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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真共和与假共和

更新时间:2011-11-16 11:04:03
作者: 林贤治 (进入专栏)  

  

  革命向何处去?革命走向共和。然而,共和的实现是如此艰难。由孙中山缔造的中国国民党发展到最后,竟至于成为革命的死敌,这是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预料不到的。

  清帝国打倒了,民国已经建立,革命向何处去?

  在各级政府中,革命派不能形成主导的力量,反而被边缘化,原来的立宪派纠合旧官僚势力,顺利地进入权力中心。孙中山和黄兴被袁世凯派去督办铁路,他以经济性事务羁限他们,使之脱离实际政治。在共和的旗帜下,革命党还能干些什么呢?建国的亢奋毕竟短暂,他们普遍感到郁闷和迷惘。最活跃的恐怕要数宋教仁,他在民初结社组党如春草怒生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国民党,并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因此,他招致暗杀。

  

  袁世凯称帝与“二次革命”

  

  如梁启超一般的“护国”英雄,唯是为了“自求树立”,争夺权位,并非出于政治道义感。

  袁世凯的野心隐藏极深,但终究要浮出水面,而且愈来愈暴露。他包围国会,废宪制宪,解散政党,禁止集会结社,完全用专制的老手段。尔后,他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反对共和,妄图恢复帝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政治学协会前任会长古德诺鼓励了他。古德诺认为,中国传统中缺乏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东西,所以,最适合的政体还是君主立宪制。杨度不失时机地鼓吹“去共和”、“求君主”,组织“筹安会”拥袁称帝。一个国家主义者与独裁政体结盟是必然的归宿。严复对于中国是否可能实行民主一直抱怀疑态度,这时,也被列为筹安会六委员之一。其实这也不足为怪,从自由主义走向保守主义,这在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中间,倒也是常见的事。

  1915年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致同意改变国体,请求袁世凯同意就任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作为总代表,于12月11日山呼万岁之后,再次提出请求。请愿书、劝进信,雪片般飞向政府。袁世凯故作姿态,表示勉强接受“民意”的推戴,13日正式宣布翌年开始他的“洪宪”王朝。此前,胡鄂公便说:“于清帝退位之时,而畀世凯以临时大总统,此非革命之自杀而何?”

  为了反对袁世凯,革命党人发起“二次革命”;称帝之后,致声讨的声浪更为浩大,护国之役随之打响。众叛亲离,千夫所指,袁世凯不到半年病死。随后,黎元洪上台,张勋复辟,政权最后落到袁世凯的忠实部属段祺瑞手中。

  在为共和所营造的“政党政治”的气氛中,原来立宪派的一批人物,在资政院时代以君宪为目标,现在君主退位,没有了目标,就又纷纷组党,如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之类,后来又合并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对抗。他们利用“共和”的新形势,推行老一套的宪政主义,其实质是反对民众参与,扼杀革命精神。梁启超作为立宪派的精神领袖,最先依附清帝,后来吹捧袁世凯,待到群起讨袁时,又站到蔡锷的护国军一边,极力攻击帝制。当时就有评论说:“护国者,所以覆袁而已。”意指如梁启超一般的“护国”英雄,唯是为了“自求树立”,争夺权位,并非出于政治道义感。在段祺瑞的内阁里,9个部长中有6个来自研究系,领导者梁启超出任财政部长。

  袁世凯之后,民国的政权基本上为北洋军阀所掌握。但从军人到政客,多年来各据一方,合纵连横,扰攘不已。孙中山总结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为甚。”又说:“今日变化,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

  

  南北分立与联省自治

  

  北洋政府申明自愿社团不得干预政治,国民党政府其实走得更远。自愿社团不能见容于所谓的民主共和政体,真是莫大的讽刺。

  民国成立之后,很快出现南北分立的局面。北方的军阀统治,往往是一个大军阀统治几个省;南方的军事集团则主张反联省统治而行之,主张各省通过立宪,先行自治,然后由立宪的各省联合起来统一中国。从国体制度来看,很有点像美国的联邦制。

  在19世纪九十年代的留学生运动中,兴起一种省籍意识,这种意识在继起的各省督抚的地方自治行动中得到加强。省籍意识缘于个人自治的民主意识,藉“省”寻求某种身份认同,以结合为政治共同体,挑战中央集权。联省自治常常被说成“地方自治”,无论作为地方精英的政治和军事策略,还是作为融地方自治与民权于一体的现代话语,在它经由湖南、四川等地提出并加以实践之后,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响应。北京和各省主要报刊展开热烈争论,此间,还曾有过大规模的集会支持。联省自治有10个省,其中浙江、四川、江苏、山东和广东五省都先后起草了省宪法。

  1923年的民国宪法,虽然避免了“联邦”或“联省”一类名词,但在国权和地方制度两章中所列举的有关中央与各省所有权限的若干条款,都有着相当明显的联邦主义特色。可以说,这部宪法本身就是“联省自治”运动的影响力的一个反映。

