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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

更新时间:2004-11-15 21:12:55
作者: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改革以前的“身份分层”之所以不公平,就是因为它是用先天的因素而不是靠后天的努力来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我们发展市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市场可以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场所,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争取竞争的成功。然而,在市场演进的这个第二阶段,由于利用公共权利获取市场利益现象的频繁发生,我们原来期待的市场公平却又不复存在了。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一部分社会中心群体实际上又在构筑一种“新的社会身份群体”。这种现象侵蚀着新的公平机制,这实在是历史的倒退。

  

  近来,在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关系上,中心群体占有社会资源的特征显得愈来愈突出,无论是就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比较,还是用大城市与小城镇比较、用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比较,都会发现边缘群体与中心群体的差距日益扩大。这种现象与八十年代形成强烈反差,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下级部门比上级部门有钱、小城市聚财相对而言比大城市容易、农民比工人更有生财之道、低教育的比高教育的更会赚钱(所谓“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等等)。虽然,当时边缘群体占有资源的现象也很不合理,但是,现在完全反过来,边缘群体利益严重受损,农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甚至农村凋敝,也是颇为严峻的问题。所以,在现阶段,反过来,也应特别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利益受损的情况,要特别突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建立能够覆盖社会边缘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制。

  

  五、关于社会利益群体的分析

  

  笔者曾经用四个利益群体的模式分析当前的中国社会。这里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四个利益群体,以及为什么要用这种模式分析中国社会。

  

  笔者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1]。四个利益群体观点的原型,最初是由笔者与孙立平教授、沈原博士在有关社会结构课题的讨论中共同提出的。[2]

  

  所谓特殊获益者群体,是在改革20余年中获益最大的人,比如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公司董事长、高级经理、工程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管理层、技术层等等。这些人经济收入明显高于一般人,由于收入比较隐蔽不好判断,我们只好从消费上来判断,这个群体比较突出的消费特征是购买高档轿车、购买高档住房等。其中一部分达到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水平。

  

  所谓“普通获益者群体”就是改革以来在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方面获得了明显的利益的群体。笔者过去的研究证明,中国的普通获益者群体人数非常巨大,它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干部,也有普通的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工人、农民等。许多调研都证明,多数中国城乡居民对于改革2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给予正向评价的。所以笔者认为,从物质利益的获得和受损的角度看,在中国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由众多职业和阶层构成的群体———他们通过改革是获得了利益的。这是中国改革的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在当前社会矛盾丛生、体制变迁困难重重的局面下,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还能稳步推进,多数中国人之所以还能对于改革给予认同,关键就在于有这个重要的社会基础。所以,笔者的观点是认为,普通获益者群体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集团。特别是当我们将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做对比时,就会更突出感受到普通获益者群体的重要意义。

  

  什么是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呢?前面的第一个集团和第二个集团都从改革中获得了利益,而这里的第三个集团则相反,他们在改革的现阶段利益受到了损害,所以,他们当然会对改革不满或持否定态度。其实,从绝对的客观标准看,我国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并不是生活条件最差的人,如果与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体相比、如果与中国西南西北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生活相比,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的生活状况还是要好一些的。但是,要注意,失业下岗人员从不和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相比,他们总是和城市中没有下岗的人相比较、总是和生活比较好的人相比较,同时,他们也和没下岗以前的生活相比较。这样一种心态,在理论上称作“相对剥夺感”或“相对丧失感”。

  

  社会学家默顿(R. Merton)曾用“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的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感,即关键是人们将哪一个群体视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同哪一个群体比较。从绝对的生活条件看,中国改革二十年来,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准有了很大上升,如果与二十余年前的粮油票证制度相比、与每月每人只有半斤油、一斤蛋的供应相比,今天,即使是失业下岗人员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上升。但是,今天的失业下岗人员并不是用那个时期的工人生活作参照,前面已经说过,他们也不是以农民作为参照群体。那么,谁是失业下岗人员的参照群体呢?他们往往是以未下岗的人员作为参照,他们往往是以国有企业管理者的生活作为参照。而使得许多失业下岗工人感到最为不满是,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挥霍企业的钱财,贪污腐败,一些国企经营者打着改制的旗号,转移企业资产,将原本运转较好的企业关闭,辞退大批工人,抽出资金,以参股、合资的名义、甚至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另建新厂,甚至将企业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腐败的国企管理者就成为下岗工人的参照群体,并由此引发失业下岗工人强烈的不满和相对剥夺感。近来,类似的事端在一些地方激化了失业下岗职工的矛盾,甚至引发了社会冲突。

  

  笔者还曾经用数据证明在年龄、代际的关系上,老一代人与年轻一代人比较,老一代人也有利益相对受损的现象[3]。所以,进入这种第三个集团的,年龄大的人要多一些。

  

  所谓“社会底层群体”的说法听起来不那么悦耳,但是,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社会事实。且不说中国边远山区的特困人口,就是在中国最富裕的超大城市里,我们每天都目睹着乞丐群体、制假贩假群体甚至犯罪团伙等等。在做四大群体分类时,笔者起初称之为“利益绝对受损群体”,主要是与“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相区别,后来考虑到改革以来很难说有哪一个群体一点没有获得利益,所以,想来想去还是称之为“社会底层群体”比较符合实际。

