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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

更新时间:2004-11-15 21:12:55
作者: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历史上中华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就一直很强。因此,目前的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很大的压力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与改革前相比,老百姓承受压力的能力大大增强,对于贫富差距显示出了相当高的容忍度。

  

  当然,今后十几年,如果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笔者以为,那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总之,上述的事实证明,在现阶段,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完全消除财富分配的不均等现象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呢?

  

  社会学认为,上升流动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推进社会中的上升流动。改革20年来,我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上升,这就是最好的上升流动。所以,一方面,虽然人们的经济差距拉大了,但是,另一方面,多数人的生活都有了改善,这就会抵消因差距拉大而造成的不满。笔者曾经与美国UCLA的D. Treiman 教授进行数据上的对比,我们在中国大陆和东欧地区询问了同样的问题,即问与十年前的生活相比,您认为您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结果,中国的数据显示,86.1%的城乡居民认为,生活水平上升了。然而,对于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的调研证明,平均59.0%的居民认为生活水平下降了。经济生活水平的上升,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当然,这也对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任务,即我们一定要保持住相当水平的经济增长率。这也就是说,只要“蛋糕”做得足够大,使得多数人都能够从中获得一定的利益,社会也就会相对稳定。

  

  除了经济水平的上升以外,上升流动也还有多种途径。比如,因产业升级而实现的上升流动,在这方面,中国目前有很好的契机。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产业演进的基本规律是从初级产业向高级产业演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演进。产业演进的结果使得职业结构变迁。农业劳动者转变为工业劳动者,蓝领劳动者转变为白领劳动者。我国目前正处在上述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演进的关键时刻,城乡居民会因为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升级而实现地位的上升,而且,此种变迁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职业地位的上升,会增加该上升群体的社会认同感。所以,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是一种社会稳定的良药,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安全阀(political safety-valve)之一。

  

  当然,社会地位的上升可以体现为诸多方面,决不仅仅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例如,政治地位的上升也是一种有利于稳定的渠道。比如,我们常常进行的评选“五好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及先进党员、团员等等。社会学研究证明,政治地位的上升会伴随着人们对于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参见下文关于政治分层问题的讨论)

  

  与之相对应,社会学的研究也证明,社会地位的下降往往造成该群体对社会主导制度的疏离和不满。所以,在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上,我们应多多关注地位下降的群体。比如,下岗职工、因天灾人祸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农民等等。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的措施,尽量缓冲地位下降的不利后果。

  

  三、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

  

  正如上文所述,改革二十余年来,我国居民的财产收入的差距明显扩大了。然而,为什么如上文所说的,老百姓对于贫富差距也表现出了相当高的容忍度呢?为了解释此种现象,笔者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观点。

  

  笔者以为,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简单地就是差距迅速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政治分层差距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补偿或平衡的作用。

  

  所以,应该分清改革以前和以后社会分层内容的重大区别,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分层十分明显,政治不平等和政治歧视均比较严重。在市场引入以后,政治差别缩小了,但人们之间经济上的差别明显扩大,因此,取代政治不平等的是经济不平等。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分层差别一直就比较大,无论它体现为政治的不平等还是经济的不平等。

  

  由此,笔者曾经提出,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深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只不过是它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分层本质上是人群之间的关系和人群占有资源的关系,当资源十分有限时,人群之间的关系必然十分紧张,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就必然较高,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差距就比较大。这种较大的差距既可以表现为经济方面的较大差距,也可以表现为政治方面的较大差距。从这一视角看,改革以来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更紧张,而是有所宽松。改革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社会物质资源总量在迅速增长。因此,仅从有限资源会导致人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看,造成人群紧张关系的因素已有所减少。从实际生活看,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已有所缓和。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政治分层方面。因此,仅从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就论证中国社会总体不平等程度上升,这有明显的缺陷。今日中国毕竟已消除了那种大规模的、具有明显政治歧视的政治分层现象,这对于缓和群体冲突、整和群体利益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全面地评价社会不平等的状况,还是应该承认,不平等也有下降的这个方面。

  

  理解政治分层的意义和补偿作用,不仅可以解释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容忍度,而且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手段,调整社会地位,缓和社会矛盾。

  

  四、社会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

  

  当我们比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人群的利益关系时,会发现,社会上的两个重要群体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迁。笔者所说的两个重要的群体就是“社会中心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

  

  中国自秦以来始终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群体的关系可以用一系列同心圆的结构来比拟。处在同心圆中心位置的,笔者称之为“中心群体”(或“核心群体”),处在外围的同心圆笔者称之为“边缘群体”。例如,中国高级干部是典型的核心群体,而农民则是典型的边缘群体。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资源的垄断与集中化程度相当高,由于社会资源常常是由中央统一调配的,因此,越是接近于中心的群体,就越容易获得资源。比如,政府管理者、重要的专业技术群体等,他们与中心区域接近,因此更容易获取资源。同样,如果用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比较,城市居民更接近于中心,城里人所获资源显然高于农村人。如果用大城市与小城镇比较,大城市更接近于中心,大城市居民所获得的资源大大高于小城镇居民。如果用级别高的大单位与级别低的小单位比,级别高的大单位更接近于中心,小单位则更接近于边缘。总之,中心和边缘是个相对概念,对比任何两个阶层,都可以发现,哪一个更接近与中心区域,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

