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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成仿:对“八个半月纠左”的一种解读

更新时间:2011-11-25 19:44:09
作者: 储成仿  

  除对基本建设投资又作调整,由360亿元降为260~280亿元外,其他高指标大都未变。钢仍为1800万吨,只是内部说明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1958年的1100万吨钢中好钢为800万吨。

  1958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由此可见,“八个半月纠左”没能遏制住以高指标为其根本特征之一的“大跃进”运动的发展势头。

  第三,“八个半月纠左”没有能够扭转各种比例失调,“大跃进”运动带来的混乱状况得不到有效治理。

  “八个半月纠左”期间,由于指导“大跃进”运动的“左”的思想和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以钢为纲的表现形式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秩序混乱、形势严峻。

  首先,1959年的夏季农作物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1.1亿亩,即减少了20%,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终于发现“今年农业生产任务有完不成的危险”。

  其次,农作物收购情况不好。夏粮、油菜等的征购刚开始,便出现进度很慢、远达不到要求的情况。到4月底,全国油脂库存降到9.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6亿斤。到6月底,国库周转粮的库存不足340亿斤,比1958年6月底减少26亿斤,比历史上最好的1956年6月减少了87亿斤,下降到5年来同期的最低点。

  再次,副食品和其他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实用植物油供应四处告急,国家无法面面兼顾,今后4个月基本停止农村供应。市场上鱼、肉、蛋脱销。许多工业商品缺货,偶尔到货,排队成龙。

  另外,以钢为纲的高指标,不仅造成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也使得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数量上升,质量下降,总产值上升,商品产值下降。产品不配套而积压,原材料缺乏,动力不足,互相争挤,设备维修差,损害严重,事故增多。钢铁生产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上半年仅产了530万吨,距半年900万吨的产量计划差距很大,但已经把国民经济冲乱了。

  最后,货币发行和流通量过大,通货膨胀。1958年样样“大办”,扩大了预算内和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很大一笔钱;1958年新增职工达2082万人,1959年1月至4月工资总额比上年同期多开29.8亿元;商业中预付货款和赊销商品扩大了社会购买力,也过多地消耗了储备物资;国家财政也陆续发放了对1958年群众炼铁亏损部分补助款23亿元,也成为社会购买力增加的一个重大因素。结果造成社会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商品生产增长速度。到1959年5月,社会购买力已超过商品供应量达50亿元。

  从上可见,“八个半月纠左”没有能够治理“大跃进”运动带来的各种比例失调和经济状况混乱现象,因而也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转折。

  三、庐山会议本来可以成为实现战略转折的契机,但由于庐山会议后半段从纠“左”向反右逆转,结果使“大跃进”运动在1960年变本加厉,其造成的灾难更是雪上加霜。

  “八个半月纠左”虽然造成了战略转折的某种可能,但由于是在坚持“左”倾指导思想前提下的纠“左”,最终没有实现战略转折。更有甚者,随着“反右倾”斗争的全面开展和继续“大跃进”,国民经济所遭受的损失可谓是雪上加霜。

  首先,指导思想上的“左”倾愈演愈烈。

  在“八个半月纠左”过程中,人们认为,“大跃进”的一个主要教训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在反右倾中,这种正确认识被当作“谬论”加以批判,硬说“我国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对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紧张状态,视而不见,硬说“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1959年上半年降低一些过高指标的正确措施,被指责为“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而制造的一个“小马鞍形”。在整顿人民公社过程中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这段时间的中心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庐山会议确定1959年钢指标调低为1200万吨,作为政治任务,靠拼设备、拼资源的蛮干,到年底完成了1387万吨。1960年要求实现“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钢指标定为1840万吨,也不顾一切地“保住”了。此时还提出三年、五年、八年实现农村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为促进这种过渡,用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财物“大办”各种社有经济的做法又在盛行。农村公共食堂,作为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要求全国大办,不要例外。城市人民公社也在许多中小城市挂起了牌子。总之,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此持续了更长的时间,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其次,坚持以钢为纲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继续加剧。一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年到1960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24.2%。这当然为一大批工矿的建设打了基础,但是,只有经过调整才能形成可靠的生产能力。二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了22.8%。三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生产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进行生产。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增加大量职工和投资,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再次,农业生产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5400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1958年产量5000亿斤增加8%。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348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国家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就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由此可见,如果按照此前给战略转变和战略转折所下的定义来衡量“八个半月纠左”这一特殊历史事件,我认为,“八个半月纠左”既不是上一个发展战略在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转变,也不是对上一个发展战略的中止、否定或转折,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一度造成了战略转折的可能但又未实现转折,或者说,它既不是战略转变,也不是战略转折。从这个意义上看,“八个半月纠左”只是一个短暂的纠“左”浪花,或者说是一次流产的纠“左”。

  注释:

  ①储成仿:《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研究(1953—1965)》,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7页。

  ②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

  ③《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届全体会议公报》,1958年12月10日。

  ④《郑州会议记录》,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

  ⑤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1958年12月1日。

  ⑥毛泽东:《党内通信——关于召开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6级干部大会问题》,1959年3月9日

  注:此文节选自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1953-1965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研究》(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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