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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

更新时间:2011-11-22 12:21:18
作者: 贾根良  

  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为这种创造性活动必定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条件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性地取决于“新奇的创生”。很明显,如果一种经济学理论无法容纳“新奇的创生”,我们就很难说信奉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还会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这样的“科学”还会有何种科学精神而言?如果丧失了科学精神,这个学科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⑨]。这实在是对经济学家们智力创造力的一种阉割,它是丧失了科学精神的新古典教研制度必然的结果。

  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 “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惟利是图的计算技术,以致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更有国内学者以“‘不道德的’经济学”为题对此加以论证:“本文开始指出了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规范,紧接着又指出这种离不开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生的条件或约束,而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是研究道德规范,其任务也不是道德说教;最后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制度设计,不依赖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宁可假定人们在道德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进行工作,反倒更现实、也更‘保险’”[⑩]。这种看法充分体现了目前主流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存在着一种价值中立的实证经济学。正如罗卫东教授指出的,这种 “不道德的”经济学包含了三重含义,一是经济学不研究道德问题,二是经济学不做道德判断,三是经济学研究活动本身是不讲道德规范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经济学家还能怎样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怀有深切的关怀?然而,通过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剖析,罗卫东教授说明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经济学的乌托邦。最近,威尔伯教授在《经济理论中的伦理学》[11]一文中也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是内在相关的,因为经济学家和经济行为者都持有塑造其行为的伦理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必须理解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理论和政策;在第二种情况下,这意味着经济分析必须扩大有关人类行为的概念。在笔者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偏向提出严厉的批评之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就登载了从《投资杂志》2003年春季号传来的消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宣布:“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12]。评论者指出,这个决定不只是对post-autistic economics 运动合法性的一个证明,而且也是对其所走道路的证明。

  笔者认为,对任何社会科学学科来说,能否充溢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是其理论框架具有科学性与否的关键性标准。这也是我们发展一种对新古典主流进行替代的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它必然赞成经济学是一种实在论的科学。与新古典主流封闭系统建模的方法不同,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认为,由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选择性,社会经济领域在本体论上与自然领域所存在的重大差别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包括人类的观念与行动。正是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只能展现于处于开放系统的人类活动之中。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社会经济本体论对经济学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开放系统中,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某种现象的环境能够影响这种现象的行为,而且这种现象的形式和结构是可以变化的,因此,替代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必定是一种有关经济演化的科学,它是一种在其理论框架中能够使“新奇创生”内生化的经济学,这就是笔者之所以把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看作是经济学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一个开放与结构化的世界上,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与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这是因为,经济社会系统中的“新奇创生”必然是作为异质性个体创造性行为的结果,而观念(或偏好、知识等)的变化是个体创造性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必须对经济行为者有关性别、阶级、种族和伦理等方面的观念和意义(meaning)进行阐释,新的经济学将吸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存在的观念依赖这种解释学创见,但又避免了它把观念依赖与观念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因而它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实现了“意义”的内生化。最后,虽然人类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结构相互构成,但这两者又是相当不同的事物。使这两种相当不同的事物发生接触的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才能说明个人如何因其自身原因采取行动,同时又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新的经济学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集体主义,而赞成一种方法论的有机主义。

  对于一种能使新奇和意义内生化的新型经济学来说,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为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目的。首先,由于认识到实证主义所谓的事件规律性在经济领域中是极稀少的,因此,经济学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对有关人类实践的识别、理解和解释,即识别、理解和解释这些实践未知的条件、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所利用的意会性技能和意外的后果。其次,由此所产生的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最后,因为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实践所产生的转变是开放的,而人们实践的转变要依赖于他们对世界所持有的观念和理解。所以,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就是要通过对人们的观念和理解进行批判性解释,以推动在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作用之间所能达致的转变,这是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标签中“批判”这个术语所蕴含的意义。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家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持久动力一样,新奇惊异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但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追寻人生的意义同样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内在的要求,而不是一种额外的附加。

  我们应该指出,这种新型经济学的发展根植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范式革命”的概念并不适合,由于它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科学演化过程中的突现现象,因此,“范式转变”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概念,正因为如此,笔者就把这种新型经济学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然而,如果它能把新古典经济学从主流的地位中驱除出去,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那么,这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让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和分配,如何创造经济剩余和怎样对其进行分配是其核心问题,但在19世纪的边际革命中,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交换问题。凡勃伦在1900年发明了“新古典”这个术语用来说明马歇尔的工作与古典经济学的连续性,但莫里斯?多布却认为,把主流经济学定义为反古典的可能是更好的描述。熊彼特也对这个术语表示异议,他说,“把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理论称为新古典就像把爱因斯坦的理论称为新牛顿一样没有多大意义”。[13] 我们知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异端经济学家都声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并对此争论不休。但实际上,亚当?斯密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经济均衡和经济演化,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就分裂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一种是20世纪30 年代以后上升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但其内部又相互攻讦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

  经济学研究的这两大传统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摈弃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致力于发展一种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和给定资源条件下的最优配置的经济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更一般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真正的科学,而“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中“政治” 所代表的因素无法反映这种“客观科学”的性质,因此就用“经济学”作为学科的称谓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这个传统的术语。但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反对把经济学的范围限制的如此狭小,总的来说,他们认为,经济科学应该包括更为重要的资源创造(即如何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剩余)等问题,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被前者所摈弃的因素。如果按照笔者的这种归纳,“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作为经济科学的代名词要比“经济学”更适合。但是,经济学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关键性分歧并不在于经济科学的范围,而是对经济科学的性质存在着对立的认识。在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代表了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经济学”坚持理性最大化假说、均衡结构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使用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和非历史的方法;而“政治经济学”则反对“经济学”的上述方法,具备了或隐含地赞成笔者对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概括:满意假说、演化结构、方法论有机主义和社会历史的方法。因此,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通常并不包括新古典经济学。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已出现了一种“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方福前教授最早对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评介,他写道,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 [14]。方福前教授的这个评价很恰当,但笔者这里所提出的新政治经济学则完全建基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这些流派对理性选择理论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使我怀疑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综合实际上仍是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它无法充分展示新奇和意义内生这种研究纲领的潜力,因而无法为异端经济学从根本上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此外,笔者也不同意西方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狭窄定义:主要是研究国家和经济(市场)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为了体现这种差别,在新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英译中,笔者建议使用前缀“Neo-”而不是“New”翻译汉语的 “新”字,以表示它与古典和异端经济学的继承和创新关系。

  

  三、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

  

  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笔者所倡导的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呢?很明显,现在无法做出比较全面的概括,除了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基础外,以下三点可能是最基本的。第一,演化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式。笔者认为,目前的社会科学正处于向演化的社会科学转变之中,但这个过程才开始不久。就经济学而言,虽然马尔萨斯和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达尔文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代异端经济学许多流派的开拓者也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如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等,欧洲老制度主义者更把他们的组织命名为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但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明确地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必须转变成一种演化科学,笔者只不过是把政治经济学这种即将到来的创新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而已。

  第二,新政治经济学是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的。魏特、福斯和霍奇逊曾把新奇创生的内生化定义为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根本差别,笔者曾据此提出对演化经济学各流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15]。但通过对批判实在论更深入的思考,并受奥地利学派和汪丁丁等人[16]的启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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