  

  笔者曾提出,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明显地分成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大批的体力劳动者迅速地参与到了市场经济中来,而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却并不明显。体力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后,立即从市场经济中获得了利益,这一点比较充分地体现在改革初期农民收入的大幅度上升和工人奖金的大幅度提高上。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以及脑力劳动者聚集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还远远没有进入市场经济,因而脑力劳动者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的利益也就很少。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在获利上的这一多一少,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脑体倒挂。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上,一方面从理性上和理论上他们是支持改革的,但另一方面从经济利益上看,他们却并没有从市场经济的改革中获得较多的利益,如果与在这一阶段获利较多的体力劳动者比,甚至有被相对剥夺的感觉。因此,如果从本节所阐述的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两阶段的理论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在这一阶段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很大的不满,在这种不满情绪的背后确实有着很强的经济动因。相反体力劳动者对于这一阶段的改革却持基本的满意态度,这显然也是经济利益使然。

  

  在第二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业等的范围,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也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科研机构由过去的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转轨为自己拉项目、自负盈亏的企业经营单位,教育由过去的全额国家负担转轨为普遍收费制度,文化单位迅速地走上了商业经营道路,医院在市场经济中也大大地提高了收费标准。上述变迁使知识分子群体在收入分配中明显受益,而体力劳动者在这种竞争中却处于明显的劣势。再加上近年来国营企业亏损、停产、半停产的比例愈来愈高,企业中技术人才已大量流失,剩下来的已大多是技术水平不高的体力劳动工人,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已成为工薪层的底层。脑力劳动高于体力劳动的情况也因此而更为突出。这种状况从本质上看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作为上述经济利益调整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明显感到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已大大平息,而与此相对应,工人、农民中的不满情绪却有很大上升。因此,在目前这一阶段,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焦点是集中在工人和农民身上,特别是集中在那些停产、半停产企业的工人和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农民身上。

  

  进一步的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在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社会群体参与市场经济的步骤和速度是不一致的。社会地位较低的边缘群体是最先进入到市场经济中来的,而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进入市场经济的速度则明显低于前者。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第一,在制度变迁中,社会中心群体往往在原体制中享有较多的利益,这样他们如果脱离原体制而进入到新体制中来就会丧失在原体制中的很多利益,因此这种利益上的患得患失阻止了他们较快地进入到市场经济中来。相反,对于社会边缘群体来说,他们在原体制中本来就仅享有较低的利益,因而,当制度变迁发生时,他们很容易脱离原体制而进入新的体制,并且迅速地享有了新体制所带来的利益。而当制度变迁达到一定程度,当新体制所带来的利益愈来愈明显、当旧体制愈来愈难以维持时,过去的那些社会中心群体才会愈来愈多地进入到新的体制中来。第二,从价值观念上看,干部、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中心群体,较多地受到原体制思想体系的熏陶和束缚,在社会变迁中不容易一下子摆脱原来的思想体系而进入到新的观念体系中来,思想体系的变迁需要有一个缓冲的过程。相反,体力劳动者作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受到原体制思想体系的熏陶和束缚本来就较弱,当具有吸引力的新体系出现时,他们很容易就摆脱原来的体系而进入到新的体系中来了。因此在80年代,当广大知识分子还在义正词严地进行“义、利之辩”、还在讨论该不该下海挣大钱时,广大的体力劳动者早已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来了。当然,知识分子由于在知识、信息、技术、社会联系等众多方面明显地占有优势,因而他们虽然在参与市场经济的阶段上迟了一些,但凭借这些优势却又在第二阶段后来者居上。

  

  社会中心群体进入市场的社会后果有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从正向作用看,我国一度存在的“脑体倒挂”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从全社会的分配看,高技术、高新产业以及高教育、高素质等因素在财富分配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同时,它也影响了“精英”的配置,即出现了“政治精英”队伍缩小、“经济精英”队伍扩大的局面(参见下文关于精英的分析)。这也应看作是正向的变化。

  

  但是,社会中心群体进入市场的负向作用也是很严重的。随着社会中心群体进入市场,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机会大大高于市场转型的第一阶段。很多社会中心群体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利牟取“小集团”的或个人的私利,在一些干部、一些执掌种种权力的政府官员、一部分接近权力关系的专业人员中,贪污、腐败、侵吞国家财产的问题已经变得相当严重。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公共财产通过各种渠道被转化进私人的“腰包”。近一段时间,“白领犯罪”问题凸现,如此等等。因此,在这一阶段,尤应注意防范权钱交易的腐败问题。

  

  本文一开始说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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