  青年毛泽东把省自治和激进的民主联系到一起而给予肯定,从1919年末到1920年10月,他几乎不停地起草关于湖南自治的文件和文章。李大钊也是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独秀持反对意见,他说联省自治实质上是联督割据,省宪、省议会不过是军阀的驯服工具而已。但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左翼知识分子,还有自由主义者,多半支持联省自治主张。

  不能说孙中山没有地方自治的理想,他是主张学习美国的。1911年11月1日发表“对外宣言”时,曾明确宣示今后中国要建立“联邦共和政体”。他的主张是先消灭军阀,再达致地方自治。广东军政领袖陈炯明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坚定的信仰者。1922年,孙中山与陈炯明分裂;1924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自此,联省自治运动遭到谴责。时过境迁,至今已为历史话语所遗忘。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这些国家,主权是不容分割的,而且必须集中于一种单个的中央。联邦主义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存在,它为民族国家提供了另一种范式,一个矫正物,一种“针对共和政体疾病的共和政体疗法”。在中国,民国初期的联省自治,是共和主义的产物。但是,当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作为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政治目标时,就必然倾向于中央集权,而视联省自治为危险的去中心主义、分散主义而结束其命运。

  联邦主义理论认为,政治权力及其管理机构存在于人民之中,因此,一定需要公众的参与。“共和”拉丁文为“公共事务”,含义就是公众参与。各省自治时期,城市社团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表现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公民会”曾被袁世凯政府所取缔。与传统性社团以同乡关系或行业关系为基础不同,它以居住区为基础,从城市精英向下一直渗透到一般市民。社团自治与联省自治是有联系的,或者可以说是构成后者的一部分。巴金在作品中多次写到福建和广东地区的自治团体,结局自然也是风流云散,与联省自治的命运相同。

  北洋政府申明自愿社团不得干预政治,国民党政府其实走得更远。1927年,当时还是国共两党联合执政的武汉国民政府,第一次出台《反革命治罪条例》,将“反革命”列为一种刑事罪名。三十年代,国民政府规定,人民团体的组织和活动要接受各级国民党党部的监督和指导,各级党部必须及时制止任何社团的不适当活动,必要时出动警察和军队。它通过各种法令,操纵意识形态,镇压所有有害于民国的社团。

  自愿社团不能见容于所谓的民主共和政体,真是莫大的讽刺。

  

  英美式政治理念转变为一党专政的思想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反对同盟会或国民党一党独尊。五四运动后,孙中山重组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国民党,党权高于一切。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反对同盟会或国民党一党独尊,也不赞成独尊本党的三民主义,他说:“文明各国不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进步。”宋教仁案发生后,他将国民党重组为中华革命党,将同盟会时期制订的军法、约法、宪法改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这个宪政过渡程式表明,他原来的英美式政治理念已然转变为一党专政的思想。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又重组了中国国民党。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他对列宁主义有很大的认同,他在1923年的一次党务会议上讲话强调:“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他总结苏俄经验时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在国民党的“一大”会议上,他指出:应当学习俄国,“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改组后的国民党,党权高于一切。

  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以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自命,将孙中山及其学说绝对神圣化。对此,连胡适也颇为不满,提出批评。蒋介石执行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三阶段”,从1927年起,即开始实行“训政”,但训政时间并无限定,直到1946年11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宪政才得以实行。国民大会议员85%是国民党员,宪法成了蒋介石及其政党独裁的合法化工具。

  蒋介石迁往台湾以后,仍然使用在大陆时制定的宪制,建立“党国威权政体”。1949年即行颁布戒严令,禁止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存在,剥夺人民组党的权利,以确保一党独大,“以党领政”、“以党领军”。直到1988年,台湾才终结家族式统治。蒋经国在临去世前,宣布取消长达数十年的党禁、报禁,至2000年代,首次出现政党轮替。

  革命向何处去?革命走向共和。然而,共和的实现是如此艰难。由孙中山缔造的中国国民党发展到最后,竟至于成为革命的死敌,这是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预料不到的。而共和原则的实行,又竟然以国民党,曾经作为唯一的执政党的解体或失位为前提!回顾辛亥革命一百年历史,令人感慨百端。

  美国学者林·亨特说:“法国革命是一种至高的经历。”

  克莱蒙梭在法国革命开始时,就指出:“作为解放的普遍的象征,法国大革命将永远以其深刻的意义,起到分水岭的作用:一边是试图埋葬革命以维护自身特权的人;另一边是主张建设一个公正世界的人。显然,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结束。”

  阿伦特推崇美国革命,因为它缔造了一种共和制度。但她同时指出,政治的真正目的乃是自由、革命精神、参与,以及公众幸福的存续。她说,无论哪一场革命,只要其最大任务在于创建新的政治体,那么革命精神就包含了两种看似矛盾的要素:一是稳定性,一是创造力。这种稳定性并非出于保守,恰恰相反,它惟是信守革命的初衷,巩固了公众而不仅仅是精英对公共问题的关心,确保他们有机会参与政治,因为那正是他们不可分离的命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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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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