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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话说社会分层

更新时间:2004-11-15 21:11:20
作者: 李培林 (进入专栏)  

  而比较共同的看法是,要全面地把握社会分层的状况,要使用比较综合的标准,而不是单一的标准,这样人们就设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体系,产生了很多测量和分析的模型。

  

  不过,为了简化社会分层的方法,现在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倾向于把“职业”看作包涵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的标准。

  

  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把资源占有作为基本维度,并附之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的测量,也比较容易与“常识”衔接,为一般人所接受。我在地摊上曾买到一本《当代民谣》,辑者是一个叫“鲁文”的人,他说明代有杨慎辑的《古今谣》,清代有杜文澜辑的《古谣谚》一百卷,所以他现在要编辑这本“褒贬时风、议论时政、抨击时弊”的《当代民谣》。他在书中辑录了民间流传的各种把人群分成三六九等的顺口溜,多数都是饭桌上的谈资和话语作料,但这些社会分层顺口溜的共同特征,也都是把职业和消费特征作为分层的标准。

  

  四、知识技能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

  

  在社会分层的各种要素中,虽然经济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仍然是基础的要素,但知识技能的作用具有快速增长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所决定的:

  

  首先,知识技能的更新大大加快。比如,中国人非常注意书法,书法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艺术。过去的文秘人员,首先要字写得好。小学生从小就要练习写大仿、写硬笔。字写得工整、漂亮,是一种有学问、有正规教育基础的重要象征符号。但是,电脑的快速发展,办公自动化的实现,使字写得好的价值贬值了,一个称职的文秘人员,首先要熟练电脑的操作。我到美国的一个工会调查时,他们给我看他们的一幅宣传漫画,画上一边是工人,另一边是机器,中间是一条狗。我看不懂,问中间这条狗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这条狗就是电脑,它阻挡了很多传统产业工人操作机器的道路。所以说,知识技能的更新,可以产生很多新的职业,但也会淘汰很多职业。我小的时候,家门口外经常响起“磨剪子抢菜刀”的喊声,似乎那是生活的一抹色彩,但现在再也听不到了,似乎它伴随着一个时代过去了。知识技能的快速更新换代,使过去的一些稳定的职业阶层发生了分化,一些人跟上了竞争和变化的步伐,职业地位升迁了,但也有一些人从过去的中心被甩到边缘。

  

  其次,知识技能的收益期大大缩短。过去人们社会升迁的路,大体都是一样的,首先是小学、中学、大学的读下来,然后慢慢地在工作中积累经验。日本的企业过去盛行年功序列制度,共有20多个台阶,让你一辈子都爬不完。现在情况不同了,很多人似乎可以超越传统的社会升迁轨道,大学生满脑子都是皮尔·盖茨,“创业”成了比“求职”更有气魄和抱负的象征词。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想不通,过去他们大学毕业后要在筒子楼里熬十几年,可如今小年轻的,大学一毕业,找个公司干干,日子过得就那么滋润,又是蹦迪又是卡拉OK,还老是想着“跳槽”,论工作态度似乎一代不如一代,怎么挣钱就一代胜过一代。其实他们想不通的地方,恰恰是变化了地方。新型知识技能的收益期比传统知识技能的收益期大大缩短。

  

  第三,知识技能的获益能力大大增强。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时代度过的,我脑子里的“资本家”形象,是巴尔扎克的小说给塑造的:就是没有多少文化、做梦都是发财、擅于算计钻营、还吝啬抠门、临死都舍不得点两根灯心草的那种人。现在上大街,满眼都是“私有企业主”了,不过他们的形象,还在建构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主第一批主要来源于进城农民、城市待业人员和个体户,第二批主要来源于国有单位“下海”的人员,第三批主要来源于转制的中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领导人以及工人,第四批主要来源于投资创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据调查统计,目前的私营企业主中,有43.4%来源于国家企事业单位干部,17.4%来源于个体户,14.2%来源于工业和服务业工人,10.5%来源于专业技术人员,9.3%来源于农民,还有5.2%来源于其他职业人员。现在的博士、硕士下海创业经商,成了一种时尚,还美其名曰当个现代的“知本家”,影响的那些从底层成长起的“资本家”,也千方百计地去弄个野鸡大学的文凭或正牌大学的野鸡文凭。但不管怎么说,知识技能日益成为一种地位和品位的象征符号。

