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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三)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十一

更新时间:2011-11-18 11:34:45
作者: 秦晖 (进入专栏)  

  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融入(尽管是被动地融入)国际市场的反映。就前者而言,中国的逆差,反映了其孱弱的产业,完全无法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与西方工业品竞争,因而处在可悲的依附或“边缘”地位;但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此前中国的“顺差”,丝毫不反映中国的强势,只表明那时的中国开放度尚低,在工业化未起步前,仅靠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购买力,是十分可怜的。除了被诱成瘾后产生“消费刚性”的鸦片外,国人买不起什么进口商品。

  而此时的“顺差”转逆差,则体现了此种状况的改变:一方面,中国经济进一步(尽管是被迫地)开放,不但成为商品市场,而且成为吸引投资的场所;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拉动,中国的进口构成中,不仅工业品比重大增,而且与工业化有关的投资品(生产资料及原材料)的比重增加,更是明显:从1893年到1936年,中国进口商品中直接消费资料的比重,由78.6%降至42.5%,而投资品则从21.4%增至57.5%,其中生产资料从8.4%增至44.4%,机器设备从0.6%增至6.1%。还有,中国的出口仍然主要是初级产品,但由于工业化的进展,机器制成品的比重,也从1893年的2.5%,增至1903年的8.0%和1920年的8.2%(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72-73页),虽然总量仍然十分可怜,相对增长还是相当可观的。

  

  历史的先声

  

  而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也在内忧外患频仍之中,取得了艰难的增长。

  迄今为止,据多位权威学者的统计与修正值,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陈争平前引书,144-145页)。

  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笔者据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ed.),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Vol. 1, New York, White Plains: Kraus International Pub.1989. p.232所载数据推算]。

  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可资比较的是,即便按麦迪森的统计,在1820-1890年这70年间,中国的人均GDP总共只增长了17.6%,据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改革出版社1997年,109-144页数据推算)。而且,这种增长呈加速度态势:1887-1920年间,中国人均GDP每年平均增长3.55%,1920-1931年间,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5.62%(陈争平前引书,144-145页)。

  尽管横向比较,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仍然十分可怜,然而纵向对比,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说慢。还应该指出,民国经济的统计,与今天相比,尽管仍然粗略,但毕竟已经有了海关统计、农商调查等近代数据可依,比起“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三分之一”这类完全依靠间接推测的结论,要可靠得多。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按过去的看法,上述增长并不难理解:中国本来非常落后,这样的增长率,在极低的基数下,并不足奇,也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弱势。但按照现在有些人的说法,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本来就世界第一,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时期,“顺差优势”更加扩大,民国年间再有这样的增长率,中国怎么还会有落后的可能?

  中国到底曾经有一天“落后”过吗?晚清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之痛心疾首、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以图拯救的民族危机,难道根本就是庸人自扰?

  显然不能无视常识。我们只能反过来想:民国年间,这样的增长率尚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只能说明此前落后更甚!包括明清的“顺差时代”,体现的也许并不是我们的“优势”,而恰恰是劣势?

  我国历史上,汉唐宋元历来被认为是当时世界的领先国家,但与强盛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对外贸易都是“逆差”。这种“逆差”,在某种意义上,与今天的美国类似,实际上是一种“购买力优势”的反映。当时,中国的货币,由于逆差而流出海外,成为“国际货币”,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今天的美元。恰恰是在明和清前期,情况倒了过来:中国出现“消费劣势”,由于“只卖不买”,导致外银流入,这正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由盛转衰的体现。

  当然,“顺差优势”说不成立,并不等于“逆差”就是优势。甲午以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工业化启动、投资品进口,导致大量逆差,这确实是中国工业弱势、缺乏竞争力的反映。但是,与明清“消费劣势”不同的是,工业化的启动和投资的活跃,为改变弱势提供了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过来的:改革前,中国闭关自守,进口极少,一直有少量顺差,但这个时期,经济状况的糟糕,是众所周知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门户逐渐开启,乃至接着而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外贸发展加速,由于中国产业结构落后,限制了出口值;旺盛的建设需求,又导致投资品进口大增,因此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仅见的一段十多年的大逆差时代。最高的1985年一年,逆差就达149亿美元,甚至超过1949年后三十多年的顺差总和(黄建忠:《国际贸易新论:现代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探源》,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4-5页)。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大逆差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是此前那个“顺差时代”根本无法相比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时期的大逆差,与民国时期的逆差,有一点类似,即都与工业化投资拉动有关。正是在此一发展的基础上,从1990年起,我国凭借“逆差时代”投资形成的生产力和突出的低成本优势,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起飞道路,开始了迄今仍在延续的大顺差时代。

  可见,即便是在现当代的中国经济进程中,简单地说顺差时代一定就比逆差时代好,也是大谬不然。民国经济的“逆差时代”,相比甲午时的“顺差时代”,应当说是一种进步,尽管由于战争破坏,延宕了工业化,没有出现我国1990年代的那种转折,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先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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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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