾);还有对家庭生活或个人领域的开拓,如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杨荔钠的《家庭录像带》、唐丹鸿的《夜莺不是惟一的歌喉》……多层次多元化的创作视野,无疑大大丰富了独立纪录片的表现空间。?

  不止在社会,校园内的青年学生也开始成为DV纪录片创作的有生力量。在一年一度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设立了专门的DV作品竞赛单元;面向国内各高校大学生和独立青年作者征集纪录片作品的凤凰卫视中文台《DV新时代》栏目,于二○○二年一月开播。此后不久,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也开设了类似的纪录片栏目《新生代》。?

  近年来,还有多位剧情片导演涉足了纪录片的独立创作,他们的作品也成为独立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三人三色”的导演之一,贾樟柯应约在二○○一年完成了他的纪录片作品《公共场所》。拍摄地点在山西大同,很多时候他是手持DV摄像机在街头投入工作的。在对公共场所的阐释上,作者选择大量游离的动态画面来加以表现,其中包括对地点或场景的频频转换,具象的空间中产生了些许抽象的风格意味。由国际基金会出资,宁瀛拍摄了DV纪录片《希望之旅》。如果说,在故事片《民警故事》中宁瀛对纪实风格的追求得以实现,《希望之旅》则让她的这一追求在原生态的现实中得到了更为圆满而随意的发挥。从上火车前的人流涌动,到车厢内每一张表情丰富的脸,镜头所捕捉到的疲惫、紧张、幸福、期盼等状态无疑是清晰而明确的,但对他们来说,到站后的结果却显然是个未知数……这似乎也是人生旅途的一个缩影。曾跟随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工作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彭小莲完成《满山红柿》。这部纪录片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大部分的素材由小川本人拍摄,小川去世后,受其家人委托,彭小莲继续了后期的拍摄和制作。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电影化的时空结构和视觉效果,岁月的流逝使片中往事的展现愈加深沉而凝重。?

  长期以来,放映渠道的制约给独立纪录片的交流造成了不小的障碍。自初创时起,作品的观看方式就仅仅局限于“在制作人的工作室、家里或一些人的手里传来传去”,直到世纪之末,这一方式才开始有所改观。二○○○年八月,一群“有着不同背景、想用DV方式来记录一些东西”的年轻人,在北京黄亭子酒吧聚会,成立了DV记录小组。DV记录小组是以“坚持电影思考的权利,推动影像民间化表达”为立场的民间影像组织———北京实践社的一个纪录片平台。主持小组日常活动的是自由影评人张亚璇,首批成员有朱传明、杜海滨等人。上海、广州、沈阳等地也有多个以纪录片创作为主的民间社团诞生。作为活动的“大本营”,酒吧、咖啡馆为独立纪录片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放映场所。事实上,此类酒吧、咖啡馆为数并不算多,影响颇大的有北京的“雕刻时光”、“盒子”、“燕尾蝶”、成都的“白夜”酒吧等,而DV记录小组的诞生地黄亭子酒吧,因城建规划现已拆除。尽管这种小众传播的方式,仍然存在着太多的局限和不足,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咖啡馆、酒吧又不啻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

  二○○一年九月下旬,由北京实践社和《南方周末》报联合发起的首届民间独立映像展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此次映像展,堪称独立纪录片的一个狂欢式盛会,五十余部长期散居民间的独立纪录片作品同观众见面,实现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会师,胶片、beta、DV甚至HI8应有尽有,各种职业、不同背景的作者多有参加。在参与竞赛的纪录片中,杜海滨的《铁路沿线》因对铁路沿途流浪群体的平视与深入荣获最佳纪录片奖,英未未的《盒子》和朱传明的《群众演员》也以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受到了关注。?

  首届民间独立映像展之后,国内的纪录影像大赛或数码影像作品展也逐渐多了起来。主办方有的是民间社团,有的是经营数码器材的公司,或者是个别的媒体单位。尽管主办者用意不一,但名目繁多的赛事,无疑为独立纪录片走向社会走向更多观众提供了一条有益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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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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