  

  五、生活的圈子

  

  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圈子,是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的一个挑战。因为各种社会分层理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东西,如共同的经济社会地位,共同的利益需求、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行为取向或共同的消费品位等等。但在现实中,传统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有时可能更多地受其生活圈子的影响,而不是受人们为其划定的社会阶层的影响。

  

  我们生活的社会,实际上也是由各种社会圈子构成。如衡量个人现代性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生活半径的大小。一个传统的农民,可能一生的生活半径也就是方圆几十公里,一生交往的人数就是几百人。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每一项进步,都在扩展着生活半径。互联网的产生,把世界变成一个“村落”,饭后到街坊邻居家聊天,被E-Mail通讯和网上的聊天室取代。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传统可以被更新,但无法被消除。一些表面看起来的裂变,仍然具有深层的延续性。人们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平地起高楼,但却很难在废墟上构建历史。现实社会的生活网络,除了阶级阶层和地位群体之外,还有各种社会圈子,如血缘圈、亲缘圈、姻缘圈、宗缘圈、地缘圈、族缘圈、义缘圈、语缘圈、单位业缘圈、教缘圈等等。这些社会圈子,互相交叉叠垒,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和观念取向。有时圈内人和圈外人之间的行为和观念的差异,远比阶层之间的差异要大。

  

  社会学近些年来对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村进城民工的研究表明,尽管过去下岗职工比进城民工生活在一个更加“现代”的社会网络中,但在求职找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同样也是主要依赖亲友网络的帮助。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城民工,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四川、湖南、江西等省的一些偏僻乡村,往往是几个年轻人出来闯世界,最后通过亲友网络带出了一村人。传统的社会圈子,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打破着各种传统的社会圈子,但在现实中各种社会圈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我有一个课题在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城中村”,这种都市里的村庄的住宅都是由7-8层的楼房组成,原村民几百人,但现在居住了几万人,在这样的社区中,“有村籍者”和“无村籍者”之间的区分,似乎远比按其他标准进行的区分更加根本。

  

  现代社会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了,同一阶级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差异,所以社会分层理论也要完善和发展,不能排斥按其他方法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六、社会整合与社会公正

  

  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目前正处于一种复杂的结构化过程中。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转变时期,伴随着劳动分工的细致化和现代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阶层,大量的农民转化为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处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各种经济成分比重变动很大,新的社会分层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很多社会阶层都出现过渡性特征,阶层意识的变化也很大;此外,中国发展的地域之间差异和城乡之间差异非常突出,后工业化社会的分层特征、工业化社会的分层特征和农业社会的分层特征同时并存。大学里的计算机专业比的是谁设计的软件好,车间流水线上比的是谁的技术好,乡村刚起步的个体户比的是谁的豆腐点的好。

  

  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目前社会分层结构的特殊性。它既不同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分层结构化过程,也不同于苏东国家转变时期的分层结构化过程,还不同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增长时期的分层结构化过程。

  

  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动中,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都多样化了,社会整合的难度也明显增加了。

  

  比如,过去主要依靠单位制整合社会,包括机关单位制、企业单位制、村社单位制等,几乎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单位来管理。一个脱离了单位的人,似乎就是脱离了正常生活的人。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单位的福利保障功能逐步社会化了,后勤服务功能逐步市场化了,住房也基本自有化了,越来越多的人在非单位制的组织和社区里工作和生活,社区在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逐步替代单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主要供给者。但是,有些政府部门,对什么是真正的社区,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他们只习惯于单位的领导和被领导的体制,而不知道如何建立有效的低成本的社区自治体制,又在试图把社区变成新的单位。

  

  再比如,过去人们习惯于不管什么事,都是一种社会政策,俗称“一刀切”。为了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希望粮食增产,就要求全国的农民都保证粮食种植,结果是砍树、烧荒以增加耕地面积,种粮再不挣钱也必须种,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民,为了应付,都是象征性的种植,根本不问收获。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也一样,重点减轻哪一部分农民的负担,社会政策要有针对性,要有国家财政的配套措施,否则要么是负担减不下来,要么是减下来后乡镇干部和乡村小学教师发不出工资。