  

  从逻辑上讲,利益的获得与受损是一个过程,而底层、中层和上层是利益分化的一种结果。在此意义上,也可以将第一个群体称为上层,第二个群体称为中层,第三个群体称为中下层,这样,第四个群体就可以称为底层群体了。笔者以为,对于目前的各个社会群体之所以难以命名,恰恰反映出中国的社会群体分化还远没有形成。

  

  那么,笔者为什么采用利益群体的范式,而不用社会阶级或阶层的范式来分析呢?这主要是因为,采用利益群体范式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利益关系,笔者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分层。阶级阶层在涵义上是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地位已经相对稳定的集团。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disorganization)、“重新整和”(reintegration),因此,使用地位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概念就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经验研究中,笔者曾对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多种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社会群体出现了大范围的分化组合,很难发现稳定的阶级阶层。比如,1994年笔者研究城市国企职工,发现这是一个社会地位颇高的阶层,无论在经济地位、福利待遇、社会声威方面,国有企业职工都还是地位比较高的阶层,但是仅仅几年后,到了九十年代末再做研究时,笔者发现国企职工的地位竟一落千丈。社会结构变迁速度之快颇令本人震惊。这就迫使笔者不得不从利益结构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而使用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的概念,有一种涵义在内,就是该集团内部的构成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随时调整的。所以,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的说法比较能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现状。

  

  另外,笔者以为,改革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利益结构的调整显然会使得一些集团或群体获得利益,同时会使得另一些集团损失利益。当然,“全赢”的局面————即社会每一个集团都获得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上升————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要实现这种局面实在是太困难了。当前的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养老金体制、失业保障体制的改革,几乎每一项改革都难免会损伤一些人的利益。为使得改革顺利进行,我们就必须分析,这样的改革究竟对于哪一部分人群有利,对于哪一部分人群不利。为使得我国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我们就应做到使改革措施尽量能够对于更多的人有益。

  

  采用四个利益群体的分析范式,如何评价新近的变化,以及如何预测未来的趋势呢?笔者试以中国进入WTO为例,分析一下各群体利益格局的变化。

  

  首先,随着国际上的一些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互相挖人才的人才大战竞争中,会引起一部分高水平管理者和专业技术者的薪金水平脱颖而出,与国际薪金水平看齐,这样会扩大少数群体与多数职工薪金的差距。

  

  其次,正规劳动力市场与非正轨劳动力市场的鸿沟会更为明显。WTO强调的是经营管理的国际标准,而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只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才有能力向国际标准看齐,在诸如劳动法、劳动条件等方面,大多数中小企业、乡镇企业都远远不具备基本条件。因此,我国的多数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只能作为非正规就业市场。所以,在工资待遇、福利保障等方面,正规劳动力市场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分化会比较突出。

  

  再其次,就业与失业指标会成为区分中下层群体与底层群体之间的分水岭。目前有迹象显示,我国由前一阶段的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失业、下岗队伍,其构成发生变化。由于就业机会的相对短缺,中青年人的失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最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进入底层群体的概率变得更高。在上述正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分化的情况下,流入城市的农民,几乎全体被排斥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而处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队伍里。即使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他们也不占有优势,就业的激烈竞争,会造成城市中人数更多的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

  

  六、对于社会精英群体的分析

  

  所谓“精英”是社会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指社会中的有杰出才能者。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规模很小的群体。虽然精英群体人数很少,但是,其能量巨大,特别是政治精英,往往对于全社会甚至对于一个时代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精英人物,特别是政治精英人物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尤为巨大。这可能是因为自秦以来的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体制造成政府具有超强的管理功能,并由此形成了具有深厚根基的精英文化所致。

  

  笔者认为,任何社会的精英群体都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这就是精英配置、精英循环与精英互换的问题。下面试对于我国改革以来处理这三个问题的方式做一分析。

  

  笔者所谓“精英配置”,是指社会不同类型精英群体的比例关系。任何社会都有三种基本的精英群体,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三种精英的数量比例需要有一定的配置,三种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以无限制地扩张。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政治精英群体过于强大,相比较之下,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就显得十分弱小。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精英群体充斥于市,而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鲜有所闻。改革以来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开始突出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的重要作用,比如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召开了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提高技术精英的社会地位。改革以来也比较强调培育企业家——经济精英的队伍。长期以来,由于政企不分的体制,使得我国的经济精英只能隐藏在政治精英的队伍里面,或者说政治精英完全取代了经济精英。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积极推进政企脱钩的改革,一部分经济精英开始离开政府的卵翼。此外,在十余年的市场演戏中,多种经济成分的体制也开始造就了国营企业董事长、经理、民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企业承包人、外企高级雇员等一批经济精英人物。九十年代末,政府精简机构,也迫使一批过去的政治精英不得不转入经济精英的队伍。经济精英队伍的扩大,显然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精英队伍的,一部分转入经济精英的干部,由于不擅长企业经营,使得企业走向衰败,这样的人就应该被淘汰出局。这就遇到了精英循环的问题。

  

  所谓精英循环是指精英群体的继承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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