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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改革制造出来的颠覆性势力

——革命向何处去——辛亥百年史反思(六)

更新时间:2011-11-30 10:54:46
作者: 林贤治 (进入专栏)  

  

  十八、十九世纪,在上海等少数大都市内,一些民间社团开始陆续出现。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同乡会、各种行会,还有不同的工人团体和派别、秘密结社和绅商组织,政党就是在这些城市社团尤其是政治性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革命党成立较早,且带秘密性质,跟后来公开成立的政党颇不同。梁启超有一段著名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政府不但制造了革命党,而且制造出新知识分子、新军、绅商集团,对政府来说,这些都是颠覆性的力量。

  改革潜伏着一种“弑父”情结。

  严格说起来,同盟会算是最先出现的革命党,除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之外,还有明确的政纲,有指导全党的主义。所谓“革命党”,只是一个统称而已,包括武昌起义前夕,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文学社和共进会,事实上是一批带有一点会党气质的革命团体。在这个专制时代,革命与会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孙中山在美国,就曾加入洪门。从1895年至1908年,革命党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基本上是通过会党发动的,可以说“无役不从”。

  清末全国共有200多个不同名目的会党。政府视所有的结拜组织为异端和叛乱,对群体事件的镇压,其严酷甚于明朝。这些民间的反抗性组织转入地下,从活动方式来说,与革命党有某些相同的地方。革命党与会党临时结盟,除了同为秘密团体,首先是因为反政府,反体制,崇尚暴力斗争。而且,会党本身就是一支现成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供利用。后来的武昌起义,陕西独立,湖南、上海等地光复,都有会党参加。

  这个时期的革命党,它的核心阶层甚至基本队伍都是城市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大量权威性的传统话语联络会党,又通过会党连接社会下层。然而,这种同盟是不稳定的。他们会发现,虽然会党可以成为平民革命的基础,但是很难从根本上认同革命党的政治纲领;会党的成员多有“水浒气”,反现代性,盲目排外。因此孙中山指出,对于会党,联络利用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以领导和整合。

  问题是,这种长期从事地下活动的革命党,很容易染上会党的病症。1913年,孙中山组织革命党时,要党员盖指印效忠于他。朱执信提出关于“革命何以要服从个人”的问题时,孙中山回答说,服从个人即服从主义,“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作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在中国,孙中山是一个具有不少美国式民主元素的革命家,直到建国之后,还要在党内实行领袖崇拜、集权化、等级制、专制和秘密原则,以集体吞并个人,可见传统文化的形塑力。

  武昌首义成功,主要依靠新军。一声枪响,“各省响应,皆煽动军队”,所指也是新军。

  1901年与1907年之间,中国有两支新军:一支是中央政府派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一支是由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清政府鼓励各省积极训练新军,将因镇压太平军而兴起的地方武装转化为职业军队,原先的目的不无抵御外侮之意,后来纯粹为了维稳。

  这些新军多由德国和日本军官训练,各省新军中,留日的或受留日学生训练出来的学生比较多。到日本接受训练的军人,多数思想激进,有的原本就是潜入的革命党。如后来被袁世凯杀害的吴禄贞,他由湖北的一所武备学堂派往日本进修,在日本成为孙中山的朋友,回国后,升任新军的几个要职。这些归国学生利用各种形式对士兵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学习会学习,包括学习文化。从新军的情况看,湖北在1905年以前,就已经准备好革命活动的温床了。

  可是,民国成立以后,新军逐渐为私人、集团、政党所利用,蜕化为军阀的工具。袁世凯被称为“军阀之父”。除了北洋集团,还有逐步形成的直皖、奉、晋、滇、桂、黔、川、粤、湘、五省联和直鲁等十多个军阀集团,这些集团以私人及宗法关系为纽带,形成网络,实行传统的家长制专制统治。

  孙中山生前指出,整个民国政治都由武人官僚把持。当时不只地方,北京的总统、总理、国务院、国会,中国的整个行政机构,都为政治化军人所操纵。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在中国也算是一种传统。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文官系统简直不可以独立运作。随后,蒋介石引进苏联治军的机制,使国民革命军变成“党军”,终至于成为军阀政治的终结者。由此,开出另一种“大一统”的现代专制。

  士绅是帝国政府的一项发明。这一阶层,源于唐朝的科举制度,目的在于削弱汉代以降的世家贵族特权,但也产生了新的特权。这些有功名者,与地主相结合,在地方发挥独特的社会整合和调适功能,特别是与政治体制相关的功能,是基层维稳的关键性因素。

  至19世纪,中央政府与地方士绅长期维持的平衡开始被打破。士绅的政治理念西方化,使地方的意识形态控制,以及社会文化秩序的约束变得松弛。1840年以后,中央出于统治的需要,允许上下层士绅合作组建私人军队,结果尾大不掉,反而对中央权力构成威胁。九十年代以后,士绅集团出现分化的现象:有的与工商阶级结合,要求民主立宪;有的与军队结合,形成现代军阀;有的与秘密会社联络,其主要部分仍然乐于充当地方领袖的角色,拥护中央,维护安定团结。

  据市古宙三的说法,中下层的士绅比上层士绅保守,新政的推行也并不见得给他们带来好处,倒是省一级地方士绅从中获益,谘议局的成立,明显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在朝绅士反对革命,也反对改革,害怕在改革中失去既得利益。而在野的上层士绅,则希望在朝士绅让出更大的权力,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政治格局;其中有少数激进分子,甚至不相信新政改革可以到达目的,非进行革命、改变政体不能自存。

  士绅阶层一旦动摇,就动摇了整个帝国的根基。

  新政改革期间,共创办了一百多家民族资本企业。1902年,政府颁布商法,商会应运而生。截至1911年止,川、粤、桂、滇、黔、湘等省外,各省累计总商会34个,商会达616个。比起行会,商会的规模更大,且超越了单纯的商业性质,上海商团就是一个政治性的武装团体,积极参与立宪活动,热衷于地方自治。武昌首义后,它不但投入上海起义,还派员支援江苏地区的革命。在全国,参加革命的商团还有好多个。

  商会领袖对地方事务有发言权,所谓“绅商”,就是商人与新兴士绅结盟,体现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共同致力于地方开发,兴建新学校,投资矿业,修筑铁路,加快地方改革。

  谘议局是城市上层社会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最新舞台。作为地方议会,它由各省士绅和地方官员决定选民数目,代表由分配在各地方行政单位选出;从统计数字看出,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人数在谘议局中占有绝对优势。至于资政院,国会的前身,则由5%的谘议局议员构成。地方士绅支持议会君主制,目的在于将地方到国家的大部分权力转移到他们手里。

  但是,按规定,督抚有权召开、中止或解散谘议局的会议,这就构成了官员与议员,即所谓“民意代表”之间的潜在的冲突。

  当时有言曰:“亡国有三妖”:留学生、新军、资政院和谘议局。后者其实就是绅商势力。这几大新兴势力集团之间的结合,互动与重组,决定了实行新政改革之后的政局,直至清政府的覆亡。

  赖特曾经说过如此警策的话:“改革摧毁了改革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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