  

  现在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其实关键的问题不是初始差距大不大,而是对初始差距有没有调节能力和这种差距是否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

  

  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情况下,要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整合的一项重要原则,高高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 )原则的建立,是基于各社会阶层利益协调的共同价值认同,它不同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平等”(equality),也不同于市场条件下承认禀赋差别的机会公平(equity),它是市场竞争之上维护共同生活的更高的原则,通过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救助和扶持弱势群体,是它的题中应有之意。

  

  社会的发展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和测量的。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我们可以把GDP的增长作为增长的指标。从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角度,也可以把绿色GDP的增长作为衡量的指标。社会公正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从社会公正原则的角度看,“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底层”是坚持社会公正、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七、社会流动与中国梦

  

  社会流动可以区分为复制式社会流动和替代式社会流动,只有从替代式社会流动中,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分层结构。

  

  中国的民间,有一种关于复制式社会流动的说法: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电视里前不久曾播放过一个记者采访一个传统牧区的牧童:“你为什么放羊?”“挣钱呗!”“挣钱干什么?”“以后娶媳妇。”“为什么娶媳妇?”“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这种子承父业的“生命周期”,反映的是一种复制型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结构,它的背后,其实有一个身份体制的问题。

  

  当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另一种关于替代式社会流动的说法:即“富不过三代”。这也可以被称为“家族盛衰循环定律”。对此“定律”的道德解释是,富家子弟多半是纨绔子弟,是败家子,其实这并非是普遍真实的,因为人力资本的家庭再生产假设更容易得到证实。从继承制度上对此“定律”进行解释似乎更加可信:中国传统的家庭财产继承制度与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也与中国的皇位继承制完全不同,它不是聚集财产和权力的“长子继承制”,而是分散财富和权力的“兄弟分家制”。这种“兄弟分家制”的功能类似于现代国家的“遗产税”,似乎是一种国家的设计,它不允许一个家族的力量无限扩大,可以与皇权和国家抗衡。对于家族的盛衰来说,创业人去世后的“分家”,往往成为产生内隙、内讧和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在现代一些家族企业悲壮的盛衰史上,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一“定律”在起作用。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富不过三代”是特指没有官位身份的商人阶层,它所反映的恰恰是身份社会为维护复制式社会流动而对精英替代的限制。

  

  在过去传统的社会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改变社会地位的梦想,都通过“白马王子和灰姑娘”式的故事,隐喻地表达出来。总希望上天降一个机会,使自己不再受家庭、身份、财产、地位的限制,走出复制式的生命轮回。当梦想一再破碎,谋求变化的道路受阻,愤怒就开始积聚,因而假身“孙悟空”或“梁山泊好汉”什么的,把个天庭和现存社会秩序打个稀吧乱,倾泻心中的不平和愤懑。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替代式社会流动明显加快了,改变了过去那种一个人在同一个单位里,甚至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一辈子的状况。过去看报纸,不管是什么领域,都是一些老面孔,你三年不看报,还能接着看,唯一有点精英替代性的,也就是体育领域。现在不同了,不仅报纸上不断报道一些新的领域,而且不断有新的面孔出现,特别是象竞争非常激烈、技术更新很快的信息网络产业之类的领域,如果三年不看报,精英人物全换了。

  

  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中,社会流动的增强,特别是普遍的向上流动趋势的形成,具有化解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的重要作用。社会阶层心态的研究告诉我们,人们比较的参照体系,除了临近的阶层,更直接的是他们的过去。进城民工的生活景况,总体上可能并不如城市下岗职工,但他们向上流动的趋势,塑造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而老工业基地的城市下岗职工,如果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则更容易产生对过去的怀旧和对“献了终身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不满。所以说,给人们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建立一种使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和诚信经营可以向上流动的机制,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希望。

  

  俗话说“流水不腐”。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增加了社会的活力,使每个人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更加具有效率。这种社会运行机制将使人们建立起一种信念,即每个人通过自己的知识学习、技能培养、工作努力和机会选择,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生命轨迹,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这就是我们要塑造的“中国梦”。有梦想的一代,才是有希望和有未来的一代。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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